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音乐自身的规律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般我极少关注，除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对卡拉扬拖着病躯对全世界发出“和平，和平”呼吁的那场新年音乐会印象深刻外，近十多年来，我一直基本实践着每年元旦到一个新国度迎接新年到来的理念，旅途中少有时间静心听音乐会。

20世纪音乐的一份声明

2006年1月1日，我在国内，从电视上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首先注意到拉脱维亚人马里斯・扬松斯(Mariss Jansons)精彩的指挥，不禁回忆起1988年我在赫尔辛基，听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演出肖斯塔柯维奇《第七交响曲》，我当时撰文写道：

“苏联在全球宣传了《第七交响曲》的创作环境：头三个乐章写于德军炮火下的列宁格勒，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美国，名指挥家们为这部引起轰动的交响曲的首演权你争我夺。托斯卡尼尼参加这场竞争较迟，但是他得到了美国广播公司的支持。他首先得到了总谱，是摄在胶卷上由军舰带到美国的。1942年7月19日，纽约无线电台首次广播了这部作品，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收听了广播。在音乐史上，一首交响曲起这样大的政治作用也许还是第一次……”

1982年当我第一次读《肖斯塔柯维奇回忆录》中上述的描写时，触动极深！1988年4月26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由年轻的指挥家马里斯・扬松斯率领来赫尔辛基演出这部作品，我匆匆赶到音乐厅。那天，芬兰大厦内座无虚席(非常少见)，票价比平时也高出5倍之多。节目单上印着肖斯塔柯维奇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着消防帽的照片(1942年美国《时代》杂志世界风云人物封面也是同样像片)。这已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时代的象征，一个为他那一代人说话的作曲家的象征。

乐曲一开始便充满着火药味。紧张、动感的旋律，立体多变的节奏扣人心弦。中间著名的“进行曲”不但体现了作曲家高超的配器技巧，而且可以看到肖斯塔柯维奇有意把节奏作为独立的表达手段，在交响曲中大段地处理发挥。扬松斯在此处做了精细的艺术处理，层次分明，但在音乐段落的连接处又保持了过渡的自然性。后几乐章安魂曲风格占据了“中心位置”。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列宁格勒几乎每个家庭都失去了亲人。饥饿、恐怖、战火的历史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肖斯塔柯维奇曾说：“我的《第七交响曲》写得很快。我不能不写它，因为战火在周围燃烧，我必须和人民在一起，我要创造我的国家在战争时期的形象，用音乐来突出它。”那崇高深刻的感情与朴素无华的叙述，证实了作曲家于1975年8月逝世时世界各国在报导他的死讯时的一致评价：“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对本世纪的音乐历史献出了一份有意义的声明……”

音乐会结束，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欢呼。这动人的场面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在当今世界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现代派音乐大当其道“轰轰烈烈”之时，什么样的音乐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音乐?今天有人为“发明”了自认为是“新奇的、划时代的”音响时，肖斯塔柯维奇恢复了交响乐的“垂死”流派的真正涵义怎么理解?

21世纪回顾与展望

17年后，重读这些文字，回味着施特劳斯那么好听的《咸水湖圆舞曲》、《热情波尔卡》等，脑海中盘旋了一些问题；今年正值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看上去老了许多的扬松斯破例指挥了作曲家的歌剧序曲，细细听，乐曲无时不刻地闪耀着作曲家的天才，无论是肖斯塔柯维奇，施特劳斯，还是莫扎特，他们的音乐是如此符合人类“渴望与满足”的本性，是好像在遵循着音乐的“自身规律”在律动。我近一年来常“回归古典”，重读(听)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作品，从新的高度认识那些大作曲家的技巧与内涵，深感他们为后人的创作奠定了多么深厚的基石。今天，斯特拉文斯基的总谱仍是欧洲现代派作曲家手中不断翻阅的样本，为什么，因为其中充满着智慧和灵气。我现在重听“英雄交响曲”，是把其“复三部曲式结构”当作“真理所在”去感受的；贝多芬曾让人们多听像亨德尔那样“真理所在”的音乐；瓦格纳称贝多芬用无与伦比的艺术把他的船驶出无限的“渴望”，驶向“满足”的海港；德国作曲家弗兰克尔(W.Fraenkel 1897～1983)60多年前在上海教授他的中国学生们(丁善德，李德伦，瞿希贤，秦西炫，桑桐，周广仁，汤正方，董光光等)曾说，音乐别无它物，惟紧张与放松(Music is nothing but tension and relaxation)。

最近，我听了一些国内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的作品录音，“现代派”风格浓郁，年轻人的勇于创新的精神从来值得鼓励，在此仅提一个细节；扬松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4年9月接到电话，通知我指挥2006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后，我听了800多部相关作品。”

那么，青年作曲家在提笔创作“现代严肃音乐”作品之前，应听多少作品?

说来有趣，2006年元旦那天，中央电视台2频道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同时，中央电视台6频道在转播“世纪之梦・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大型电影音乐会”；我穿插着看了一下，一面是弥漫着资产阶级气息的华尔兹，一面是充满无产阶级气息的革命旋律。记得列宁曾说过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应是地主阶级，官僚阶级压迫下产生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到了21世纪，有人希望“中国现代音乐不要成了在西方文明压迫下产生的全部知识逆反规律的发展！”我想，无论任何音乐，民间的，传统的，通俗的，现代的，对其自身的规律应从不同角度不同高度给予更多的关注，为什么好听？为什么难听？包括同样的音乐什么样的人听了受感动，另一部分人却无动于衷？！当然，处于“后现代”文化浪潮中的某些艺术家，如果是坚守其“取消任何因果性和确定性”的追求，有意“叛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毕竟肖斯塔柯维奇写“第七交响曲”的年代已过去60多年，经过战争和困难的人们在“学习”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年轻的一代在更新着和平的岁月，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的蓬勃发展正抗衡着一切“全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那些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作曲家，我的关注是多余的。

(本文作者留学芬兰，系芬兰作曲家协会会员，现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