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内地大学之不同

香港与内地，大学大不同

香港高校师仿英美大学，实行正宗学分制。在香港，校园和社会的界限非常模糊。被内地学生一致好评的是香港大学中的“问责机制”，每年6万港币的学费不是白交的。

“学分制”这种说法，内地高校与香港高校皆有，区别在于，对于内地高校来说，这真的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课程表会在开学的时候发到个人手中，选修课纯属点缀。课程仍然在主旋律下进行，想弄个副修或者转个专业，难如登天。

而香港高校师仿英美大学，实行正宗学分制。简单说来，只要上课时间不冲突，你一个学期上多少门课都没有问题，腾出一整年来实习或者旅游都可以。选课的自由度和课程的可选范围也大得多。在这样的制度设置中，你的专业生涯可能随时发生变奏，转专业易如反掌。所以常听说有人从生物转去学法律，或者学金融的辅修了艺术。

这样的客观后果就是，“班级”这样的建制彻底不存在了，而专业与年级的概念也被大大淡化。你会经常与不同专业(甚至跨文理)不同年级(甚至研究生)的人一起上同一门课。课堂里、宿舍中、考场上，举目四望皆是陌生人，与内地相比，少了一点轰轰烈烈，多了一丝鱼龙混杂的感受。

伴随变奏的自由而生的，是对自己负责的痛苦。香港高校学费昂贵，折合到每一次课(通常一次课为三小时)的费用大约是600元～800元，打个小盹的代价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当然，这钱绝不仅仅是花在那三个小时的课堂上的。香港高校的学习过程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绝对会“痛苦”得让所有人都备感“物超所值”。在内地大多数高校里，一门课通常就由一两次考试或者一两篇论文决定，一咬牙一闭眼，再难熬都过去了。但是香港高校考核制度设计之细密(见TIPS-1)，就像一架庞大得你看不懂操作规则的机器，进了学校就像被看不见的扳手当成了齿轮拧在了传动链上，一切都只能随着这机器轰轰隆隆学海无涯苦作舟了。

小组作业永远是香港无涯学海的主旋律。三五个同学要共同完成一个通常包括主题甄选、数据收集、问卷设计、调查采访、数据分析、图像和视频的采集与编辑、幻灯制作、现场演示、报告整合等环节的庞杂项目(该流程通常为商科学生作业所采用)，工作量匪夷所思，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分工与合作更是巨大难题。于是香港大学生的一天通常就由上课与“倾Pro”(倾=粤语的讨论，Pro=“Project”=小组作业)组成。

香港高校的另一变奏曲，是源源不断的实习与交换。香港部分高校的暑假实在长得变态――四个月的暑假，怎么打发？学校不仅会安排大量暑期课程供学生选择(通常是各类小语种的学习班)，还有大量的在公司实习、去海外游学以及领袖训练计划的机会提供――几乎没有人会闲着，几乎没有一天能闲着。

如果这还不够补充你的大学生活，别着急，还有交换生。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在欧美学习生活，这种在内地需要挤破头才能争得的机会，在香港高校里俯拾皆是。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每年有400多个各种不同时间长度的国际交流名额提供给本科生，与180多所著名的海内外学府开展学生交换计划，其中包括哈佛、耶鲁、康奈尔等世界顶级大学。香港大学、科技大学每年的学生交换计划也都不少于400个名额。

调查显示，这正是内地学子选择香港的最重要原因――81.7%的人看重香港的大学更为全球化的背景。国际化背景带来了多元文化，各种不同肤色、国籍的老师、同学频繁地出现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于是，全英文教学成为这里的必然。

在香港，除了香港中文大学使用“两文三语”进行教学(两文=中文+英文，三语=英语+粤语+普通话)，其余高校都施行全英文教学。教材、讲课、作业、论文以及与老师私底下的交流都要求全部使用英语。对于老师来说这没什么难度――香港几乎所有的大学教授都具备欧美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学位。而大学生毕业之前也必须通过雅思考试。于是香港大学生花在玩抒情、装忧郁、上甲课干乙事等事上的时间自然也少了许多。这样学下来，扎实是扎实，却也少了几分大学校园应有的惬意与诗意。

