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关系探析

[摘要]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应廓清二者的区别，加强对民族经济体制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民族；民族经济体制；国家经济体制。

[作者]马淮，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47－004

在当今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中，往往存在着直接将民族经济体制等同于国家经济体制的现象。这一方面使得民族经济学与主要研究国家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出现重合，民族经济学不得不对这一研究领域“退避三舍”，不利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则使得学界对于民族国家的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性及产生这些差异的民族性原因缺乏深入认识，形成民族国家的制度和体制建设的掣肘。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廓清认识，合理看待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的关系。

一、民族经济体制是阶段性的民族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

民族经济体制是民族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是民族经济制度的展开与阶段性形式。民族经济制度是对一种社会形态中民族经济关系总体性质的规定，民族经济体制则是阶段性的民族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是对一种社会形态中不同阶段上的特殊民族经济关系性质的规定。

一种民族经济制度存在的时间往往是很长的，在其存续期间，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从而总体的民族生产关系未发生变动，但是随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变化及其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关系的调整，在民族经济制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民族经济体制会随之发生转变，从而形成民族经济制度延续过程中的民族经济体制的质变。民族经济体制的质变是民族经济制度量变的重要表现，是民族经济制度阶段性矛盾变化的结果。当民族经济体制转变时，并不意味着民族经济制度被否定，民族经济制度的一般性本质和原则作为民族经济体制转化的大前提存在着，同时在民族经济体制的转化中得以坚持并提升。

民族经济体制所涉及的经济权利，与民族经济制度在层次上是有区别的。民族经济制度层次的权利，主要是所有权，包括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两个基本权利，这是一个民族经济生活的基石，只要所有权关系不发生改变，民族经济制度就能保持。民族经济体制则是在既定的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所有权的前提下，以占有权、监督权、管理权等权利构成的对民族经济关系和民族经济活动的界定与导引，它涉及所有权对占有权的控制方式、占有权的地位和作用、监督权和管理权的构造和运行方式等，具体表现于民族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民族经济的决策权力结构、民族经济利益和动力结构、民族经济管理和调控体系等方面，是由民族经济的运行模式、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等等组成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多层次经济组织及其运行的有机整体。

民族经济体制作为民族经济关系在一个阶段矛盾各方面对立统一的集中体现，是以法律、法规和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制衡。民族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由各方势力相互矛盾、斗争决定，其框架也是由各经济权利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的。如果说，在民族经济制度层面，更多体现出来的是在主要经济矛盾中占主要方面的阶级或群体的性质，那么，在民族经济体制层面，各个利益群体――不论是已经占据社会主体地位的，还是正在争取主导地位的，或社会的弱势群体，都会积极地展开活动，试图通过对民族经济体制的影响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利益分配格局，同时，民族内部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矛盾，包括旧的部落、部落联盟的差异与矛盾、区域间的关系与矛盾、不同人种与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造成的矛盾、阶级关系与矛盾、阶层与集团关系与矛盾、新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关系与矛盾等等，都会在这个层面展现出来。各种矛盾综合运动的结果，形成对既有法律、法规、政策的调整和修正，并最终促成民族经济体制内容和方向的演变。

民族经济体制不同于国家经济体制。通常我们简称“经济体制”时，往往指代的是国家经济体制。需要注意的是，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

二、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的有机联系

从联系上来说，民族经济体制是国家经济体制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在民族国家，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往往重合。

