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超期服役的“罪与罚”

近些年来，董事任期届满但未按法定程序选举而继续以董事身份任职的现象愈演愈烈，多家上市公司出现董事超期服役现象，并且董事会全体董事超期服役较多。

情况较为严重的如贵州茅台（600519），公司第一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02年11月就已届满，直至2010年5月才产生第二届董事会和监事会，超期任职近8年之久。北新建材（000786）存在两届董事会蓄意超期服役现象，其独立董事郑家运任期长达9年之久，超过相关制度规定3年之多。

毋容置疑的是，董事超期任职尤其是董事会的蓄意超期服役将导致股东、员工的利益受损，董事会治理效率降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受阻。

超期任职“三宗罪”

董事任期过长与社会公认准则不符，易使公司声誉受损。国外研究表明，外部董事任期与公司声誉呈倒U字型关系，公司聘用有声望的外部董事，有助于改善其社会形象。随着任期的增加，外部董事对公司以及行业情况逐渐熟悉，人际关系也逐步和谐，参与治理的效率将逐步提高。

但任期的进一步增加，甚至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会引发公众对上市公司产生质疑，从而给企业声誉带来负面影响。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因董事会超期服役，使其决策深受投资者的质疑，而难以执行。如江泉实业（600212）的独董超期服役，既违反了独立董事指导意见又违反了公司章程，属于严重的公司治理漏洞，引发了投资者对公司严重关联交易的质疑；ST景谷（600265）的两大股东内斗导致董事超期任职以及重要高管的辞职，使公司声誉及业绩受到不利影响。

超期任职将导致董事会治理效率降低。大部分治理评级机构都将董事任期视为衡量董事会效率的重要指标，任期越长，评级分数越低。任期长的外部董事难以成为不受股东控制或管理层影响的非关联人士，这将降低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及其监督效率。像凤竹纺织（600493）超期服役董事会签署的招股说明书，引发了投资者的不满，新股发行被暂缓，董事会决策难以实施。

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公司股东利益被侵害。控股股东控制董事会的权力越大，谋取私利的动机与能力越强；大股东委派的关联董事越多，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越严重，利益侵占越严重。大股东通过控制董事会，甚至蓄意使董事会超期服役，可以实现其关联交易。再以景谷林业为例，公司第二大股东中泰信用担保一方面利用上市公司参股“泰跃系”旗下的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北京科技园等关联单位，通过直接借款、贷款担保、业务欠款等方式侵占景谷林业的资金；另一方面，其对公司的主业发展漠不关心，投资设立的子公司大多连年亏损。2005-2011年的连续7年中，公司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亏损，于2012年9月底被ST，中小股东为大股东“掏空”埋单，蒙受巨大损失。

蓄意控制还是过度制衡？

董事会超期服役在我国蔓延的根本原因，是在《公司法》以及相关规定存在漏洞以及监管不力的前提下，大股东超强控制或者过度制衡的结果，更是大股东利用法律漏洞对上市公司实施控制的蓄意行为。

为了保护公司的利益，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营，避免董事会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状态，董事超期服役实际上得到了我国《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间接许可”。《公司法》第46条规定，“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96条规定：“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实际上，美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国对董事的超期服役也有相似的规定。但这一规定在我国上市公司常常被滥用，大股东为了控制董事会，蓄意使其超期服役。现行《公司法》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董事提名权的规定使上市公司拥有较大自主性，事实上董事提名权主要由大股东控制，这降低了中小股东选举董事的积极性和可能性，无法有效限制大股东的控制权。中小股东对因大股东控制或者制衡而导致的董事超期服役，只能听之任之。

相关研究证实，董事在任期期间会建立相似的支配逻辑以及对公司的认知框架，任期越长，越会恪守既定政策。因此，为降低认知冲突、增强组织惯性、确保大股东的意愿能得到董事会的支持，并进一步将其意志凝结于公司的经营管理之中，实现对公司的长期深度干预，大股东可能有意拖延董事会换届选举，从而造成董事会超期任职。

