企业进入与就业增长

摘 要：

笔者利用1997年～2011年中国房地产业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的当期对就业增长产生较强的正向效应；（2）以后各期既产生正向效应，也产生负向效应，总体上来看正向效应较强，显示出较高的间接供给效应；（3）从长期来看，其影响效应近似呈U形特征，在第4或第5期影响效应最小。此结论与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的现状相吻合。

关键词：企业进入；就业增长；系统GMM

企业进入与就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产业组织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企业进入如何影响就业增长蕴含着重要的政策含义：是鼓励企业进入还是扶持在位企业？就企业进入影响就业增长的内在机制而言，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会产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因此，新企业进入一个行业后，不仅短期影响就业增长，还具有长期影响效应，既可能产生正向效应，也可能产生负向效应。从长期来看，将会改善行业的供给条件，提高行业的供给能力，推动行业的就业增长。

经验研究也表明，不同行业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而且发现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动态变化过程。众多的研究已开始使用企业进入的滞后变量来解释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滞后效应（Audretsch et al，2001；Acs et al，2003）。关于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或不同样本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相同。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房地产业开始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肖可砾，2012）。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使房地产企业大量进入，1997年中国房地产企业共21286家，至2011年已增至88419家，房地产业企业的进入影响房地产业就业增长，中国房地产业年平均就业人数也从1997年的683217人，增长到2011年的2256964人。显然，房地产业企业进入拉动了中国房地产业就业增长，但就其长期效应来说并不明确，其作用机制也并不明朗。鉴于此，本文将构建中国房地产业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此进行实证研究。

一、中国房地产业企业进入与就业增长

1998年国家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启动房地产政策，以刺激需求拉动增长。199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停止福利分房制度，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大大激活了低迷数年的房地产市场，推动了房地产业成为一支“新兴产业”。积极鼓励的政策催生大量房地产业企业进入该行业，房地产业企业的进入不仅带来了直接的就业增长还带来了间接的就业增长，表现为房地产业企业进入后的各期对就业产生增长效应。由于房地产业兼有消费与投资两大功能，房地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与投机需求使房地产价格飙升，为稳定房地产价格，2005年3月国家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2007年，以稳定房价为诉求的房地产调控进一步深化。但是2008年本来在前期调控政策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房地产投资迅速减少，许多企业退出楼市，房地产就业也有所下降。然而，在调控效果刚刚显现时，为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2009年以后政策再次松动，中国房地产市场迅速地由萧条转变为繁荣，这时房地产业企业进入呈现上升的势头，房地产业就业有所上升。

1997年～2011年中国房地产企业个数与房地产业就业人数及其增长率变动轨迹反映了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状况以及房地产业就业状况，从一个侧面也折射了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使然与宏观调控。

总体来看，1997年～2011年中国房地产业企业个数和就业人数均呈上升趋势变化。1997年～2011年中国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率与就业增长率也呈相同趋势变化，其中，2004年和2008年房地产企业进入处于相对较高水准，就业增长率也较高；而在2005年和2009年二者均处于低速增长期。可见，我国房地产企业进入与就业增长与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密切相关，当国家采取抑制房地产发展的政策时，房地产企业进入和就业增长均呈下降趋势，当放松房地产发展时，企业进入和就业增长就会呈增长趋势变化。理论上来说，不同行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企业进入对于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不尽相同，对饱和型的行业来说，新企业进入往往导致已有企业的退出，对就业的影响较小。相反，对成长型的行业来说，企业进入会导致就业的增加。从房地产业发展的阶段性上来看，我国房地产业当属后者，从时间变化趋势上的分析也表明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确实拉动了房地产业就业的增长。