TIPS-1：

20% 某指定书目的书评报告(15页，全英文写作)

20% 随堂测验 (共三次，考试内容从厚达800页的全英阅读材料中选取)50% 小组作业 (每组5个人)； 其中20% 堂上演示 (演讲与幻灯片演示，其中20分钟演示，10分钟答问)； 另外30% 学期论文 (25页，全英文写作)10% 课堂参与及出勤 (网上论坛的讨论和课堂上的发言)

注：最后得分若采取“Live

Curve”(动态曲线)方式，总分再高，也只有前10%的人能拿A。若采取静态方式，那就是90分以上才能拿A，考89分哪怕是第一名也无济于事。

――摘自香港中文大学某门研究生课程的课程提纲

文化：象牙塔VS试炼厂

大学男生趿着拖鞋、拎着破包往图书馆神游而去，大学女生在清晨的湖边默默朗读的情景，直到今天，还依然是中国内地高校的代表性风景。无论商业浪潮怎样席卷象牙塔，象牙塔始终是象牙塔；无论毕业就失业的命题多么严峻，内地的大学生，仍然愿意带着理想主义的自尊和高傲，和社会保持矜持的距离，尽管所剩不多。

香港的大学则不然。在香港的校园里，随处可以看见西装革履、鞋跟尖尖的白领男女们，他们不是师兄师姐，他们很可能只是大一大二的小朋友，为了一次“上庄”、一个presentation、或者一个High-table Dinner，把自己装点得和社会零距离――抱歉使用了这么多洋文，在香港的大学文化里，这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住Hall几啊？我在Hall六”、“我在读French的Course”、“这是我们的friend”、“今天我们Lab的人集体出去relax”、“你book了房间没”。

相比内地大学高尚封闭的象牙塔形象，香港的大学，一切都是为你走进社会作准备，这里的校园文化，更像是务实开放的试炼厂。

在香港，校园和社会的界限非常模糊。这首先表现在地理上。沿袭了英美传统的香港校园，通常都没有围墙。例如香港大学，走在薄扶林山道上，你基本上很难辨清，依山而建的房子，哪些是居民楼，哪些是港大的校舍。

而在心理概念上，由于大学里没有班级的概念，大家为选了同一门课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课毕猢狲散；宿舍也不是安排的，而是自己根据价钱、条件申请，就像住宾馆一样，尽管舍堂(宿舍楼)会有各种活动，但半年一租的房子会让你不断变换室友。没有哪种牢固的集体关系会持续三年(香港现有学制是本科三年，不过即将改为四年学制)。

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社团。不比从属于各种党团委的残疾社团，香港的大学社团、俱乐部绝大部分从属于学生会，而学生会，则是直接在香港特区政府注册的社团组织，财政、管理、运营均独立于学校，并且可以对学校管理层形成制衡。

以香港大学学生会为例，这个学生会自从1945年开始，就是一个只对香港政府负责的独立社团。他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每个会员每年缴纳的100元港币会费，以及日常的经营投资。学生会有2000万资产用于投资，每年投资回报大约有200万。他们有自己的大楼，并用这些资金开设自己的复印中心、合作社、雇佣8个全职员工，交付独立的电费，以及支持下属104个社团。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惊心动魄？这些大学生，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的社团。因为工作繁忙，一个学生会主席和两个副主席，都可以申请休学一年，专门料理学生会事务，并拿一定的工资。

如果你知道，2000年香港大学的校长曾因为学生会的抗议和弹劾下台；如果你知道，研究生每年多了十几天的假期、校园里的便宜巴士、新的咖啡馆可以因为学生会的提议增加，而一个让人讨厌的舍监(相当于宿舍主管)、学中医学生的英文考试可以在学生会的要求中消失――你可能会明白，自由民主的香港，在大学试炼厂里，就已经诞生了。

