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即生活,生活即慈善

今年，2008年，我国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四川大地震的赈灾，二是北京奥运会。赈灾中的群众献爱心和奥运会中的志愿者精神都将是中华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征程中的助推力。它们有着思想的激励作用，深化人们对慈善理念的认识。愈来愈多的人们认同了社会慈善事业。这无疑会推动我国社会慈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慈善不宜以权威、命令行之

在四川大地震的赈灾中，赈款募集之多史无前例。有的媒体惊呼，这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确实，在四川大地震的赈灾中，社会名人、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都纷纷解囊，表现了空前的热忱。

我国近数年来，自然灾害频频。在2007年末和2008年初，我国南方就遭遇罕见的雪雨冰冻灾害，但没有出现热烈献爱心的场面。四川大地震的赈灾为何如此轰轰烈烈？究其原因是我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发挥了主导作用，其动员号召的力度，组织的严密是前所未有的。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政府主导型的赈灾会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政府主导性应该是理性的。慈善不宜以权威、命令行之，否则会产生弊端，有损慈善事业这种长久的事业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比如，许多单位制定个人捐款指标，落实到人头，乃至按潜规则行事，处长的捐款不得超过局长。或者官方举办名人、企业家募捐会，攀比捐款。有一位著名企业家评论说：“攀比的结果让许多的捐助成了广告，成了出名和显示财富的效应，而这些自我标榜式的东西本就是与善心、善事和奉献爱心毫不相干的东西，也是被爱的真谛所反对的附加物。但如果媒体与舆论不能正确地善待每一份爱，恰恰助长了被利益驱动所代替的恶果。”我们也看到不少公司的产品广告上或超市的促销广告上，赫然写明已捐款若干，等等。有位著名演员说：“过去捐助者不愿为人所知，现在是唯恐他人不知。”在名人、企业家攀比捐款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社会各个角落，乃至高校校园里，存在着那种对赈灾的轻慢和慈善感的失落。一位西方思想家蒲伯在《论人》一书中说：“高尚的目的只有用高尚的手段实现。”慈善捐款和服务理应是自愿的。我们不宜以慈善为名，把己意强加在别人身上。另一方面，在四川大地震赈灾中，我们看到不少志愿者，他们有热情，但能力不足，缺少组织性和专业性。也有一些不具备相应能力的民间组织，盲目地组织志愿者。志愿者的服务活动也缺少制度保障。

实事求是地说，四川大地震的赈灾尚不能标志我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公民社会是否成熟是有客观标准的。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官本位意识和官本位行为的消除。官本位的存在必然是以人治代替法治，权力滥用，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在权力集中并且不容易受到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人往往仍然被视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这就谈不上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谈不上对人权的尊重。官本位削弱的程度是“以人为本”提高的程度，也是公民社会健康发育的程度。官本位是与“以人为本”相对立的。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会再把人视为工具。公民具有自身价值并真正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的成熟是同西方哲学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注重研究个人或自我，注重研究个人的权益和对自由的追求和维护，注重研究人的生命价值与对人的本真状态的探索。古希腊人重视人的自由。古希腊有“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分。奴隶没有自由，而“自由人”有自由。“自由人”的规定性就是“自由”。这就是说，人有其独立性，否定人身依附。这种古希腊文明在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不断深化。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认为，人本身是目的。他在《道德形而上基础》中说：“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作目的，决不只当作工具。”与其同时，西方思想家主张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的统一。倘若将人的价值片面地说成是只为他人幸福而牺牲自己，完全没有自己的幸福，这就成了专制主义者的语言表达了。只有尊重人的价值，才不会把人看作工具，才会尊重公民的宪法权利，诸如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倘若能充分享有宪法权利，民间自身的互助就会健康地、快速地发育起来。民间团体能将公民关爱社会的潜力聚集起来，起着单个人难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帮助弱势群体，从事公益服务，乃至组成各种各样的专业民间团体，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民间组织也是各类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成为利益表达的机制。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它们有助于化解矛盾和冲突，使利益关系趋于均衡。而公民素质和教养则是民间团体兴衰的决定性因素。

