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效率、技术效率与企业的性质

摘 要：企业的性质与组织内权威关系的形成有着直接的联系。对自由市场经济中企业组织形成的考察需要包含技术层面的分析。传统的交易费用理论无法说明为何在存在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技术时，仅就某种特定技术所选择的某种生产协调方式一定是最优的。企业本质上是技术效率性与组织效率性的结合，其建立的目的在于追求对更有效率的技术的使用。

关键词：组织效率；技术效率；企业的性质；协调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1-0052-05

引 言

“……既然人们通常认为统筹协调能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组织（即企业）是必需的呢？为什么会存在‘自觉力量的小岛’呢？”［1］科斯以这一简单而又深刻的问题作为他对企业性质思考的出发点，并指出，根本的原因在于存在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因而企业的显著特征体现在“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当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生产要素配置与协调的成本较高时，通过建立某种组织使这种活动内化便能实现成本上的节约；而组织（企业）的边界将由运用组织的边际费用（管理费用）与利用市场的边际成本相等的原则决定。张五常对科斯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在他看来，企业和市场都是一种合约，所谓的企业代替市场只不过是要素市场代替了产品市场，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合约。在企业这种合约中，私人要素所有者给予人以要素使用权，并由此获取收入。在企业内部，由于对产品直接估价存在成本，通过对某些投入品代替物进行估价，成本通常较小。［2］这种拓展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指出企业本身并不能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即企业本身也存在着一种“交易费用”。

科斯的分析使经济学对企业的描述由单纯的技术概念（生产函数）转向协调功能。其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在于强调企业作为一种节约协调成本而产生的组织形式。然而，单纯的协调成本角度的考虑未免容易进入另外一个极端。科斯的理论虽然有巨大的开创性意义，然而却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与批评，并一度被视为同意反复的“显然正确的理论”。例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既可以认为是交易费用的存在使某些市场交易为企业所取代，也可以认为是由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费用而使某些企业内部的协调活动为市场交易所替代。［3］

我认为，形成这一同义反复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易费用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矫枉过正。由于完全放弃了对企业技术性质层面的考察，协调成本（或者说，交易费用）的考察便缺少根本上的比较基准。事实上，组织（狭义上来说，企业）与市场都是生产的协调方式，并对于不同的技术而言，（通常）呈现出不同的协调成本。之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采用市场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采用组织，是因为生产本身的特性对有效率的协调方式有所限定。就某个时点而言，没有适合的协调方式的技术是不会被采用的，即便这种技术有巨大的经济潜力。然而，正是这种技术上的效率性激励着相应的协调方式上的创新与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的性质表现在它本身是一种生产技术与组织架构的复合体，其组织机构的设立是为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某些更有效率的技术，而对于这些技术的特征而言，组织是最有效率的协调机制。

一、技术效率与组织形式的变迁

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黑箱”式处理显然在近几十年来使许多经济学家感到极为不满。将企业处理为一种使投入向产出转化的生产函数的确掩盖了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为了将企业从这种“黑箱”中“解救”出来，科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企业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替代的目的在于以一种更经济的方式对生产过程进行协调。

然而，正如迪屈奇所指出的，这种市场替代论将企业置于一个协调机构的位置。［4］那么，如果企业的内涵仅仅是协调，市场中交易的商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市场并不能自动地提供商品，而将企业视为对市场的替代，显然也否认了其在提供交易对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样一种经济图景中，唯一提供商品的实体显然只能是个体生产者。遗憾的是，在现实中企业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显然是个体生产者所不能比拟的。同时，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严格地使企业存在的意义依赖于与市场运行效率的比较上。实际上，单纯从协调成本的比较上，我们很难说明为何当市场协调生产的成本较高时，需要放弃使用市场这种生产方式。正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所指出的那样：既然企业可以视为对市场的替代，那么为何市场不能视为对企业的替代？事实上，一种潜在的可能是，不必改变生产协调方式，而是单纯改变生产所使用的技术便可以降低市场协调所耗费的成本。当人们选择了一种适合用市场进行生产协调的技术时，生产的效率未必就要低于使用原技术并用组织进行生产的情形。显然，这里的分析清晰地表明对市场和企业协调成本的考虑必然需要以现实所能采用的生产技术为前提。

如果彻底抛开新古典的企业理论，那么形成对协调成本与企业功能的误解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为何要将企业的交易费用观点与其技术性质对立起来？本文认为，企业本身是一种技术与组织的统一体。这进而意味着当我们讨论到企业的规模时，将必须注意到此时这一规模概念已经具备了两重意义――企业的生产规模与组织规模，而这显然也同我们的常识相一致。在本文来看，技术上的效率性是企业组织效率性的基础。下面，本文将就这里所提及的两重性质进行详细的讨论。