民族经济体制的出现要远远晚于国家经济体制的出现。国家和民族虽然都是历史范畴，但是民族相较国家而言，对于经济内合性、政治集中性和文化同质性的要求要高很多。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而形成，即使这个国家的内部成员依然是离散的、缺乏密切的内在联系的，成员共同体仅仅处于氏族或氏族联合体的阶段，但只要形成政治公权力的统一，就可以称作国家的形成，这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政治和封建领主政治中都可以观察到。也正因此，对于国家，韦伯定义说，国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机构；列宁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当一个社会组织中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相当抽象性的权力机构时，我们就可以说国家出现了。但这时，源于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心理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具有高度的群体自身认同感的民族，还远未形成。民族是通过国家形式而产生的。在国家的发展阶段上，城邦式国家仅仅是国家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之后，西方的国家又经过马其顿、奥斯曼土耳其、罗马或阿拉伯式的军事帝国，最后才从13世纪的英国、法国开始，逐渐孕育出民族，并进而形成以民族为基本内核的现代民族国家。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典型特征就表现在王权在与教权、封建力的斗争中地位逐渐上升，而伴随着教权地位的下降，原本被教皇或者上帝赋予世俗主宰地位的国王的神圣性也在丧失，国民开始把对国王的忠诚转化为对具有相同特征、内在联系的生存共同体的忠诚，而伴随着这样的转变，也就形成了更为稳定的、内在聚合性更强的社会形式――民族。黑格尔曾讲：“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在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中可以得到更加清晰地说明，华盛顿就在他的告别演讲中曾说：“政府的统一使你们(指美国公民)组成了一个民族，美国人这个名字就属于你们，你们都是国民”。无论是从欧洲、美洲，还是民族形成最早的中国来看，民族都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当国家孕育出民族后，民族经济体制才能相伴而生。

民族经济体制是民族这个生存共同体经济系统、有机作用的结果。在民族内部，为互通有无，满足整体的需求，各地域之间、支系之间的个体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经济联系。正是通过这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体，民族经济体制得以存在和发展。

对于民族国家而言，一旦民族经济体制形成并得到良性发展，国家的稳定性、内合性会得到极大地提升。而且，通常来说，国家的发展程度越高，民族的国族化程度往往越深；国家发展程度越低，情况则正好相反，这几乎是一种规律。究其原因，就在于国家发育程度越高，政府行政能力和责任感

越强，国家的建设规模和开发力度就越大，国家经济的整合力和社会信息的穿透力就越犀利，国民教育体系和大众文化传播网络就越发达，基于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理性思维的国民文化就越繁荣，越具影响力。而所有这些对于国内民族而言都意味着深入、有利的促进、冲击和改造。“在一些发达国家不管族群和移民集团原来处于一种怎样发展状态，面对结构稳定、职责分明的政府机构，严密完整、无可躲避的法律体系，数额庞大、精心规划的国家投资，无处不在、高速运转的市场经济，开放发达、规模宏大的教育培训网络，铺天盖地、无所不包的传媒信息等等，他们现在只能以国家的发展状况为参照点来确定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方式，而且这种适应还必定是尽可能地快，因为在浩大的社会潮流的冲刷、裹挟下，想慢都慢不下来。”近代以来，国家往往会利用民族的整合性、凝聚力来加强自身的稳定性建设，通过塑造国族来促进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民族一国家”的国家结构，已经成为近现代国家发展的潮流。在20世纪之前，英吉利民族、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德意志民族等等典型的民族国家已经形成，20世纪之后，又先后出现了三次民族国家形成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在东欧和南欧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一国家”；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削弱和瓦解，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原殖民地再度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从而兴起了一大批“解放型”的“民族一国家”；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苏联解体后在其各个地区，尤其是一些东欧国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中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次浪潮使欧洲和中亚在原有3个国家的基础上出现了23个新的独立国家。

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民族与国家在民众外延上具有同一性，“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无论行使哪种职能，都需要使自己具有民族这一普遍的形式。虽然各国的统治阶级在其阶级属性上各不相同，国家的阶级内容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无不以民族的外观出现，以民族的代表者的资格活跃于世界舞台，而每个民族也都依附于一定的国家形态，因此，每个民族的生存、发展都与他所依附的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民族和国家的这种相依相扶的关系，使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经常出现重合，这也是当代很多学者对民族经济体制和国家经济体制不予区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的区别

即使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我们依然要在认识并重视这种关系的同时，对二者的区别予以强调，不能将二者混同。