此外，中国房地产业企业进入与就业状况也具有鲜明的地区差异，如表1所示。处于东部地区的各省份企业个数与就业人数多高于中西部地区各省份企业个数与就业人数，相对来说企业进入率和就业增长率却较低。如属于东部的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和浙江地区，年均企业个数均超过3000家，年均就业人数上海为8.64万人、江苏为8.78万人、浙江为6.58万人；而企业进入率和就业增长率上海分别只有7.02%和0.67%、江苏分别为10.92%和8.56%、浙江分别为10.47%和8%。而处于西部地区的、云南、内蒙古、青海和新疆等地区企业个数和就业人数均较少，反而企业进入率和就业增长率较高。可见，虽然我国各地区的房地产业统一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运作，房地产市场的供给、需求和房地产价值的体现可以突破房地产不可移动的局限性，使各地区的房地产业的发展趋同。但是，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程度、自然资源禀赋、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却会影响房地产业的发展程度，同时，房地产产品的不可移动性和房地产产品消费的地域性，使得房地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从我国各地区年均企业进入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的企业进入与就业增长之间均呈明显的正向关系。

二、实证研究

（一）模型与方法

首先，企业进入不仅当期对就业增长产生影响，而且企业进入后的各期也会影响就业增长，当期的影响主要是直接效应在起作用，而进入后各期的影响主要是间接供给效应在起作用。Audretsch等（2001）对OECD国家的研究、Acs等（2003）对美国的研究、Fritsch等（2004）对德国的研究以及Carod等（2008）对西班牙的研究等都使用了滞后变量来解释滞后效应。Fritsch等（2004）选择最长滞后期为10期， Carod等（2008）选择最长滞后期为7期。滞后期的选择，过短不能反映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长期影响，过长又会受到观测值较少的限制，因此滞后期的选择是基于经验的而非理论的。本文选择了不同的滞后期进行回归，然后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确定滞后期阶数为9阶。

其次，每一期企业的进入对于就业增长的影响只是代表着新信息的作用，而包含就业增长的滞后变量却蕴含着企业进入影响就业增长的历史信息，同样这些历史信息也影响着当期的就业增长。添加就业增长的滞后变量连同企业进入的当期和滞后变量可以完整地反映企业进入的信息和历史信息对当期就业增长的影响。

再次，由于房地产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地区差异性，房地产业企业进入不仅在时间维度，也在地区维度影响房地产业就业增长。

因此，为考察中国房地产业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经济效应，本文计量模型设立为

式（1）中i表示省、市、自治区的横截面单元，t表示时期年，EC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期的就业增长率，NRE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期的企业进入率，p表示企业进入率的滞后阶数，μit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国家宏观调控与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就业的影响，控制变量设定为地区经济增长率gdprateit。鉴于房地产业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不可观测的省、市、自治区单位的个体效应ηi。模型采用包含一阶滞后被解释变量ECit-1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ηi可能和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相关而产生内生性，致使标准的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可能不一致。所以，本文采用两步系统GMM对模型进行估计。

（二）变量与数据

1.企业进入率。在房地产市场上有企业进入也会有企业退出，不仅企业进入影响就业增长，企业退出也会影响就业增长，因此本文选择企业净进入率来衡量企业进入，计算公式为

NREit=（Entriesit/Entriesit-1-1）×100% （2）

其中，Entries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期的企业总数，房地产业每年都有企业进入和退出，两期相减可知该行业内每年的企业净进入数，NRE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期的企业进入率。

2.就业增长率。用房地产就业增长率来衡量房地产就业增长，计算公式为

ECit=（Empit/Empit-1-1）×100% （3）

其中，Emp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期的就业总数，EC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期的就业增长率。

本文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1997～2012）。

（三）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两步系统GMM对模型进行估计，同时对比一步系统GMM和一步、两步差分GMM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见表2。从4种方法的估计结果来看，除估计系数的大小存在差异外，影响效应基本一致。而根据检验残差的序列相关性的AR（1）和AR（2）检验以及判断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检验结果来看，两步系统GMM估计结果更为有效。选择两步系统GMM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如模型A4。回归结果显示，企业进入当期对就业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从长期来看，在以后各期除滞后第5、6期外各期也均显示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率可以拉动房地产业就业增长。从长期影响的变化轨迹来看，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呈递减，至最低点后，又呈增加趋势变化，在滞后5期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达到最低点。

分析表明：（1）中国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的当期对就业增长产生较强的正向影响，说明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直接产生的正向就业增长效应较为明显。（2）企业进入后各期既产生正向效应也产生负向效应，总体来看正向效应较强，显示出房地产业企业进入后在房地产业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房地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与创新、房地产业产品的多样性或房屋质量的改进等方面产生了间接供给效应，拉动就业增长，房地产业的间接供给效应比较明显。（3）从长期来看，企业进入滞后4或5期对就业的影响效应最低，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近似呈U形特征。