毫无疑问的，给定特定时段的技术水平，对于某种在生产上可行的商品，总存在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技术。①例如，同样是纺织，既可以使用手工技术，也可以采取机器化大生产。手工技术可以很方便地通过个体劳作实现，个体生产者所需要做的一般只是购买原材料。此时，通过在要素市场上进行交易实现这种生产便足够了。②使用手工技术，个体生产者甚至可以自给自足（完全纵向一体化），从而摆脱对市场的协调的依赖。在这种情形下，市场只不过是一个原材料和社会剩余产品的交易场所，而不再具备科斯所说的生产协调功能。［5］使用分工协作生产在效率上有着明显的优势，然而，实现该技术的要求也是极高的――不仅需要购买昂贵的机器，还需要足够的人手。希望以个体经营实现机器化大生产通常是不可能的。这时，要成功利用这种更有效率的技术，社会分工与协作将显得无比重要。仅仅是要组织和筹集这样的分工与协作所需耗费的人力与物力就可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任务。当然，这种交易费用意义上的组织与协调的成本，从根本上来说取决生产所采用的技术。

当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使得每个投入要素的贡献都可以清楚界定时，这种技术被称为是可分的。这种可分性意味着各种要素投入之间在生产过程中不存在外部性――当某要素投入增加或者减少时，其它要素的边际产出不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技术条件下的生产过程中，从长期来看我们大体上可以预期到通过一般性的市场交易合约即可实现分工与协作的协调与效率性。③以交易费用理论的术语来说，这些技术上可分的生产方式由于只伴随着极小的交易费用，从而可以通过市场协调方式加以实现。④其原因在于，由于每个要素的边际贡献不会互相影响，生产所需要的唯一前提是各个要素所有者的投入得到合理的回报，而市场可以通过为每个要素所有者分别界定各自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来制定生产合约。

然而，如果技术上不可分，那么出于事实上普遍存在的产权的不完整性，仅仅通过市场协调是没有办法实现该项技术的。技术不可分意味着各要素投入之间会相互影响，因此难以明确地确定各个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各自的贡献到底是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不可分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即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以及霍姆斯特罗姆等人所提及的团队生产中的道德风险。［6］由于存在着努力的外部性（或者说，对努力的成果的事实上的产权不完整性），不可能仅仅通过市场的交易行为而实现团队协作，因为根本无法准确地在边际上对每个团队成员的贡献定价。此时，就需要建立一个专门为实现这种不可分技术而设计的机制，只要它有助于效率上的改进。而组织即为这种机制。在这一点上，科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以及霍姆斯特罗姆的分析的确有极强的解释力。

归结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技术形式通常要求不同的生产协调方式。换言之，选择个体经营、市场协调下的分工与组织协调下的分工等不同方式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某种技术的特定要求。组织协调在许多特定情况下优于市场协调，然而这种优势以及选择组织这种协调方式在根本上取决于特定的技术的特性与实现要求（运用于生产）。具体的协调方式的产生及选择以技术要求以及该技术的效率性为基础。阿尔钦和和德姆塞茨以及霍姆斯特罗姆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分析中，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是为了解决团队生产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从而使某种生产技术得以有效地实现。具体而言，之所以搬箱子（假设箱子的重量使之不能被单个人搬动）的过程中需要有人进行监督，是因为只有多人合作才能实现特定的产出目的（搬动箱子），且这种合作的技术在其实现形式上不能避免“搭便车”。可见，在该事例中，建立这类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在于搬动箱子，而要有效地搬动箱子也只能使用这样的组织形式。

需要再次申明的是，上述讨论没有否认企业性质的交易费用观点的基本逻辑。对于某些技术，之所以使用组织的形式加以实现的显著原因在于组织比市场更能胜任这种任务。使用市场方式配置资源通常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些技术。换言之，试图使用市场协调实现这类技术在生产中的效率性将显得成本高昂。本文仅是在此基础上强调，组织的建立取决于特定技术性质的要求。