首先，虽然大多数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重合，仍然不能忽视存在着一些民族经济体制，其在外延上差别于国家经济体制。实际上，“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政治生活，也都各自具备实现它们的政治生活的民族政治体系。这种体系既可能采取国家的形态……也可能采取非国家的形态，或者是若干具有过渡意义中间环节或中介形式”。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分离的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中不胜枚举。例如历史上的元帝国。元帝国曾经以其剽悍的骑兵征占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片土地，版图曾到达里海，外高加索，南包西亚，北括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元帝国虽然进行了领土的扩张，但未能形成民族融合，德国、法国、东罗马帝国等等的人民依然保持着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存在形态，这使元帝国的国家经济体制外延要远大于民族经济体制外延。再比如前苏联。前苏联实行的是民族联邦制，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共和国，各共和国通过加盟形成苏联。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前苏联已经拥有16个加盟共和国、17个自治共和国、6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专区。由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自己是多民族国家，前苏联始终没有依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形成囊括全苏联人民在内的国族，这使得前苏联的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要明显大于民族经济体制，或者说，前苏联的国家经济体制就是由若干个民族经济体制构成的综合体。在前苏联的示范效应下，捷克斯洛伐克等一批东欧国家也形成了国家经济体制大于民族经济体制的体制结构。当然，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外延上的差别，也可以表现为国家经济体制范围小于民族经济体制。比如前东德和西德，很明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主体民族都是德意志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德意志民族的族民在国家形态上一分为二，其结果就导致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经济体制要大于国家经济体制；现代民族经济体制大于国家经济体制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共享“朝鲜族”民族族称的北朝鲜(朝鲜)和南朝鲜(韩国)。两个国家共同存在于朝鲜半岛，共同的民族属性使其虽然在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较大，但同一民族的内聚力依然不断地使两个国家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呈现出联系、融合的倾向。

其次，从内涵上说，由于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的主体不同，民族经济体制和国家经济体制的作用对象也不相同。民族而非国家、族民而非国民，是民族经济体制的主要涉及主体。现代国家，其最根本的两个要素是领土和公民，国家的全部制度机制都是围绕这两个要素和原则设计建构的，国家干预和控制经济与社会的能力是在领土范围内实施的，对外部行为者的控制也是通过对领土和边界的管理与控制实现的。而民族则不同。民族是人们在同一政治组织和相应制度框架内，在共同地域内由同一文化形态主导从事经济活动的具有共同语言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存在方式。民族不仅强调它的族民的地理生存区域，更加强调其在政治、文化、经济、语言等方面的同一性、类似性。民族与国家的重要区别，导致民族经济体制和国家经济体制的作用对象存在较大差异。概括来说，国家经济体制干预和控制经济以领土边界和国民为限，其国民是否由同一民族构成，并不是国家经济体制研究所关注的，国内外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差异与联系，也并非国家经济体制的分析要点；而民族经济体制的研究对象则是受政治、文化、经济、语言等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民族成员及民族成员所在区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由不同的民族性决定的民族经济体制的差异是民族经济体制研究的重点问题，民族间的经济差别、联系和相互影响对于民族经济体制变迁的作用方式和结果也是民族经济体制所要密切关注的。正是由于以上区别，使我们在谈论前苏联的国家经济体制时，主要分析以苏联的联邦中央为核心的联邦总体经济体制；而在探讨前苏联的民族经济体制时，则不仅要对联邦总体经济体制进行说明，还要对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等的经济体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说明，而且，前者提供的是背景，后者才是民族经济体制研究的主体内容。

总之，民族经济体制和国家经济体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当前，由于长时期混淆国家经济体制和民族经济体制，简单地用国家经济体制研究替代民族经济体制研究，导致我们的理论成果极为稀少，对民族经济体制的特征和运动规律的认识相当不足，这不仅制约了民族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对国家经济体制而言亦是一种限制。

民族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加快民族经济体制研究步伐，通过分析近现代民族经济体制的具体形式，在注重民族性、落实民族劳动者自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积极地根据现实矛盾改革民族经济体制，实现民族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