这种结果与Van Stel等（2003）、Fritsch等（2004）、Baptista等 （2005）、Carod等（2008）研究的结论具有相似性，但不尽相同。Van Stel等（2003）同时检验了英国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影响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对短期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的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在20世纪80年代二者不相关，而到90年代以后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产生这种现象的一种合理解释是英国对“企业”采取政策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英国对企业采取的政策从增加企业数量为导向转向提高企业质量为导向，对企业采取的政策变化引起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产生变化。而对长期效应的检验结果发现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呈倒U形特征，企业进入的初期正向效应较小，并呈递增趋势，4.5年后达到最高点后呈下降趋势，9年后对就业产生的效应渐于消失。Fritsch等（2004）的研究也证实了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同时产生正向和负向效应，并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进入对就业影响的间接效应要显著大于直接效应，在企业进入后的第8年正向效应达到最高点。 Carod等（2008）对西班牙制造业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的分析与Fritsch等（2004）的研究结果极为相似，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开始具有较高的正向效应，而后这种正向效应开始下降，甚至出现负向影响，在影响效应处于最低时，又开始呈正向影响，然后仍会产生负向影响，整体效应大致呈倒S形特征。而Baptista等（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进入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呈U形特征。从中国房地产企业进入与就业增长数据的两步系统GMM估计的结果来看，其结果与 Carod等（2008）和Baptista等（2005）的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而不同于Van Stel等（2003）的研究结果。

另外，4种结果还一致显示，前期就业增长对当期就业增长呈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地区就业增长具有趋同的特性。而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就业增长产生负向影响或影响效应并不显著，根据两步系统GMM估计的结果可见，经济增长率并不显著影响就业增长，一方面经济增长虽然可以推动就业增长，但另一方面，国家逆风向行使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抑制房地产企业进入减少就业增长。

（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利用两步系统GMM估计对企业进入与就业增长数据进行了包含各滞后期企业进入率的模型进行分离回归。表3报告了包含企业进入率的最大滞后阶数为9期模型的分离回归结果。分离回归和整体回归相比较，就系数而言，除滞后4、5和6期的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方向不一样外，其余各期均相同，表明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分离回归的结果支持整体回归的结论，这些系数部分反映了不同时期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当期有个较高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为0.467，以后4期正向效应下降，在滞后4、6和7期还产生了负向影响，而后第8期和第9期又产生相对较高的正向影响。基于以上结果，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房地产业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正向效应较为明显，这与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现实相吻合。整个1997年至2011年间国家对于房地产业采取的政策上来看多是积极的鼓励政策，积极的鼓励政策促使房地产业企业进入推动就业增长。

三、结语

本文以中国房地产业为例对企业进入影响就业增长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的当期对就业增长产生较强的正向影响。（2）企业进入后各期既产生正向效应也产生负向效应，总体来看正向效应较强，房地产业的间接供给效应十分显著。（3）从长期来看，企业进入滞后4或5期对就业的影响效应最低，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近似呈U形特征。此实证结论与1997年～2011年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的现状相吻合，1997年以来中国曾把房地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来发展，确实对就业产生增长效应，1997年～2011年这一期间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现实表明这种增长效应与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因此，国家对于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的鼓励政策，从就业增长的经济效应来说具有合理性。但与此同时房地产业也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房地产业的发展还存在房价过高、投机性强等因素也影响人民的居住和生活。所以，国家在鼓励房地产业发展发挥其经济功能时也要处理好其社会功能。

我们的分析表明，鼓励企业进入的政策选择不仅短期能够推动就业增长，从长期来看，还可以推动行业的创新和行业增加值的增长，提高行业的供给能力，促进就业增长。因此，政府应完善市场选择机制，推动市场公平竞争，更多的资源应提供给那些能够推动就业增长的新企业的形成，而不是流向无效率的在位企业。此外，分析房地产业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经济效应，也为国家培育新兴产业提供借鉴经验，发展一种新兴产业，政府在政策支持上应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