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何以成就大学传奇

摘 要：后发大学相对于先发大学而言具有与生俱来的后发优势。香港科技大学运用其后发优势，通过引进世界一流学术人才，移植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制度，模仿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高起点、高占位，定位世界一流，在学习、模仿世界一流大学中积聚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短短20余年创造了大学发展史上的奇迹，引起高教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后发大学的楷模。

关键词：香港科技大学；模仿；后发优势；世界一流大学

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转型腾飞，香港急需建立一所大学孕育创新意念、创造高新科技，培育科学家、工程技术和商业管理人才，推动香港社会迈进知识时代，香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港科大）应运而生。它于1986年初筹建，1991年正式挂牌成立。这所几乎没有“历史”的“新生代”大学，初出茅庐便蜚声海内外，成就大学传奇。早在2004年，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强中高居第42位，为50强中最年轻的大学。2011年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强中位于第40位，2011年在《QS亚洲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前200强亚洲大学排名中位于第1位，2012年又蝉联亚洲第一。在人们的观念里，一所大学若没有上百年的积淀，不可能成为名校，然而，年未弱冠的港科大却创造了奇迹，令世界高教界震惊和赞叹，也促使我们深入探寻其快速发展的奥秘。它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内何以后来居上、屡创先河？他们究竟采取了何种发展战略？本文从后发优势的视角，总结、分析他们成功的经验，探寻他们走过的发展道路，对内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后发优势的内涵

后发优势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是由美国经济史家格申克龙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的。他认为，工业化前提的差异将影响其后的发展进程，相对落后的程度越大，其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些国家得益于因为落后而天然形成的一种“后发优势”。[1]也就是说，后发国家由于其所处的后发地位能够带来特殊的益处，这一益处是先发国家所不具有，后发国家也不能自己通过自身的努力加以创造，而完全是与其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落后本身的优势。[2]格申克龙首次从理论高度提出了后发国家相对于先发国家而言存在着更快的发展速度的可能性，具有赶上乃至超过先发国家的可能性，为后发国家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路径。19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也验证了后发优势的客观性。

在格申克龙之后，国际上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之进行长期、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非常富有意义的成果，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后发优势理论。伯利兹、克鲁格曼等在格申克龙后发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蛙跳”模型。他们认为，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可能会因为技术惯性而被锁定在某一范围内，发生较小幅度的变化，后进国家可以直接选择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从而超过先进国家。[3]“蛙跳”模型为后进国家迅速实现赶超提供一个具体路径和实施策略。是不是只要处于后进状态就一定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呢？阿伯拉莫维茨认为，后发优势并不是一种现实优势，而仅仅是一种潜在优势，要将“潜在”转变为“现实”，需要一定的“社会能力”才能实现。这种社会能力，主要是指通过教育等形成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与其说是处于一般性的落后状态，不如说是处于技术落后但社会进步的状态，才使一个国家具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潜力。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没有一般的、普适的经济追赶战略，必须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能力、教育水平都不是作为前提条件，而是在缩小技术差距，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提高的。依笔者看来，社会能力虽然是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基础，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一国经济落后，该国社会能力都较弱，经济增长和“社会能力”提高相互促进应该是一般规律。但也有例外，比如一个发达国家内不同地区、一个发达地区不同行业或者部门，社会处于先进状态，总体社会能力较强，仅仅是该地区、行业或者部门发展较晚，在这种情况下，后发优势更容易得到发挥。下文讨论的港科大的发展即是如此。

