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爱情·知识分子

［摘要］建国后十七年（1949年－1966年）的文学在国家统一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中，呈现出一体化模式，英雄与革命话语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文化。知识分子题材写作在那个红色叙事的背景之下处于一种社会边缘地位。在“红色经典”之中，《青春之歌》是唯一一部描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作家写出了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革命与爱情生活，既显示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又流露出潜在的知识分子话语。

［关键词］革命；爱情；知识分子；红色叙事；《青春之歌》

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国后十七年（1949年－1966年）是一个有争议的文学时期，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分歧也较其他文学时期更为明显。这段时期文学在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指导下，呈现出一体化模式，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和以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为题材的“革命创业小说”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特别是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和《林海雪原》)等作品在当时影响甚广。这些作品大部分以工人、农民为主角，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弥漫于这些作品中的是红色叙事笔法，即侧重于革命的宏大叙事。而《青春之歌》是红色经典中唯一一部描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在以英雄与革命话语为主流文化的时代，知识分子题材写作处于一种社会边缘地位，而且由于当时时代原因把知识分子看做是“依附阶级”，是需要改造的群体。《青春之歌》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代诞生，其难产与后来引起的争议是可想而知了。作家杨沫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写出了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革命与爱情生活，既希望知识分子能够融合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又流露出潜在的知识分子话语倾向。

一

《青春之歌》是自传类的女性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作品讲述了主人公林道静为了反抗封建家庭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在寻找自由爱情的过程中，受到三位男性的影响，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林道静是比较典型的上世纪30年代年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作家受到十七年文学红色叙事的影响，在写作中尽量切合当时革命文学的需要，写出了林道静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过程，其中虽然有爱情的描写，但这种爱情烙上了强烈的时代印记，爱情这种浪漫的情感被革命化、程式化，失去了其本身固有的一些特点。

20世纪的现代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一个群体，五四时期他们在与封建势力斗争时，是处于革命的先行者、倡导者的地位，而在建国之后，他们一旦与工农大众并列时，就成为陪衬与被改造的对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向工农大众学习，克服自身的弱点，才能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才能被主流社会认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杨沫的《青春之歌》极力展现林道静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不断向工农学习，成长为革命阶级中的一员的过程。在作品初稿出来到正式出版，中间历经了很多挫折，后来杨沫根据当时的一些修改意见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其核心意见就是林道静身上的小资情调太浓，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其思想改造的根源写的不够深刻，所以作家根据这些意见增加了一些革命性的章节，显示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道静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与封建家庭的决裂，因为封建家庭包办婚姻，林道静抗婚，因而离家出走。第二阶段是与个人主义小家庭的决裂，林道静在投海自杀时，被北大学生余永泽所救，与他生活在一起。后来接触革命青年之后，新的天地拉开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在经历痛苦的抉择之后，林道静最终离开了余永泽，在此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时复杂痛苦的历程。第三阶段是在党的思想教育与启迪下，与旧我的决裂。在林红、江华等革命者的影响下，林道静认识到个人利益应当服从于工农大众的利益，最后经受了考验，坚决献身于革命。这三个阶段的描写表明林道静最终汇入了时代政治运动的大潮。现代知识分子出于对自身所谓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厌恶和恐惧而产生一种负荷沉重的原罪意识，急欲通过改造赎罪，以求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上升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即无产阶级，林道静痛苦艰难的自我改造之路就是对于革命、党、国家、阶级斗争等宏大叙事的皈依。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虽然她更贴近时代主旋律了，但其个性也随之黯淡了很多，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过分强调政治，可能会导致艺术形象的千人一面，林道静最后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林道静，而成为了另一个“林红”。

伴随着革命的主旋律唱响的是爱情的乐曲，知识分子对于爱情一向有浪漫的期望。但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影响下，浪漫的爱情也与政治合二为一了。林道静的爱情就是从浪漫的诗人式的感情最终转变为同志式的情感。在她的感情世界中，先后有三个男性，即余永泽、卢嘉川、江华。这三次感情的过程是一个浪漫被政治消解的过程，作品借女性的爱情选择来暗喻当时的文化选择，北大学生余永泽是小资情调的化身，卢嘉川代表的是无产阶级话语，而江华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们要想得到林道静，都必须先从精神上占有她，也就是给她灌输政治的宏论。而对于林道静来说，她到底选择哪个男人，其实也就是选择了她的政治归宿和她的知识分子归宿。在林道静投海自杀被余永泽救出后，不仅生命得以继续，而且获得了自由选择的爱情，与余永泽刚结婚那段时间她也感到很幸福，但林道静不仅仅是像鲁迅笔下的子君一样，只满足于一个稳定的小家庭，林道静身上有更深一层的女性解放意识，她要冲破家庭，投身社会，这和余永泽希望她做一个贤妻良母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这种观念的差异最后导致了他们的彻底决裂。在林道静痛苦迷惘之时遇到了卢嘉川，卢嘉川给林道静讲红军、、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民族战争等，还给林道静带来革命的圣经，给她灌输革命的真理，在一次聆听卢嘉川演讲之后，林道静爱上了他，抛弃了余永泽，由余永泽转向卢嘉川说明林道静的爱情结合由才子佳人转向英雄美人，她的爱情也逐渐抛弃了带有小资情调的浪漫感觉，而回归党的怀抱，革命话语的强势战胜了小资话语，余永泽不但失去了妻子，连破坏幸福的罪名都被对方强有力的革命话语加在自己身上了，这种叙事方式是典型的红色叙事模式。继卢嘉川之后，江华成为卢嘉川精神的延续，与其说是林道静爱上了江华，不如说林道静把自己的情感奉献给了党和革命。在那样的男权社会，女性的价值往往要得到男性的认可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女性的解放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

