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体制改革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摘 要］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路径的重要举措。当前,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在于体制改革的停滞。本文认为,财税、金融、价格和政府体制四个方面的问题导致粗放型发展方式长期存在。只有大力推进资源税费改革、发展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加快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改变GDP至上的政绩考核机制,才能真正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制度保证。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体制改革；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0105-02

1 前 言

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规划时,中央就明确提出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但是,由于原有的支撑粗放型发展方式的体制基础没有消除,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顺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粗放型发展方式所导致的结构性弊端日益凸现,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为了巩固应对金融危机的成果,保持中国经济的良好增长态势,中央在2010年年初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升到事关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高度；重申必须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以上三个方面分别涉及经济的支出结构、产业结构和增长动力结构,从不同角度反映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方式,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这三方面的转变迟迟未能实现的根源均在于支持新的发展方式的制度安排未能建立,而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败的关键也在于能否顺利地推进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

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得以延续的体制根源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呈现以增量改革为先导,资源配置、宏观环境和政府等领域改革滞后的特征。这些领域改革的滞后成为粗放型发展方式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

（1）财税改革滞后。财税领域改革的滞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资源税费体系改革滞后。当年为了补贴国有企业而采取的低资源税政策在目前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的形势下仍然存在。根据樊纲等（2009）的分析,中国企业收入在最近几年的大幅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本来因资源能源价格上涨所导致的“资源租”的增长。在中国不完善的财税体制下,本应由国家收取的“资源租”都以资源行业企业利润的形式存在。它并非企业靠提高效率而得来的利润。由于这些“资源租”作为企业利润留在了企业,就变成了企业收入的增长。第二,国有企业分红机制不完善。1994―2007年,国有企业从未向任何中央政府部门分过红,也不给国家上缴利润,类似于无偿使用国有资产。2008年改革之后,这些国有企业也只向国家缴纳占总利润5%~9%的红利。以上两个领域改革的滞后使得企业未分配利润迅速增加。这一方面意味着企业拥有大量的可支配资金,为企业的高投资提供了资金保证。另一方面,企业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而居民收入的停滞又成为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瓶颈。高投资生产出的大量产品不能被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消化,就只能转而依靠出口来解决问题。

（2）金融改革滞后。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仍然以四大国有股份制银行为主,它们所运用的人民币资金约占整个金融体系人民币资金运用总量的75%。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表明,大银行在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方面没有比较优势。因此中国的中小企业发展相对不足。由于中小企业通常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故而中小企业的发展停滞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居民收入增长停滞,居民消费难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此外,中小企业融资难还意味着新建立的企业难以从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有效地为创新活动融资,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难以转化为创新产出,技术进步和企业创新也就难以取代物质资源消耗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3）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土地、自然资源、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定价并未市场化,或沿袭旧有的行政定价模式,或受到政府机关的干预。地方政府为快速实现GDP最大化的目标,通常采取压低要素价格的办法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诱使企业采取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由于依靠低廉的要素价格即可赢利,企业家并没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效率改进来增加产出。中国企业家创新意识的淡薄的一个明显证据是大部分工业企业几乎不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活动。根据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的0.56％。这种生产方式在短期内固然能带来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不利于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不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政府改革滞后。在以GDP最大化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机制下,拥有大量资源配置和行政审批权力的地方政府把注意力放在利用手中的资源和权力尽快做大GDP上。这样的行为固然有利于GDP的快速增长,但是也阻碍了经济的均衡发展。第一,政府对生产性领域干预过多,难以作为公正的第三方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企业家常常不得不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来获取政府的产权保护,导致和腐败现象愈演愈烈,阻碍着市场范围的扩展和市场交易从人格化向非人格化的转换。而现代服务业交易恰恰是体现着非人格化交易特征的交易类型,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对法治和产权保护的要求更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第三产业难以成为推动增长的支柱产业,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无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第二,政府手中所掌握的资源会倾向于配置给投资规模大、生产成本低、产值增长快的企业,凡是能够进入到地方政府的扶持名单的企业都可以获得优惠。此外,私营企业的市场准入依然需要得到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政府官员可以根据自身的偏好和目标来决定企业的准入。由于政府掌握的巨大权力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企业家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配置在“公关政府”等非生产性领域。由于企业家才能的总量是有限的,在非生产性领域投入的资源增加就意味着企业家在生产性领域的投入减少,生产领域的创新活动也就难以快速增长,产出的增长也只能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

3 构建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基础

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多管齐下,加快推进以下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集约型发展方式运行的体制基础。

（1）推进资源税费改革,使以企业利润形式存在的“资源租”上缴财政；并将国有企业利润按照合理的比例进行分红。政府可以利用这笔收入增加居民社会保障力度、扩大转移支付,从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收入的增加可以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而企业收入和储蓄的减少可以降低企业投资冲动。

（2）培育多层次的银行体系,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保证。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促进消费增长。此外,中国人均GDP刚刚突破3000美元,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近期内仍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符合比较优势是企业创新活动得以实现所必须遵循的前提,因此,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实现。

（3）推进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使得要素价格能够反映其稀缺性,从而迫使企业在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上下工夫,推动企业收入的主要源泉从物质资源投入向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4）改变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机制,削减政府手中的配置资源和行政审批权力,促使各级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保证市场机制高效运行上。特别是要在加强法治、保护产权、执行合同上多下工夫。政府职能的转变一方面能够促进市场交易的非人格化,为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家的非生产性活动,使得企业家集中精力从事生产性活动,推动企业在产品、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创新,构建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微观基础。

参考文献：

［1］董昀.体制转轨路径转变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平稳化［J］.开放导报,2011（2）.

［2］樊纲,魏强,刘鹏.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J］.经济研究,2009（8）.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董昀（1980―）,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