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守法和诚信是每一位公民的教养。人的价值首先体现于自尊。尊重自己的人的价值，才会尊重他人的价值。这就会产生对“公正”的追求。在经济发展中，城乡二元体制基本消除，平等享有宪法权利，特别是受教育的权利。

成熟的公民社会中，慈善理念和志愿者精神是公民的普遍信仰。在那里，慈善事业是一种把公民推向崇高的事业，慈善教育是一种灵魂的教育，是一种公民一生的教育，是一种最高的美德教育。在那里，慈善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的常态，一种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慈善理念已融入公民的血液中。在那里，慈善已经是构建和谐人心、和谐人生、和谐社会的重要的思想因素，不能须臾离之。这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所言：“精神的人的伟大是国王、富人、首长以及一切肉体方面的伟大人物所看不见的。”在那里，慈善救助和服务贵在真诚，不计较捐款的多少，不会攀比，重在尽心、尽力、尽性。他们的慈善服务不求回报，如一位作家所说，是犹如天上的飞行航线，有道路而无轨迹。德国思想家马丁・路德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的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

我国公民社会是否成熟了呢？我们可以自我反省一下。反省会帮助我们克服弊端，完善自己，促使我们不断超越自己，使我们达到高层次的境界。自省会对我们的不足有所愧疚，使我们在自我膨胀情绪中醒悟过来，冷静下来，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我们的官风如何？媒体的报道已经很多了。教育界、医疗界、学术界如何？有一位学者评论说：“缺灵魂，少精神。”《读书》杂志第8期有一篇文章，说一位著名学者、当代思想家王元化先生生前“经常心忧的一件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学界，山头林立，党派意气……”教师、医生、学者都是知识精英。他们举手投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可以春风化雨，也可以污染人心。我们需要反省，乃至自责，尽己之力，清除阻碍我国公民社会成熟的绊脚石。这样，在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方面，政府主导型与民间自身的互助型，才能比翼双飞，呈现的将是公民的权利、公民的热情、公民的责任；呈现的将是公民对人性和文明的承担。这会使公民的活力充分发挥，使慈善事业、公益事业长年地活跃起来，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诚然，达到这样的境地，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慈善是一种生活常态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在世界上赢得了盛誉。这次奥运会不仅是世界各国运动员的盛会，也是志愿者的盛会。志愿者用自己和善的微笑、人性化的服务和较高的专业素质诠释了志愿者精神：“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这次奥运会将我国志愿服务推向一个新阶段。志愿者精神又同北京奥运会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交相辉映，传递了我国公民的开放心态和接纳多元文化的包容胸怀。一个洋溢着人性光辉的中华民族，会在世界上更具魅力。

在一片赞誉声中，有一位名人认为，北京奥运会“让人感受到‘全民志愿服务’时代的到来”。这可能言过其实。的确，北京奥运会招募有170万志愿者，同悉尼奥运会的4.7万名、雅典奥运会的6万名比较，真是天壤之别。难以让人理解的是，悉尼或雅典，或北京，奥运会的规模都相差非巨，何以它们以4.7万名或6万名志愿者能做到的事，我们需要170万名。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招募是政府主导型的。比如，赛会志愿者方面，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工作采取了“馆校对接”的工作机制，即奥运场馆与主责高校挂钩，成建制地使用高校志愿者。京外和境外的志愿者被指定由北京的对口高校接待，等等。什么是志愿者？他们是利用业务时间，无报酬地从事慈善事业或各种公益事业的人。在西方发达国家，志愿者往往是由民间社会组织起来的，志愿者精神是成熟的公民社会和民间互助的精髓。由民间互助为基础的志愿者服务不仅现身于重大事件上，而且是一种生活常态，一种生活方式，是长年四季不断的流水，滋润着公民的人文环境。这是志愿者服务的真谛，是慈善事业、公益事业的真谛。在把志愿者服务、慈善服务、公益服务养成习惯方面，政府主导型会力不从心。民间组织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的空间。民间组织主导的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的空间是巨大的，并能形成与各级政府的良性互动。在香港，李连杰的“壹基金会”、荣馨的“爱的家园”都号召，“让爱成为一种习惯”或“让关爱成为一种习惯”。志愿者服务、慈善服务、公益服务是一种天长地久的恒常习惯，并由习惯而形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常态。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讲：“美德有两种，即理智方面和道德方面的。理智方面的美德的产生和发展大体上归功于教育。而道德方面的美德乃是习惯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它的名称伦理（英文为ethic，希腊文为èthikos）乃是由习惯（希腊文为èthos）一字略加改变而形成的。”可见，早在古希腊慈善就是一种习惯。

