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变革及其伦理简析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生态殖民主义的扩展导致了全球性人类生态危机和国际环境不正义；解决危机的出路在于：树立以生态道德、劳动幸福和环境正义为特征的价值观，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正义制度，实行以公正与可持续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稳态经济”模式和以“非官僚化”为特征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变革方案缺少对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存在状况和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具有主观改良的成分和较强的乌托邦色彩，但也为环境正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环境正义实践指明了方向。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通过社会关系调整和权力结构变革重建通向正义制度之路，以达致自然、人、社会之间辩证的历史的统一。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环境正义；生态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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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最有影响的分支之一，自产生以来，主要围绕两个论题开展研究：一是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实质和根源；二是研究替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寻求一种变革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和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制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其研究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生态政治问题等，并取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1-3］,但其社会变革的改良方案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其时效性还有待检验。

对于当前日益加重的生态危机，主张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家尽管在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都是在脱离社会政治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仅从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角度来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途径，更多地停留在人与自然冲突的关系层面。与此不同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透过人与自然的矛盾来揭示人与人的矛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升到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认为生态危机问题根源于生产关系即社会制度，是由不正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生态危机理应通过建构正义的社会制度来化解。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开辟一条既能消除环境污染、化解生态危机，又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建立社会正义的变革之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与对生态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的建构两个方面。本文拟通过梳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制度根源的追溯与批判，来探寻其以社会变革化解生态危机、实现环境正义的思想路径对当今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破坏问题，更是全人类的生存危机，而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导致生态危机的必然逻辑，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和非正义性。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反生态性，这种反生态的生产方式直接造成了科技工具化、消费异化、经济理性绝对化,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前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对自然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重要一环。资本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制为基础，把获得剩余价值作为首要目的，其经济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的基础上，其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生态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资本主义“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含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P2-3)。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来源于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是由“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或者说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造成的［2］(P16)。这种制度性矛盾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最终导致了自然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还造成了科技工具化、消费异化、经济理性绝对化等弊病。首先，科学技术运用之所以带来生态问题，是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社会进步观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谋取利润的工具，自然仅仅被看做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因此科技工具化必然会造成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其次，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无自由和幸福可言。为了逃避劳动异化，人们试图通过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来获得自由和体验幸福，而实质上这种商品消费并不是源于人们的真实需要，而是逃避异化劳动的一种徒具替代意义的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其本身也不可能补偿人们在异化劳动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活动以利己与逐利为特征，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动机——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绝对化，即对资本增殖的无穷需要和无限追逐。这就必然导致对资源的无限开发和对自然的无限索取，从而使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的破坏无法避免，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绝对化的矛盾由此产生。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态殖民主义的形式向全球范围扩展，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造成了国际环境的不正义，扭曲了人与人的关系。

资本主义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说：“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根植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1］(P29)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必然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供应及相应的资源开发，当其国内的原材料和资源无法维系其经济规模时，就把资源消耗的触角同经济殖民主义一起伸向全球，通过生态殖民主义政策将不发达国家变为他们的原料掠夺地、废弃物接收地和污染工业转移地，在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同时也制造了更大范围的生态危机。正如福斯特所说，生态危机的根源“还是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逻辑中寻找答案”［1］(P1)。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正在不断将环保目标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寻求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但从根本上说，这只不过是扩张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范围、变换了资本增殖的方式罢了，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