二、技术效率与组织效率

事实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从长期来看，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如果其有存在的必要的话）理应是技术上的效率性与组织上的效率性统一体。如果我们进行一个不太严格的划分，那么技术上的效率性对应着企业的生产规模，而组织上的效率性则对应着组织的规模与结构；企业组织机构的建立在根本上追求的是对一种更有效率的技术的运用，这要求其能以最小的代价在最大程度上化解生产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上文的所谓的“更有效率的技术”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反映着生产函数之间的差异。即，在相同投入束下，使用何种技术（生产函数）将得到更多产出。在另一个层面上，技术的效率性对应着“最小有效规模”。规模经济是这种效率性的最直接的体现。尽管它并不是所有行业所具备的特征，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许多行业而言，存在着一定的初始经营规模上的进入壁垒。这些与某些特定技术相联系的效率性因素使人们有动机使用这些技术，并进一步构成了建立企业组织结构的动机与合意性前提⑤。管理机构与体现一定技术特征的生产函数相结合，便形成了通常意义上的企业。

组织上的“效率性”也包含两个层面。首先，组织的建立必须使得其在对同一生产过程进行协调时较其它协调方式费用更低；其次，组织还必须在满足前一个效率性的前提下寻找一种最佳的管理方式。这实际上取决于组织内部结构与权威关系的设计⑥。管理学的许多理论显然是旨在从现实操作的层面上探讨如何实现第二层面的组织下效率性。

显然，在选择生产协调方式的过程中，有必要权衡技术上所能获得的效率性以及不同生产协调方式所引致的成本。首先，不同的技术条件意味着相同投入下不同的潜在净产出水平；其次，当运用不同生产协调方式对使用同一生产技术的生产过程进行协调时，所能实现的产出通常是不同的。在给定有限理性和自利假定的前提下，这取决于技术的具体性质，例如技术是否是可分的。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对此进行表述。如果我们以生产的最优状态为考察的基准，那么显然为达到生产的最优状态而耗费的协调费用不一定相等。这种为达到最优状态而耗费的协调费用实际上就是交易费用。⑦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大致将生产协调方式的选择机制归结为下面的图表：

在上面的图表中πi（i=1，…，N）表示在最优状态下，使用技术所能得到的最大生产性利润（即产出减去要素投入成本）；Tji（j=1，…，K）为选择协调方式j=1，…，K对技术i下的生产进行调节时，为使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保证πi的实现）所耗费的费用（实际上就是“交易费用”）。如果用i，j来表示一个技术与协调方式的组合，那么演化过程所形成的组合i，j必然对应着maxπi-Tji。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技术与协调方式组合选择的关键变量在于（πi-Tji），而非单纯的πi或Tji。科斯所提及的“交易费用”实际上仅仅涵盖了T。诚然，当我们仅仅为某个特定技术选择生产协调方式时，“交易费用”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变量。但单纯比较T的大小显然不足以刻画一个完整的技术――协调方式的选择过程，因为“交易费用”理论并不能保证对于某种技术而言，使用市场的T大于使用组织的T时，就不存在另一个技术，当其被市场所协调时，能产生占优的净总支付。简单而言，“交易费用”理论只是说明了对于某个技术而言为何要使用市场或者组织（或者其它）进行协调，但它不能说明这种技术――协调方式的组合是否是最优的。当我们考虑一系列可行的技术选择时，必须从NK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之间进行筛选。而这种较完整的刻画要求我们不仅考虑协调方式本身的效率性，还需要考虑各种可行的技术本身能够产生的净收益。这种“净收益”显然构成市场――组织选择（建立）的合意性前提之一。

考虑如下的情形：当对于某种技术而言（令其为A），协调方式F的费用（令其为TFA）高于协调方式M的费用（令其为TMA）时，市场自由演化的结果仍然是F成为了普遍的生产协调方式。通过简单的代数计算便可断言，这种情形的出现必然要求某种替代性的生产技术（令其为B），使得对协调这种技术下的生产而言，协调方式F的费用（令其为TFB）小于协调方式M的费用（令其为TMB）。说明这点是很容易的。因为对于技术B所能实现的最大生产性净收益πB而言，如果同样有TFB＞TMB，那么将有（πB-TFB）＜（πB-TMB）――选择不是有效的选择。当然，要使得F成为一种占优的协调方式，还必须有（πBTFB）＞（πA-TMA）。

（πBTFB）＞（πA-TMA）并不要求πB＞πA。当πBπA时，如果TFB足够小，那么不等式仍然可以成立。这意味着，从某种静态角度来考察时，最有效率的技术（投入产出比最高）并不一定被采用，因为给定所有可选择的协调方式，与一些次优的技术相比，它对应着较高的协调成本（因为TMA＞TFB，TFA＞TFB）。这在现实中表现为，由于缺少某些必要的协调方式，许多技术无法被应用于实际生产。上文所提及的技术完全不可分的机器化大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雇佣制团队这种生产协调方式没有产生时，使用其它协调方式（比如说市场）来对这种生产进行协调的费用可能是无穷大的。

