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的明代经济研究

摘要：从16世纪至今，西方汉学家对明代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做了一系列的考察，本了大致的梳理，着重论述了当今汉学家的看法，在评介的基础上指出了问题。

关键词汉学；明代经济；李约瑟难题；卜正名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1-077-02

作者：王乐，湖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湖南，长沙，41005

一、走出“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之争

为什么曾经强大的东方会在近代逐步沦为西方的附属，这是个对国内外学者都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课题，在汉学界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或“中国难题”。对于明以来中国经济状况的研究就显得意义突出。汉学研究的传统发源于欧洲，虽是以语言文字为重心，但是对中国经济也做了相当的考察。应该说16世纪到18世纪末以前，西方对于当时中国经济的评价积极。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等，都把中国看作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18世纪末开始转变，马嘎尔尼说中国是“一艘老旧的头等战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黑格尔声称“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实际将欧洲置于了世界的中心。他还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木乃伊式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变化，没有内在的动力，这样的看法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美国汉学的地位凸显，代表人物是费正清和列文森，他们都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出发点，认为中国是个停滞的社会，只有用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来改造中国，才能使中国突破传统的束缚，发生与世界同步的变化。在这种主流模式的笼罩下，明代经济被视为是僵化的，在西方强力作用下被拉入了世界体系。

1970年开始了对“西方中心论”的抨击，到90年代末，世界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即使是在欧洲，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特殊的，此时国际史学界在对中国的研究中从西方中心论滑向了中国中心论。从外部原因来看，此时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对西方领导世界的能力和西方价值观念的优越性发生了动摇。从学术思潮来看，后现代主义、法国年鉴学派和“新史学”思潮深刻地影响到史学界。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的一个体现。该理论以对“冲击――反应”和“传统――近代”模式的批判为基础，摒弃把中国当作接受西方社会影响和改造的“客体”，而致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开始认识到中国历史首先应从中国社会内部来寻找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和相关因素。这一时期，汉学界在继贺凯(Charles Os-ear Hueker)、范德(Edward L.Farmer)、黄仁宇、何炳棣等老一辈学者之后，新一代学者牟复礼(Frederickw.Mote)、毕克伟(Ann Waltner)、魏斐德(FrederickE.Wakeman Jr.)、窦德士(John w.Dardess)、司徒琳(Lynn A.Strove)开始涌现，加拿大汉学家卜正名(Timothy Brook)就是目前明史研究活跃的一员，被誉为是当代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主张“超越了旧模式上‘思想上的帝国主义’”，“并以中国自身为基地从中国的情况出发来对待中国历史”。具体来说，1400年以后的世界并非是在西欧的资本主义所赋予的重压之下重塑的世界，以往的“西方中心论”者和“中国中心论”者都没有看到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而中国正构成了世界史过程的一个“重要例外”。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综合的历史考察，提倡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力求结合历史研究的实践从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的层次上探索历史学学科内部的一系列问题，下面就大致评述一下其研究轮廓。

二、新一代汉学家的突破

在学术界，“明朝统治下的中国正失去它的自治，变成一个不是由它缔造的世界秩序的依赖者”亦是长时间内成为定论的观点。但新一代汉学家认为明代中国在成熟的区域分工、连续的生产过程和国家对市场的控制三个条件之上已形成一个广阔的市场经济，到明晚期，城市商业社会的格局已经形成，中国正以其强大的商业吸引力，将西方纳入了以自己为中心的贸易体系。中国经济并非在大西洋的浪潮前走向衰落，而是“大西洋的浪潮由中国这个月亮牵引着”，欧洲人在世界经济中为自己构建的那块地盘是通往中国的。卜正民总结道：白银并不是不请自来地进入中华大地的。他是被一个早已培育起可观的商业能力的经济体系拉进和吸纳到自身中去的。继而明确指出，明代初年距中国经济衰落还为期早矣。

