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香港会叫香港?

时间:2022-05-09 02:30:30

《蝙蝠侠:黑夜之神》电影尾段,从内地来港的丹丹的画外音问:“为什么香港会叫香港?”昔日制香的香港,如今高耸入云的IFC,在烟雾弥漫之中也真似一支祭港的香。

地标,常常是我们认识或想象一个城市的切入点。你可能未去过纽约,但接收过帝国大厦的影像。你或者还未踏足巴黎,但已“见过”罗浮宫、埃菲尔铁塔。在这意义上,地标,与其说是地理上的坐标,不如说是建筑物因其外貌形态、文化历史、象征意义等,自身成为一个标记。建筑物地标有不同种类,古堡、教堂、纪念碑、雕塑、摩天大楼、大桥、废墟、墓园等等。有的地标是本土的,当地人熟悉,但未必吸引外来者注意。有的经历史淘洗或从一开始就被打造成城市的亲善大使似的,它们的存在,某程度上就宣扬着那个城市的性格。香港地方不大,但地标不少,一篇文章不能尽说,让我说说一些可堪挤入全球性行列、表现着当代城市特性的香港地标。

香港第一高楼的竞赛

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人惯常称为“国金”或IFC(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的缩写),代表“中环价值”的建筑化身。都说摩天大楼是高度资本主义的欲望图腾,隐含勃发的象征意义,19世纪发轫于芝加哥、纽约等大都会,上世纪90年代蔓延至亚洲――吉隆坡双子塔、上海金贸大楼、台北101大楼等,争相竞逐亚洲乃至世界第一高楼的美誉。

若把视点放在香港,摩天大楼的历史可回溯至1973年中环康乐大厦(今怡和大厦)的落成,楼高52层,以其独特的圆窗设计见称,富现代主义统一简约的美感,70年代曾经是香港乃至东南亚最高的建筑物(如果看电影,我会提议你找SARS抗疫短片《1:99》中陈可辛拍的《2003春天的回忆》那段来看)。不过,“一山还有一山高,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句谚语,用来说摩天大楼也可。“亚洲第一高楼”地位,8年后由楼高66层的合和中心替代,圆柱形建筑仿若一支直立半空的香烟,又像胡应湘的合和实业在湾仔插下的一支旗杆。顶层的旋转餐厅曾经是一处旅游胜地,居高临下俯瞰城市的视野,成了城市人消费的项目之一。随后,香港第一高楼,大致还是中环和湾仔梅花间竹像打乒乓般你来我往――1989年的中银大厦(中环)、1992年的中环广场(不要被名字蛊惑,它位于湾仔北),形态亦越发千奇百怪:中银大厦状若镰刀;中环广场立面平削顶端呈三角形,最突出的是深夜会转换色调,在LED盛行之前,只此一家。2003年,中环又夺回“一哥”之位,突破400米天际线的IFC第二期正式落成,一柱擎天直插维港天空,打风日子风摇雨落,不知道在此工作的人会否忽然感觉“高处不胜寒”,要问问天天在这里出入但快要卸任的金管局总裁任志刚。

香港摩天大楼也许不像纽约帝国大厦与King Kong一样风靡万千影迷,但好莱坞片《蝙蝠侠:黑夜之神》(Barman:The Dark Knight)来港取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也看中了我们的IFC,陈冠希因此有机会在大制作中亮相5秒扮大楼保安,更重要的是高谭市(Gotham)从此在夜中环找到了东方的镜像。如果好莱坞不是你那杯茶,港片《旺角黑夜》你可看过?电影尾段从内地来港的丹丹(张柏芝)的画外音问:“为什么香港会叫香港?”,镜头接到维港远景,字幕上的答案是:“昔日,香港制‘香’,故名为香港”。高耸入云的IFC,在烟雾弥漫之中也真似一支祭港的香。悲绝吗?是的,请体谅导演尔冬升,那可是SARS肆虐,人心滑入低谷之时。而且,撇开时间性,盛极中掩映衰颓,由来如是。《圣经》中有巴别塔,而我也想到,在塔罗牌中,高塔,本来就代表毁灭的意思。