来自南京大学、现在港大就读计算机博士的陆恒是香港大学研究生会的主席。他领导的这个社团与学生会拥有一样的权力，就是在学校的决策委员会里，占有一个至两个席位，对各类决策拥有支持权和否决权。作为来自内地的学生，陆恒说能深入参与香港的大学社团是一件幸事：“你会很快了解这个社会的体系、规则”，他最喜欢的，则是这里社团的“独立性”。

试炼厂文化的另一典型特点，就是社团的“上庄”。“庄”的概念，有点类似于政治上所说的“内阁”，“上庄”即是“内阁竞选”。香港的大学社团选举都采用这种方法，由一个领导组阁，以内阁整体参与竞选，每次换届，就是从会长到各部长的全部阁员大换血。前文所提到的白领男女们，就是当学生变身阁员、外出拉票的典型装扮。如果你能在九月十月来到香港的大学校园，可能经常会遇见课室门口、餐厅门口、教学楼门口乱蹦乱跳冲你说“Morning!”“A Happy Day!”的一群职业装男女，这就是“庄”在拉票了。课间，你甚至可以看见一些“庄”别出心裁地在教学楼道里大跳“小新舞”，或者上演超短话剧，穿正式的衣服化奇怪的妆，吸引你的注意和选票。

竞选的真意可能在孩子的搞怪里给掩埋了，但搞怪也需要管理能力，吸引眼球也是为了依赖民主，这样一想，香港的大学试炼厂，还真让人跃跃欲试。

服务：你是上帝VS我是上帝

从内地来香港城市大学交换的学生Connie告诉我们，初到香港校园，印象最深的，不是英文教学、不是学生社团，而是问路！

“我晚来了一天，没有赶上新生会，那天是周六，学生事务处关门了。我站在校园里真的很迷茫，不知道该找谁，因为没有班级，宿舍也是自己定的，离校园很远，据说要坐车。”Connie说她提着箱子很无奈地向一个负责车辆进出闸门的保安问路，没想到，这个保安立刻放下手头一切，四处帮她打电话。电话打到学生事务处，没人接，然后打到宿舍楼，又没人接。Connie说，就惊讶地看着这个毫不熟悉学校事务的保安一通电话，居然找到了她未来宿舍的舍监，舍监在电话里详细地给她指路，又在她到达的时候在楼下迎接，还给了她一个“warm hug”。

Connie讲起半年前的事情依然感慨万千。许多在香港的内地学生，都有同样的感慨。“这里的学生简直是上帝，太幸福了！”浸会大学三年级的内地生Vincent说。

很不厚道地设想另一个情景：办某事，找A，A说不归我们管，你找B；找到B，B很不耐烦：我们不知道，你找C；汗流浃背跑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C处，C笑眯眯地说，这事儿我们不管，还得A管――有没有崩溃但却似曾相识的感觉？

香港的大学，被内地学生一致好评的是他们的“问责机制”，姑且这样叫，意思就是在学校管理部门中，只要学生有事儿找你，你不能不管，即使不归你管，你也得帮他找一个具体的负责人出来，交到他手里，你的任务才算完成。而香港的大学行政机构设置之严密，权责之明晰，本身也规避了学生站立校园、茫然四顾却心下凄凉的可能性。尽管没有固定的集体制度，每个本科学生却都有配备导师，实在茫然四顾了，哪怕失恋了，打电话给导师吧，他会管你的。

香港的服务是公认的出色，大学里的教育服务也是一脉相承。在香港大学，国际标准泳池全天免费向学生开放，体育场馆只需要一张准入证，也随时对所有校友开放。学生的医疗保险很健全，基本上全部报销。但是，态度良好归良好，服务毕竟不是白给的。

要不，内地在香港读书的本科生，每年6万港币的学费，难道白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