在大股东占绝对优势的上市公司中，董事及高管多由大股东控制，甚至独立董事也由其指派，旨在占有更多的董事席位，保护其在公司边界或关系网络内拥有或者依赖的特殊资产。贵州茅台的实际控制人国资委牢牢把握“董监高”的任命权，第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几乎所有成员均由大股东茅台酒厂的管理人员出任，独董比例未达到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北新建材（000786）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52.40%）由国资委100%持股，董事长、总经理及内部董事均来源于大股东或关联公司。

不仅如此，股东的制衡与较量使董事“被超期服役”。高度制衡的股权结构下，董事会超期任职成为大股东权力较量的产物。景谷林业第一大股东景谷森达与第二大股东中泰信用持股相当，超强的股权制衡带来了旷日持久的控制权争夺，2008年开始愈演愈烈。公司董事会2009年3月对外宣称，因两大股东无法对新一届董事会成员达成一致而取消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换届选举被搁浅。2010年6月12日，公司董事会再次表示因为上述原因取消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大股东“泰跃系”为了把持董事会，一直拖延董事会改选，致使董事会被超期服役。

限制绝对权力完善董事提名

大股东有强烈的动机为实现其控制权私利实施董事超期服役，而我国法律与监管的漏洞又使其行为成为可能。因此，完善法律与监管、优化股权结构以及培育理性大股东，使董事会成为有效的决策机构，是规避蓄意董事超期服役的主要措施。

为了科学有效地治理超期服役现象，必须完善董事提名机制。为限制大股东对董事提名与投票的绝对权力，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董事超期服役问题，可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大股东提名的董事比例并充分发挥提名委员会的作用。国外的做法就值得借鉴：美国宾州公司法规定，任何股东不论拥有多少股票，最多只能享有20%的投票权；比利时公司法规定，单个股东的表决票数不得超过表决总票数的20%，也不得超过与会表决总数的40%；意大利商法典规定，股东所持股份在100股以内，每5股享有一票表决权，超过100股时，每20股享有一票表决权；加拿大公共事业退休金投资委员会（PSPIB）规定，国企董事职位的选举由枢密院办公厅在网站上招聘信息，由猎头公司对应聘者进行评估，由业内专家担任主席的提名委员会审议，最终由政府从中差额选举。

必须完善股东大会制度，董事会超期任职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于相关法律与制度框架下的股东大会。股东通过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我国《公司法》赋予了股东大会自行召集权、提案权等实体权利，规定了累积投票、委托投票等制度，在董事会超期任职侵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下，股东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采用征集投票权、累积投票改选董事会，还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寻求司法救济。为了确保这些权利的有效实施，《公司法》以及股东大会规范等法律与制度，应细化具体的实施手段，使中小股东的董事提名权落到实处。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中小股东应强化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积极参与治理，从而对董事会超期任职形成有力的内部制衡。

更为重要的是，监管部门应引导并督促上市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规定董事会超期的时限以避免过度超期服役现象的发生。除了自律外，法律、法规应对董事过度超期行为予以限制，并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如将再融资、资产重组、股权激励等审批许可与董事超期服役挂钩，凡存在董事会超期任职公司的相关申请不予受理；若董事会超期任职的责任在股东方，应限制其股东权力直至问题解决；明确董事会无限期超期行为的限制与处罚措施等。

公司治理的核心不是权力制衡，而是科学决策，董事会应成为服务于公司利益的决策机构，而不是某个股东控制的董事会。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有效性，应树立和谐治理文化。公司股东应树立和谐与信任的理念，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以公司长远发展为目标，建立相互信任的沟通机制。董事会应成为真诚合作的公司利益代表，成为公司战略顾问、长期规划者与投资者关系协调者，以规避因大股东控制权争夺、董事超期服役而导致的公司形象受损、治理结构混乱、公司业绩下滑等危机事件的发生。

（作者系山东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