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期留守经历、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摘要】 目的 探讨有儿童期留守经历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法 以武汉4所高校220名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和239名无留守经历大学生为对象，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特质应付方式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问卷进行测试。结果 与一般大学生相比，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明显偏低(P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Left-home Experience,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Wang Yuhua. Department of Politics Edu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left-home, coping style,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220 college students left-home in childhood and 239 non-left-home experience college students of four Universities in Wuhan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they were tested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Characteristic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CC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Questionnaire. Results Compare with other college student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left home in childhood is lower (P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College students left home in childhood;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现在备受关注。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它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14周岁以下的儿童[1]。现在研究多集中在留守儿童当前的心理现状，缺乏关于留守经历对此特殊群体的长期心理影响的研究。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人和社会生活质量的一种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也是社会进步的深层尺度。例如，Cnaan，Blankertz，Messinger和Gardner(1999)认为促进幸福感应该是心理健康的主要目标[2]。现在学者一般都认同：主观幸福感由3个不同维度组成，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而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是影响主观幸福感非常重要的心理中介因素[3-5]。本研究旨在探讨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希望为目前留守子女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通过分层抽样从武汉4所高校大一至大三年级中随机抽取670名学生，收回有效问卷628份，回收率93.7%。有效问卷中，在14周岁以前有过留守经历的学生220名。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中随机抽取239人作为对照组进行研究。两组被试一般情况无差异。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筛选标准为：①父母双方或一方出外打工，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没有和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②孩子当时年龄是14周岁及以下，③父母每次出外打工时间是一次性连续半年以上。

1.2 测量工具

1.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Zimet等编制，由姜乾金等进行了翻译和修订，是一种强调个体自我理解和自我感受的社会支持量表，分别测定个体领悟到的来自各种社会支持源的支持程度，并以总分反映出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总程度，共12个项目。原作者将PSSS条目分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3类。本研究将其他支持确定为教师支持，其他条目没有改变。

1.2.2 特质应对方式量表 该量表由姜乾金等编制，由积极应对(PC)和消极应对(NC)两个维度组成，各包含10个条目。

1.2.3 主观幸福感问卷 该问卷包含3个部分：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量表是Ed Diener等人编制，包括5个项目。国内外不少研究都证实其有良好的信效度，能较好反映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测量采用Kammann和Flett编制的情感量表2中的20个测量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完整陈述项目。本研究使用生活满意度得分与积极情感得分之和减去消极情感得分来代表总体主观幸福感。

2 结 果

2.1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比较 见表1。

由表1可见，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在家庭支持、朋友支持、总体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总体主观幸福感因子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2.2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总体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各因子均相关显著，而作为主观幸福感的3个成分，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支持相关显著，积极情感与家庭支持、积极应对相关显著，消极情感与消极应对显著相关。这说明，总体上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

2.3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以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总体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各因子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表3可见，结果5个自变量中家庭支持、积极应对、消极应对3个自变量依次进入回归方程。以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的总体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各因子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表4可见，结果5个自变量中家庭支持、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教师支持4个自变量依次进入回归方程。

3 讨 论

在主观幸福感方面，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总体主观幸福感明显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对青少年的一些研究表明，青少年从父母处寻求情感，自我价值提升，工具支持等。因此，父母的情感和热情有利于建立积极的亲子关系，发展积极的朋友关系，并积极地适应社会，从而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6]。对于在儿童期与父母长期分离得不到父母关爱和情感支持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对自己生活质量所作出的总体主观评价不高，所以其主观幸福感明显偏低。

在社会支持方面，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更少得到家庭支持、朋友支持，总体社会支持水平偏低。可能是长期缺少家庭支持的状况影响到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对朋友支持的寻求动机，从而降低了总体社会支持的水平。在应对方式上，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差异不大，可能是因为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独立性增强，积极主动地应对困境，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少社会支持所带来的退缩行为，使得总体上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没有明显差异。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而言，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总体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相关，说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应对方式越积极，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影响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依次为家庭支持、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共同解释了主观幸福感因变量的53.5%。这说明对这些有特殊经历的群体而言，来自家庭的温情和情感支持是他们幸福快乐最主要和最有力的预测因子之一，家庭支持解释了主观幸福感的42.5%。同时，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也有较好的预测力。这提示在关注留守人群宏观环境建设，保证他们的一些情感和物质需要的同时，应该引导他们增强对生活事件的处理能力，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

影响无留守经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依次为家庭支持、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教师支持，共同解释了主观幸福感因变量的27.3%。其中家庭支持解释了主观幸福感因变量的9.6%。这进一步表明，家庭支持、应对方式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但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影响更举足轻重。对于这批有过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进入大学，一方面积极求知，另一方面承受着过去经历所带来的心理影响，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因此加强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学校、朋友对他们多一些关爱和支持，使他们能够在应对生活事件时，采取更多积极的应对方式，这对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是很有意义的。

4 参考文献

［1］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005,(1):29-36

［2］Diener E, Eunkook MS, Richard 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y Bulletin, 1999, 125(2): 276-294

［3］梁宝勇.应对研究的成果、问题与解决办法.心理学报,2002,34(6):643-650

［4］Brian LP. Stress-buffering factors related to adolescent coping: a path analysis. Adolescence, 1999,34:715-734

［5］王雁飞.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关系研究述评.心理科学,2004,27(5):1175-1177

［6］崔丽娟,秦茵.家庭寄养儿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5:143-147

(收稿时间：2007-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