二

在作家杨沫的笔下，知识分子的爱情与革命描写带有时代的、革命的烙印，处于权威的话语是红色叙事话语，是革命与阶级斗争话语，作家虽然在作品中认同当时革命文学的主流话语，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潜在的知识分子话语书写。

首先，在《青春之歌》中凸现出知识分子情结，有人把它称为“北大情结”或“五四情结”。简言之，这种情结就是对自由的向往。小说一开始，就展现了一幅女性逃离家庭，追求自由的景象，此时的林道静，从装束到行为，都是一个五四青年的模样。她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的脸色是苍白的，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她在逃离家庭时还不忘带上她心爱的箫、笛、琵琶、月琴等幽雅的玩意儿。这种写法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带着些许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的语言风格，和当时的工农文学写作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小说前半部分写到林道静在北戴河寻找表兄不得，险遭小人暗算，欲投海自杀，却被北大读书的“新青年”余永泽救起，并相爱而同居。余永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林道静谈雨果、易卜生、托尔斯泰的作品，还有五四时期冯沅君的《隔绝》，此时在林道静的眼里，余永泽是“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这段生活让人感受到一种才子佳人、红袖添香的气息。林道静对余永泽的选择，其实也表现出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的成长途中，首先选择的是来自西方的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形成的对个性与自由的追求。

另外，作品中不仅塑造了林道静这一主要知识分子形象，而且还塑造了一群不同类型知识分子形象：与卢嘉川相对照的戴瑜、与余永泽相对照的罗大方，还有王晓燕与白莉萍等，他们看人看事都是一种知识者的眼光，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描写中凸现了作家的知识分子情结，虽然作家努力想掩盖这种在当时要受到批评的知识分子情调，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作品中感受到这种隐形的知识分子话语，这和作家的经历是不无关系的。从作家杨沫个人的生活经历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得知，小说主人公林道静身上有杨沫本人的影子。作家把自己个人的经验整合进集体经验之中，既写出了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当时的主流文化，也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个性特点，显示出小说的复杂性。

三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给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无性的文本，知识分子与女性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都处于一种社会边缘地位。知识分子的地位与意义是由他们所依附的阶级来定义的，总的说来他们被置于一种与工农大众相对立的尴尬地位，被置于无休止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当中，要与工农认同。

《青春之歌》作为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当中唯一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它的构思、创作明显贯穿着政治意识形态主观意图和价值重构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贴近了政治，而远离了文学的本质。但是杨沫敢于去涉足当时不被认可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写作，而且在作品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地位与价值，这需要一定的勇气。

我们今天应该客观地评价红色经典。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最真实的记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胡适语)。自建国至上世纪70年代末，可以说是一个道德理想的追求与盲目的崇拜交织、浪漫的激情与残酷的斗争交融、真诚与虚伪同在、主人翁意识的高扬与人性泯灭的现实共存的年代。在这种特殊年代产生的文学曾经给当时一代人带来丰富的精神食粮，如果没有“红色经典”的存在，在共和国的文学史上，将会缺少很多曾经的苦难与激愤、曾经的热情与豪迈、曾经的感动与迷人。更重要的是，缺少了“红色经典”的存在，共和国的文学史画卷，将是一个缺少以艺术形象记载中华民族百年风云的部分，是一部不完整的“断代”史。所以像《青春之歌》这样的红色经典在当时堪称民族史诗，让一代人感受到当时轰轰烈烈的斗争生活，感受到革命的崇高与革命豪情，激发年轻一代的心灵。但现今经济生活越来越发达，战争环境已经离我们远去，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也不再紧密，文学应回归它的本质，今天再来看《青春之歌》这一类的红色经典，我们就会发现其在艺术上有难以弥补的缺陷，例如人物性格刻画的简单化、模式化，非红即黑，人物就是革命与非革命两类，形成一个以政治倾向为唯一标准的定性。在爱情的描写上同样有这种程式化的倾向，本来复杂的爱情被简单化了，成为了革命的附属品。但是，红色经典作为特定时代产生的经典，还是有它独特的价值，在文学史上也成为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参考文献]

[1] 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2] 黄忠顺.《个人记忆与宏大叙事的巧妙缝合――论〈青春之歌〉叙事处理之特定时代的成功因素》[J].阴山学刊，2004.1.

[3]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74.

[4] 郭开.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再评杨沫同志《青春之歌》[N].文艺报，1959.5.25.

[作者简介]刘青（1972-），女，江苏淮安人，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