二、发挥后发优势，高起点、高占位，定位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

像后发国家一样，后发大学也有缘于后发优势而存在的发展机遇，尤其是新建大学，它们可以认为是后发大学的一个特例，其仅仅是因为新建而处于后发地位，其竞争优势的形成并不一定要像传统大学那样，走渐进式发展道路，在原始基础上缓慢累积、生长，可以发挥其后发优势，高起点，高定位，实现跨越式发展。考察大学发展史，后发大学尤其是新建大学超越先发大学是有先例可循的。从大学群体来看，德国大学整体建校较晚，相对于意、法、英等国的大学来说，无疑是后发大学，在19世纪超越意、法、英等国，成为世界大学的楷模，引领世界大学发展百余年；20世纪以后，美国大学又创造了超越德国大学的奇迹，成为世界大学的新贵，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国大学效法的榜样。就大学个体而言，相对于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18世纪创办的哥根廷大学无疑是新建大学，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实现成功超越；19世纪初德国创办的柏林大学相对于哥根廷大学、海德堡大学、哈勒大学也是一所新建大学，又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了赶超；美国大学的后起之秀更是不胜枚举。这些新大学为什么能较快地超越具有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积淀的老大学？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后发大学或新建大学发挥其后发优势。综合起来看，一是后发大学或者新建大学对大学办学规律的认识比先发大学在开始探索时的认识要深刻、丰富得多，通过借鉴、吸收先发大学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可以跳越它们必经的发展阶段，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引进、模仿和学习他们的先进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和管理制度，“在干中学”，减少其发展的试错成本。二是先发大学的发展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经过数百年艰苦曲折的探索，形成符合大学发展的办学思想、办学模式和管理制度，这些成熟、完善的思想、模式与制度存在外溢效应，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属于公共产品，后发大学可以利用派遣留学生、研修、考察，甚至人才引进等方式，学习、引进他们先进的办学思想、办学模式和管理制度，减少自己探索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三是通过引进高水平师资、学科带头人、学术领军人才，组建研究团队，迅速攻占科学发展前沿，通过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学校的竞争优势和影响力。

港科大1991年正式招生，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后发大学，一张白纸，如何描绘？愿景很重要。起点高低，决定着未来的发展。它的发展既不是像传统大学那样一切从零开始按部就班地逐渐积累和自然进化，也不是以香港地区高等教育水平为基准，而是利用其后发优势，自创校起就瞄准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以世界一流大学的主流理念和标准，包容、善用世界各国大学的先进经验，既兼顾香港社会现状，又着眼香港社会未来发展，同时放眼世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占位发展，定位为建设一所不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致力为香港地区服务的高等学府，其目标就是办成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他们通过“宏大的愿景，再加上坚定的努力”[4]创造了港科大今天这样的奇迹。

怎样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将港科大建成世界级研究型大学呢？首先是他们充分认识到在办好世界一流大学的因素中，人才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正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从大学发展史上看，新大学的崛起不无与其人才战略有关。18世纪闵希豪生创办哥根廷大学时，哥根廷只是一个偏僻的小城镇，生活条件远不如维也纳和慕尼黑，也缺乏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历史魅力，但哥根廷大学仰仗其一流的师资而声誉远播，著名的教授有哲学和物理学家霍尔曼、古典语和考古学家格斯纳、医学家赛格纳和哈勒、法学家皮特、古典语教授海涅、生理学家和比较解剖学家布鲁门巴赫、数学家高斯，等等。相对于哥根廷大学，柏林大学也是后来者，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最先考虑的是聘请一流师资，在他的力主下，聘请了施莱尔马赫、萨维尼、胡费兰德、费希特、沃尔夫、尼布尔、塔埃尔等著名学者，唯一使洪堡未能如愿的是没能请到哥根廷大学具有“数学之王”称号的高斯。然而，上述学者足以使柏林大学能够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相媲美。