国际建筑大师的实验场

以名建筑师建立城市品牌、树立国际形象,北京奥运给我们来了一次大示范。这方面,香港的经验一点不浅。知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第三航站楼操刀设计之前,早在香港国际机场创下战绩。回归前香港国际机场有“玫瑰园计划”之称,引起过中英争拗,后来1998年7月6日一夜变天,机场由启德搬到赤(鱼)角,多年来屡被国际机构评为世界最佳机场,本身已成地标之一。当然,根据另一位知名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的“通属城市”(Generic City)理论,大都市膨胀使城市的可辨识性越来越低,其别见于机场的相似性。或者我们暂且放下机场,但福斯特为香港留下的另一地标――中环汇丰总行,则不得不说。

大师有大师大刀阔斧的气魄。1985年11月落成的汇丰总行,一改以往石屎(粤语,水泥之意)深严的教堂式设计,以钢、铝及玻璃为主要材料,仿效巴黎蓬皮杜中心将管道、支架一一外露,开香港后现代解构风格之先。更重要的是它把中堂挖空的“去中心化”,将私人地方开放予平民使用,打造资本主义开放民主的一面。汇丰总行落成时毁誉参半,但多年来其地面广场,每逢假日便成外藉佣工的集会之地,人流跟建筑空间的融合,已成城中独有的景观。多年后福斯特在一个访问中这样说:“对物主来说,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它也是一条让行人由一处通往另一处的通道或者快捷方式,在周末它则变成一个集合点,一处庆祝普通人自由时间的地方,有可能是这个城市最有活力的旅行地点。这令我大感欣慰。”

说到汇丰总行,自然令人想到与之毗邻的中银大厦――同样出动名牌建筑师,贝聿铭的杰作是也。有别于西方的钢筋美学,中银大厦取竹的意象,寓意“中空内直,节节上升”,谁知银色玻璃幕覆盖的棱柱状远看颇像一把刀子,横在空中杀气腾腾,曾引起城中有关风水议论。前港督府(现礼宾府)、汇丰总行、后来落成的花旗银行都在其刀锋之下,纷纷以不同风水学方法化解,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想象,就未必是国际建筑师所能理解了。

“”,“金元宝”和“大旗杆”

一些地标则标上了特定历史时刻的戳印。像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陆地一再向海水借贷,建于一块面积6.5公顷填海而成的人工半岛之上,赶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落成,在全球目光下进行香港移交大典。会展中心新翼临海而立,外形像一只展翅飞翔的海鸥,但有人却说它像一只被锁在海面动弹不得的海龟,香港作家也斯则曾这样形容:“看来像一头想飞的(粤语,蟑螂之意),前面还有金元宝,又有大旗杆,惹来不少热闹!”

设计有设计的原意,民间有民间的想象。都说湾仔有两个,湾仔南是老湾仔,湾仔北是新湾仔,从由南至北几条大道名字可见一斑:皇后大道东、庄士敦道、轩尼诗道、告士打道、会议道、港湾道、博览道,越走近海岸线越脱离殖民色彩而显出后天冷硬的规划味道。湾仔北也成了一道权力地带,属于政府和大集团的大厦林立,从告士打道的华润大厦、鹰君中心、新鸿

基中心建筑群,到90年代落成的中环广场、会展新翼等等,再到金紫荆像(也斯所说的“金元宝”)、国家领导人题笔的回归纪念碑先后出现于金紫荆广场,已经翻开了香港后'97的一页。这片海滨地带成了内地自由行取景之地,奇怪的是港人对它颇不热衷,也许空间记忆和归属感,也是要时间累积的。