这种观点是具合理性的。据史料记载，16世纪中叶，大量白银持续不断地从日本和南美流入中国市场，由西班牙人经过菲律宾运入中国的美洲白银，仅隆庆五年(1572)明末的七八十年间，就达4000多万库平两。

中国明清经济曾被指出存在着“斯密型增长”的最大“缺陷”，即没有能催生“熊彼特型增长”的技术变革因素，由于缺少必要的技术突破，必然会面临一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市场的容量，当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资源的限制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便可能会陷入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即进入“量的增长和质的停滞”，也就是所谓的“密斯极限”。鉴于李约瑟教授已证明中国的技术和理论科学曾长期领先于欧洲，直到革命前夕也毫不逊色，研究者的目光转向“制度”。诺斯等制度论者认为，中国缺少支撑技术变革的制度：熊比特指出有效的市场背后必有一套完整有效的金融制度：黄仁宇也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在西欧，主要在于它实现了财政、税收和货币等诸领域的数字化管理制度。

新一代汉学界却体现中国经济制度的活力，他们指出“开中制”包含着发生金融制度创新的一种可能：当政府要把粮食运到北方的驻地，但财政上存在现金“周转”困难时，就把食盐生产、运输的垄断权抵押给民间商人，以此交换，商人们就能靠买卖由政府专营的食盐“盐引”获利，而政府财政的压力也得到缓解，“盐引”的作用类似政府信用保证下的一种国债，而盐引也有了市价，并逐渐成为一种“期货工具”或有价证券，成为一种民间资本投资的对象。

三、需指出的两个问题

新一代汉学家抛弃西方中心的视角，帮助读者用新的视角重观中国在“前近代”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但有两个问题需指出。

第一，对明代对外贸易似乎缺乏整体的认识，毕竟此时的贸易并非单纯的“商品制”贸易。自明开国以来，效法前朝建立朝贡体系，即把南海诸国纳入“朝贡”，对于朝贡的商人允许附带货物和开市贸易，并赐与物品，此种优厚酬答政策多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意在维护在海外诸国中的威望。同时对国内的沿海边民加强海禁政策，但此时的生产发展，与周边国家经济往来日益密切，海外私人贸易已蓬勃兴盛，尤其是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出现了拥有庞大武装的海上走私集团。总的说来，朝贡制和“商品制”没有任何一方获得绝对优势，而两者也非绝对对立，海禁政策并未很严格地贯彻实施，私人出海贸易常能在地方官的默许下进行；而面对生机勃发的“商品制”时，政府也已看出它所能带来的利益。

第二，没有深入地探讨赋税和商品两者之间的关系。明代市场的推动力中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赋税货币化和官员俸禄货币化，将农民和官员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向推向了市场。二是国家因官营手工业效率低下，逐步退出“自给”状态，而采用包买、包购的方式供给。西鸿定生检阅《明实录》，证实了政府是棉花消费的一个“大主顾”，自洪武年间起，仅军队消费棉布总量达一百几十万至二百万匹、棉花五十万至百万斤。在一条鞭法实行之后，棉花、棉布表面上获得了“商品”的形式，但农民出售的目的确实在于换取交纳赋税所需的货币，实际上是赋税的一种转化形式。程念祺称之为“财政市场”，王家范教授称之为“特性化市场”，此时市场的商品化程度还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后期的明史研究的汉学家家反复强调着一个事实：以往在考察中西史学界的明史研究时，看到的是“西方传奇”在中国历史书写中的镜像，也就是说，中西史学家期望在中国前近代史中再重建一个西方崛起的模式。但我们在他们凸现中国独特性的研究中，似乎也能看到富饶无比的“东方梦”留给西方的长久印记，正如卜正民自己所言：在世界另一端发现的中国，将会是马可・波罗所描绘的拥有富丽堂皇的快乐宫殿和无与伦比的财富的世界。中西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在互相映射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