慈善服务、志愿服务要成为习惯，有一个渐次发育的过程。首先，慈善理念、志愿者精神要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大多数公民信奉和践履这种价值观的时候，公民社会才会趋于成熟。让我们欣喜的事，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一主题形象地诠释了我国现时的国际战略：一是中国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二是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它也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推动世界各地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合作，和谐发展。它也诠释了志愿者精神和慈善精神、公益精神，因为这三种精神都是一种开放心态和包容胸怀。北京奥运会结束以后，媒体提出，这次奥运会的三大理念和志愿者精神能不能保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告诫我们，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和志愿者精神应成为中国公民的主导价值观。它需要长期地、不间断地弘扬和奉行。由这种精神和理念的长期引导，公民才会认识和实践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摒弃功利，而按照心灵内在的逻辑思考和行事。其次，我们的慈善服务、志愿者服务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它们需要制度保障。比如媒体上披露志愿者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难道还不应引起我的关注吗！

慈善和志愿服务是要靠多少代人的积累积淀，才能成为社会风气。到这个时候，大多数公民才会形成对慈善精神和志愿者精神的深深依恋，这些高尚的精神才会变成每个公民的终身需要和追求。这种内在的自觉就会成为生活习惯、成为生活常态、成为健康的快乐的生活方式。慈善自古以来是文明的代称，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关怀的美德，是人们对社会的关怀，是人们对文明的尊重。莎士比亚的名剧《一报还一报》中的主人翁依莎贝拉说得好：“任何大人物的章饰，无论是国王的冠冕、摄政的宝剑、大将的权杖，或法官的礼服，都比不上仁慈那样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

慈善是人学

人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慈善会涉及人学，因为慈善关涉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和责任、人的全面发展，等等。汲取人学的研究成果，会有助于慈善研究的学术升华，有助于我们从理性上认知，慈善服务和志愿者服务应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常态和一种生活方式。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性、本质就是人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如衣食住行等物品的需要；有精神发展的需要，如文化、艺术、科学、宗教等。而人的需要发展的产物有社会、国家、政治、法律等。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活动派生出人的价值与人的责任问题。为了提高人的自我价值，为了对社会、对自己尽责任，就要努力做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展望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时，提出，那“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他说，人的“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将逐步真正实现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同志2004年的讲话《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了马克思的人学的精粹思想。他说：“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同志的讲话指明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全面发展高于一切，这是社会主义的神圣原则。慈善是从民间互助上努力协助实现这一目标。诚然，要以人为本位，就要逐步消除官本位。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慈善包含着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重视，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对人的幸福的向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憧憬。慈善实际上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把人作为建设的对象，因而是一种主体性的建设。它的根本任务是努力改善、提高全体公民的各方面的素质。“以人为本”说的是，人总是作为主体和目的出现的。慈善不能只看作向灾区捐点钱。这种理解是肤浅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慈善重在尊重人，塑造人，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马克思说：“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幸福和完美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趋于完美；只有真正为同时代人创造了幸福的人，他自己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慈善就是通过弘扬仁慈、博爱、慈悲和不计报酬的公益服务和捐献，促进人的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与造福人类的创造的统一。而人的价值同造福人类的成就是成正比的。慈善的社会能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对社会各个方面不断得到协调，保证社会具有生气勃勃的发展活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国家现在尚未出现“全民志愿服务”的时代，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美好的憧憬。为了“全民志愿服务”时代早日到来，为了公民社会的早日成熟，我们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其中一点是社会慈善意识的长期教化。我们读中外经典文化著作，就会发现，人类的慈善文化传统宝库原来如此绚丽辉煌，人的慈善思想原来能够达到如此博大精深的境地。列宁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诚哉斯言。我们要学习和体究中外的积淀深厚的慈善文化，把慈善理念更广泛地灌溉到广大民众中去，更充分地发挥它的现实力量和理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