从以上逻辑出发，将我们的分析置入一种动态演化的模式将是有益的。从动态角度而言，技术可以创新，新的协调方式也可以引入。当缺少某种有效率的生产协调方式时，某些技术将不会被采用⑧。然而，这些潜在的技术毕竟有其投入产出上的优势，从而使社会有动机去探索一些适宜于这些技术的生产协调方式。机器大生产呼唤着企业组织的设立，信息时代的到来对应着组织扁平化。技术在这些变化中无疑是最根本的变化诱因。企业组织的设立不是绝对的，当技术进步要求市场作为生产协调方式时，企业组织也会被市场所替代。但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于企业性质这一较狭隘的范畴时，我们可以断定的是，企业组织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着特定类型技术特征的要求，是为了追求该类技术在某个社会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特有的效率性。

三、对协调成本的重新定义

在交易费用理论看来，企业的使用是对市场费用的节约。那么，当市场被企业替代时，到底节约了多少交易费用呢？由于企业可以看成对市场的替代，而市场又同样可以看作对企业费用的节约，因而两种“交易费用”实际上互为参照。当我们用企业来界定市场时，企业被置入了黑箱，而当我们用市场来界定企业时，市场被换入了黑箱。实际上，在这种逻辑关系中我们缺少一个固定的参照系来同时界定企业和市场的运行成本。将技术引入分析有助于我们寻找这样一个参照系。在这种分析框架下，组织和市场的交易费用比较将在相同的生产技术上展开。

然而，这种分析方法意味着，传统的交易费用概念并没有完全涵盖制度确立的成本。具体而言，设想一种由于个中原因（如技术的不可分性）而不能由市场进行协调以加以实现的技术1。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生产者只选择市场这种机制进行协调，那么其将不得不放弃使用技术1而寻找相应可以实现的某种次优替代性技术2。这进而意味着人们将放弃与技术相对应的生产上的效率。如果使用技术1和2完成生产任务的生产型净利润分别为π1和π2（π1＞π2），那么这种放弃的效率即为（π1-π2）。换句话说，使用企业这种生产协调方式可以节约（π1-π2）部分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市场这种生产协调方式的运行本身是需要发生费用的。这种运行费用与（π1-π2）之和便构成了市场这种生产协调方式的协调成本，而在传统的交易费用概念中，（π1-π2）这部分机会成本显然不在概念范畴之中。

四、结 语

本文从生产的技术效率以及协调生产的组织效率两个方面分析了企业的性质。从本质上来说，企业的产生来自技术效率性的要求。企业与市场的替代是一个以最小协调成本实现最优效率的生产技术的过程。企业是技术效率与组织效率的统一体。

按此逻辑，企业内部的权威关系配置就可以视为一种实现组织效率的过程。在现有企业理论中，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内部权威关系（即谁拥有企业的决策权）之间尚未存在一个有机的连接。而本文的分析则将这两个问题置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下：企业组织的产生在于保证生产技术的有效率的应用，而企业内部权威关系的配制则保证了企业组织这种协调方式能够以最小的组织成本来运行。显然，在此逻辑之上，企业的性质与企业内部的权威关系配置问题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生产技术的特性（是否可分）决定了企业内部权威关系配置的特征，而这种权威关系的配置则决定了生产的具体的组织形式。

注释：

①服务和销售等一系列活动都可视为通过某种投入得到的产出。

②这里的要素市场区别于张五常的“特殊的要素市场”，它仅是通常所说的市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③从短期来看，一体化可能存在信息上的优势，因为企业内部沟通和信息传递通常比市场信息传递更加便捷，不过从长期来说，这一优势将随着市场主体经验的积累而慢慢衰减。

④前面所说的个体生产方式明显是技术上可分的。当然，这里的可分的生产技术不包括前面所提到的自给自足情形。

⑤当然，它可能不是必要性条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如果不存在技术上的不可分性，组织的设立并不是必然的。

⑥事实上，后者是决定性因素。

⑦组织的运行成本实际上也是一种交易费用。

⑧甚至可能不会被发明，因为或许当发明家知道在当前缺少一种运用这些技术的协调方式时，将因为发明出这样的技术是无利可图的而放弃相关的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美］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三联书店，1993.

［2］张五常.经济解释：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Alchian,A.A.and Demsetz, H., 1972,"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ivew,Vol.62,No.5,777-795.

［4］［美］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关于公司的新的经济意义［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Coase,R.H.,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Vol.4,No.,386-405.

［6］Holmstrom,B.,1982,"Moral Hazard in Teams",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3,No.2,324-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