港科大的成功也是如此。一是遴选优秀创校校长吴家玮，为港科大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他是首位领导美国重点大学的华人，在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期间，把该大学发展为顶尖级大学。他不仅带来先进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而且在他的影响下，许多杰出海外学人返港贡献所长。其中包括航空学和结构力学专家陈介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钱致榕、马里兰大学植物学和生物技术专家孔宪铎等等。二是吴家玮校长深知一流人才对一所新大学发展的价值，利用白手起家没有历史包袱的优势，对选聘的人才定位高水平、国际化，采取用顶尖的人才吸引顶尖的人才的战略。为此，港科大主动出击，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设立了国际性的教师招聘处，吴家玮校长也亲自出马，一次次三顾茅庐，挖掘人才。建立一套严格的招聘制度，选聘过程秉承高度开放、公平的原则，应聘者必须通过校、院、系三级招聘委员会的层层筛选，保证招聘最优秀的学者。当时有人戏说，在学术界有了成就的华人，都让港科大找上了门，凡是没有被找上门的，都自问是否学术上有欠缺。[5]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更是邀请了1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作为学术顾问，为进一步提升学校实力、学术水准积聚能量。港科大近500名教师来自世界各地，各级教授全部拥有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大部分教授在北美研究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或从事教研工作，实现了吴家玮校长当初制定的目标。这些精英学者的加盟，使港科大在创办初期就声名鹤起，取得了世界同行公认的学术地位，使港科大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具备了与世界级学府相抗衡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由他们形成的群体优势吸引了更多资深学者的加盟。资深学者们又致力延揽最优秀的研究生，从而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

第二，确定重点研究领域，集中力量攻占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取得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学校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目标，它们都很重要，但学校的资金不够、能力有限，因此在确定学校发展方向时必须找出自己的比较优势，用有限的资源发展自己的强项。[6]港科大依据自身的使命和资源有限的实际条件，没有把规模大、学科全作为追求目标，而是选择了小而精的特色发展战略。在创校初期研究领域的选择上，本着“对香港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起到作用，对中国有贡献；能找到、请得起该学科或者专业的一流学者来带头；找得到足够的经费，养得起这么一组科研人员”[7]以及“在精选的领域里，走在世界前沿，而不是样样都争第一”的原则，仅设理、工、工商管理、人文社会科学4个学院和霍英东研究院①。重点推进文、理、工、商4个学科，精选香港社会和经济发展所急需，同时又具有时代性、挑战性、前瞻性和深远国际影响的纳米科技，生物科学及生物技术，电子学、无线通讯及资讯科技，能源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工商管理教育及研究等5个热门研究领域，举全校之力，聚焦上述研究领域，攻占国际学术前沿阵地。经过艰苦卓绝地努力，港科大在上述领域取得了引起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从学科排名上已经得到充分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2011年《QS亚洲大学排名》亚州前100强自然科学大学排名中位居第15 位，亚州前100强生命科学和医学大学排名中位居第15位；在工程学领域，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前100 强计算机科学大学排名中位居第21位，位列大中华区之冠，《QS亚洲大学排名》世界前100 强工程及资讯科技大学排名中位居第22 位，位列香港之冠；在工商管理领域，《金融时报》2009、2010、2011连续3年全球 EMBA课程排名中位居第1位，2001年《金融时报》在MBA课程全球排名中位居第6位，位列大中华区之冠；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100所社会科学大学排名中位居第52-57位，位列大中华区之冠，《QS亚洲大学排名》亚洲前100强大学人文学大学排名中位居第48位。[8]短短的20余年，港科大在科学、工程学、工商管理学、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成就辉煌，举世注目，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学。

三、采取模仿战略，在学习、模仿中积聚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后发优势本质上是一种学习优势，它比之于原始创新更能达到立竿见影之效，而且风险小、成本低、速度快、时间短、效益高。因此，后发大学通过向先发大学学习，可以创造比先发大学更快的发展速度，以更低的成本、更短的时间，迅速缩小与先进大学的差距，从而实现对它们的追赶和超越。同时，后发大学在学习、模仿过程中，不断积累办学经验，逐步培育和创新办学理念，创建自己的办学特色，最终实现由学习模仿向自主办学、特色发展的跨越。