影像一再为这片地带添上了文化想象。作为权力象征、国际力量集结之地,当你看到《特警新人类》、《新警察故事》等电影都选中会展新翼大肆捣乱,这是不足为奇的。警察与敌对阵营互相对峙,虽然胜方最后必属前者,最少也表示香港电影有相当高的自由度;要是在内地,你要颠覆任何一个重要地标哪怕只是在虚构的创作中,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那些逝去的地标

以上说的地标,都是显赫的、当时得令的、如日方中的。但有些地标,被历史巨轮辗走了,却留下了音容,甚至一直在城中“阴魂不散”。

2006年11月11日晚上11时34分,我登上了中环天星码头开出的尾班渡轮。据报道当晚前来告别天星码头的市民最少有15万,男女老少都来了,我是其中一人。集体欢腾交织着集体失落。船上的人很高兴,但灯灭,毕竟叫人神伤。小市民可以做的,不过拍照留念。总是在消逝边缘才唤起意识,临别秋波变成瞻仰遗容,怀旧有时反落得罪名。

但感情实在是真挚的。若你置身人群之中,看到人们的反应,一张张笑脸夹杂着恋恋不舍,人们向水手、船员挥手告别,你会感到一丝安慰,在这个疏离城市,毕竟还是人间有情。也有人作最后的街头抗争,抗议标语、心意话贴满柱子。

钟楼外壳被运送到堆填区,蚀入香港人集体回忆的机械钟声从此音绝。人间有爱,政府冥顽,天星码头之后附近的皇后码头也被拆毁,半世纪三位一体(大会堂、皇后码头、天星码头连成一体)的元神从此被打碎。影星周润发出来力撑皇后码头,一时成为佳话,但终究无法改变结局。

再次写下这一点事,不是为了单纯怀旧。天星码头的拆毁,激起香港新一波保育运动浪潮,更深刻、持久、占核心位置的,是对城市发展的思考。社会注意到唯经济向度的发展主义,已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包括居住的空间、呼吸的空气、建筑的品位。历史价值、保育意识、集体记忆一时成了热门议题。民间开始盯紧排着长队、等着重建的旧区旧物,如湾仔蓝屋、湾仔街市、利东街(俗称“喜帖街”,以印刷婚嫁喜帖驰名,现成死灰)、中区警署建筑群、前荷里活道警察宿舍等等。短短两三年间,文化保育从边缘抗争力量,发展成政府在城市规划上也必需权衡考虑的因素。

这力量在流行文化中亦见反映,流行曲先有《集体回忆》(林夕填词、杨千主唱),复有去年大热的流行曲《喜帖街》(黄伟文填词、谢安琪主唱)。香港名导杜琪峰也拍了一出充满本土情怀和保育意识的《文雀》。姑勿论个别创作仍不脱怀缅过去、看破世情的宿命味道,这肯定是创作人回应社会议题的敏感表现。

在这社会情势下,人们想的不仅是“创地标”(数年前西九文娱区便有一句口号为“建西九,创地标”),还有就是“保”地标。“地标”的意识回到了它本来有的其中一个意义――在国外,“地标”一词常常是与“历史”一词连用的,特指历史保育的建筑物(Historical Landmark)。尤其在文化旅游越来越成为经济的一大支柱时,社会开始认识到发展不一定是硬道理,有时把历史好好地保留下来,于文化,于经济,于身份认同都是有利的。

当然,情况不会永远一面倒。有的“保育”建筑徒具躯壳,为经济装饰门面;有的经重建后变成不新不旧的后现代超现实建筑,像从金钟整座搬到赤柱的昔日兵房美利楼,像翻新后用作高级餐厅的湾仔和昌大押。但整体来说,这几年,社会的历史意识是有所前进了,原来历史不仅在虚幻的记忆中,还在具体的空间中,其中的觉醒,是由许多已化身为历史幽灵的建筑物所燃点的,应该把它们统统记下,立一个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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