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缺失,还是政府失职?

编者按:近日,各种“慈善排行榜”又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如果将其视为去年中国政府大张旗鼓地动员全社会参与慈善事业的延续,那么可以说,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媒体的鼓吹,而不是政府根本性的制度改变。政府功能的缺失现在却把责任推给社会,难道这就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社会慈善能在哪些方面解决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的确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去年11月20日,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华慈善大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和民间组织联手举办的慈善会议,慈善事业就此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本次慈善大会上,民政部颁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等一系列文件,重点推动慈善组织的发展。

至此,一轮大规模的慈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个人,一场全国范围的捐助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类捐献,慈善义演,慈善晚宴……高潮迭起,层出不穷。一时间,慈善俨然成为一种“时尚”,而各大媒体也纷纷高谈慈善对社会的意义,并呼吁“把温暖送给困难群众”。

突然间,慈善被置于如此的高度,大有被当做“救世主”的态势,恐怕连慈善业本身也会觉得高处不胜寒。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急需救助？一份慈善组织的公益调查显示, 2005年的冬天,有7200万需要救助的受灾人口,另外,中国还有6000万残疾人,2200万生活在最低保障线以下的城市人口,2610万的绝对贫困人口和4977万的相对贫困人口。也就是说,占全国总人口近20％的人口需要救助,对于如此庞大的弱势人群,一次次捐助确实可以帮助他们抵御暂时的寒冷,但是他们长期的生活保障能否靠捐助来维持？

无疑,对于那些受到捐助的人们来说,“冬衣暖人心”,但是冬天过后,未来的一年怎么办？

政府与民间组织联合,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问题是,对于那些急需救助的人来说,慈善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雪中送炭固然珍贵,但他们何时能够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即使慈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的不足,那么在政府大声疾呼慈善的背后,是否就可以忽略政府本该对纳税人应尽的义务,可以免去提供公共产品、提供社会保障的职责？

回忆起曾在2003年肆虐的SARS,我们仍心有余悸,但是还有另一个真实的故事更需要我们记住。一位在北京打工的民工,因为惧怕无法承受的医药费用,于是从治疗医院溜走,窜上火车,从此不知去向。于是出现了全国交通系统全力动员,层层商议对策、层层传达,布下天罗地网,引发了一场近乎全国范围内的围追堵截式捉拿SARS疑似患者的一幕。结果还算圆满,原因是紧随其后政府做出了郑重承诺:“有关非典的治疗费用一切全免。”

SRAS似乎毫不费劲地和政府开了一个玩笑,而这玩笑的背后却是中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以及缺乏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疾病预防控制体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也引发了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强烈关注。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医疗行业被“产业化”,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产品性质与市场化的走向根本无法兼容,终于导致了医疗卫生服务“认钱不认人”。2005年7月28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针对最新的医改研究报告发表评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严重缺乏公平性,因收入的差距扩大而严重两极分化,多数社会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很多低收入的城市居民）的医疗服务得不到基本保障,由此导致政府在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大大下降。

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一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也是该国公共产品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是以公共服务为基础。中国正步入公共产品需求的大扩张时期,人们由对满足温饱需求已开始转为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需求。但目前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却远远不能满足,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使问题更严重。按国际相关组织统计,中国人的医疗保障从改革之前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到改革后的今天,在世界上190多个国家中倒数第四,这难道不值得政府对如此的改革进行反思吗？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去年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透露, 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大关。这表明财政收入增长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财政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然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目的不是增加收入,而是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从而保证低收入的群体能够享受医疗、教育、养老等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否则,就是政府的失职。

和谐社会不是“捐”出来的,而是踏踏实实地“建”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