从大学起源上讲，世界大学有来自于欧洲的共同历史渊源，有关大学的性质的一些基本设想、学习模式、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一些要素等，均具有共同的基础，它们的机构模式和准则也具有某种一致性。[9]大学这种办学规律的一致性、普适性，也使大学间的模仿成为可能。港科大作为一所新建大学，其发展没有因循先发大学的发展道路，而是首先移植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制度，引进世界顶尖级学术大师，模仿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高层次定位，高起点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大学发展历史上，大学之间的模仿也是一直存在的，已经成为后发大学尤其是新建大学快速发展普遍采用的方法与策略。英国大学的建立缘于1167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和法兰西国王菲利普二世发生的争执，英国学者被迫离开法国，大批学生汇集牛津，于1168年以巴黎大学为榜样建立牛津大学。德国大学较之于意大利、法国、英格兰和西班牙等国大学，起步较晚，在国际学术“谱系”中无疑处于边缘位置，但德国大学后来居上。德国在创办大学之前就对巴黎大学顶礼膜拜，青年才俊络绎不绝地赴巴黎求学。14世纪中期以后，德国仿照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创办布拉格大学、维也纳大学和海德堡大学，聘请毕业于巴黎大学、曾两任巴黎大学校长的英根担任海德堡大学第一任校长。可以说，早期海德堡大学几乎完全是巴黎大学的翻版，如海德堡大学最初的文件曾规定，将完全按照巴黎大学的法规和管理方法对海德堡大学进行组建、领导和管理。[10]即使是在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之后，德国人并没有妄自尊大，为了使高等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工业发展，19世纪60年代，取法法国巴黎多科性工艺学院，创办高等技术学院，为本国训练企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对德国工业和经济的突飞猛进做出贡献。德国学者鲍尔生教授这样说，德国学习邻邦时间之长久和钻研之勤奋，非其他任何欧洲国家所能及。

美国和德国虽同属高等教育的后进之邦，但与德国相比，美国的高等教育更显稚嫩。在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的学院和大学还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殖民地，大学从形式到内容大多是欧洲大学的移植，很少有自己的创造。然而，正是没有历史传统的美国，在仅仅半个世纪里，又创造了高等教育史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奇迹，超过英、法、德诸国，执世界大学之牛耳。那么，美国大学后来者居上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其原因也在于虚心向别国学习，它曾经历了模仿英国，研习法国，效法德国的过程。它最早的哈佛学院完全是以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为模板建立起来的，东部地区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常春藤大学也都深受英国大学的影响。1776年独立建国后，在法国启蒙哲学和民主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先后创建了纽约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1800年以后，美国大学又以德国大学为师，汲取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精神、科研和教学并重的理念、研究生教育体制以及“习明纳”教学方法，确立大学研究功能，注重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迅速提高了美国传统英式文理学院的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使美国出现了一批名副其实的大学，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标志着美国有了一所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代表德国大学形式的高等学府。不仅吉尔曼校长本人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而且其最早的53名教授和讲师中，绝大多数在德国学习过，有13人获得德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它因此被认为设在美国的柏林大学。[11]除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外，还有许多大学校长在德国留学，如密歇根大学校长塔潘、安吉尔，康奈尔大学第一任校长怀特，耶鲁大学校长波特、小德怀特，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明尼苏达大学校长福威尔，克拉克大学第一任校长霍尔，威斯康辛大学校长亚当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纳德、巴特勒，等等。他们在德国研究型大学留学的经历，使他们谙知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与管理体制，在办学实践中模仿、践行，如艾略特领导哈佛大学将德国式的大学结构放在原有的英国式学院之上，吉尔曼领导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霍尔领导的克拉克大学创办独立的研究生院，都将重心放在研究生教育和高深知识的创造上，把教学和创造性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成就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群的崛起和辉煌。

港科大的崛起也复制了这条发展道路，它可以说是一所模仿美国一流大学创办的大学。以制度而言，它是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制度为蓝本，为了使制度移植更具适切性，他们选取了在美国大学排名中处于前50位的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作为制度参考，设计学校管理运作体制的基本架构。具体来看，一是仿行西方大学通行的董事会治理、教授治校、学术自治的大学制度，设董事会、顾问委员会和教务委员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二是克隆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治校”学术管理制度，明确提出“教授是学校的灵魂”，教授通过教务委员会参与对学校事务的管理。以办学模式而论，它模仿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学模式，这所大学最显著的特色就在于它坚持规模不在乎有多大，学科不在乎有多全，而在乎有多强的理念，重点选择有限学科“小而精”的办学模式，定位于发展前沿科学，虽然它的规模没有其他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大、学科数也没有其他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多，著名的《时代》杂志甚至评论说，“加州理工学院的国际影响与其规模远不相称”。但它却创造了骄人的成就，一直保持在世界顶尖级大学行列。港科大学习、借鉴它的办学经验，集中精力、资源，重点发展有限学科和领域，力求使这些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此外，它通过引进美国大学高级管理人才，组建管理团队，迅速提高大学管理水平。创校校长吴家玮在中国留美学生中第一位被聘为美国大学校长，具有领导、管理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副校长王佑曾在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位被美国总统聘为科技顾问；理学院院长、学术副校长张立刚是被授予5个不同院士荣衔之一的留学生；副校长孔宪铎曾任马里兰大学副校长；首位策划及协调处主任、后升任为学术协理副校长的杜家磊，他来港前曾在夏威夷大学担任要职。他们不仅是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学术领袖，而且办学经验丰富，谙知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思想、教育理念与管理制度，创校时就可以充分借鉴先进大学的办学经验，港科大也因此可以认为是“留学生创办的大学”。

港科大的迅速崛起表明，吸收、借鉴作为整个人类文明成果的现代大学理念和现代大学制度，使其得以切切实实地贯彻和实现，是办好一所新大学的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经过前人几百年探索出来的、具有共性特点的、规律性的“大学之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历史赋予后发大学尤其新建大学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认真仿效。一所年轻的大学只要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严格按照国际教育惯例和规则办学、治校，是完全可以实现后来居上、青胜于蓝的“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

四、结语

港科大虽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一所著名研究型大学，但从上述分析看，它本质上是模仿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后发优势的结果。从理念到制度，从办学思想到办学模式，从学术管理到人才培养，无不留下美国大学的印迹，从港科大的快速崛起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通过模仿也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内地大学强调办学特色无可后非，但首要的是，要按照大学规律来办大学，严格遵循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和人才培养的规律，其中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核心理念是必须坚持的，它们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所谓办学特色，也是将世界各国成功的办学经验与本国大学结合起来，进行本土化再造，既不是亦步亦趋地照抄照搬，也不是另起炉灶。避开大学办学基本规律讲特色，无异于只追求形式而忽略本质。那种徒有其表而无其里的办学特色是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

需要强调的是，模仿总是存在“最后最小的差距”，通过模仿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追赶样板，缩小差距，但要实现超越，必须进行创新。德国大学对意、法、英等国大学的超越，美国大学对德国大学的超越，无不是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结果。港科大虽然已是世界名校，但与世界顶尖级大学还有一定的距离，要成为世界最杰出大学，还需要在模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大学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创新大学办学理念，积聚办学优势，创建办学特色，不断突破局限，开创新风，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成就卓越。惟有如此，才可以不断超越，最终实现对西方先进大学的超越。

注释：

①朱经武校长说，成立霍英东研究院是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引发的，20世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成立，使得欧洲的学术重镇转移到了美国。他希望香港科大高等研究院成为下一个世界学术中心。见周文福的文章《神奇背后——访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大家，2007，（11）：22-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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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将.后发优势的实现何以可能——基于后发优势研究框架的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2009，（5）：102-106.

[4]周文福.神奇背后——访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J].大家，2007，（11）：22-26.

[5]计林，徐晶晶.教育无界 行无疆——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教育国际化探访[J].上海教育，2010，（7）：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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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家玮.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76.

[8]香港科技大学的奖项与排名 [EB/OL].香港科技大学，http：//www.ust.hk/gb/about/ranking.htm.

[9]菲利普·G·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19.

[10]杨萌恩.海德堡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16.

[11]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