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压倒改良

摘 要：湖湘文化一个鲜明的特质是以政治作为基本的人生价值取向，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即以政治为本位，这也成为五四时期湖南报人基本的办报导向和立足点。以政治为本位的五四时期湖南报刊的政治倾向有改良与革命两条基本线索。从大势说来，是改良为主调走向革命为主调，革命压倒改良。但分而论之，则以湖南《大公报》为主帜的报刊是改良趋向革命，然后又回归改良，而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的激进的青年知识群体所办的报刊则是由改良走向革命，最终走上“俄国人的路”。

关键词：湖湘文化精神；五四时期；湖南报刊；革命；改良

作者简介：田中阳，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

湖湘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湖南人，它在近代所蓄积的巨大的心理势能足以俯凌后世，足以支配后来的湖南人，尤其是湖南士人的心理趋势。湖湘文化实质上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地域性学派，它的精神特质、价值取向与儒家文化的本质特性是一致的，只不过因为湖湘文化生成在国家、民族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中，所以就显得特别执着，特别强烈，它的承载主体由此规约的人生行为走向也表现得特别专一，特别彰显。湖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及人情风俗，也赋予它鲜明的个性特色。湖湘文化一个鲜明的特质是以政治作为基本的人生价值取向，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即以政治为本位。这构成历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共同的人生路向，也构成五四时期湖南报人基本的办报导向和立足点。

以政治为本位的五四时期湖南报刊的政治倾向有改良与革命两条基本线索。从大势说来，是改良为主调走向革命为主调，革命压倒改良。但分而论之，则以湖南《大公报》为主帜的报刊是改良趋向革命，然后又回归改良，而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的激进的青年知识群体则是由改良走向革命，最终走上“俄国人的路”。这两大阵营在五四时期是盟友，甚至是战友，但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之所以革命成为主调，湖南的这个时期之所以孕育出以为代表的最终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的中国革命的杰出人才群体，既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是湖湘文化精神秉性使然。

反对封建统治，捍卫民主共和，是湖南《大公报》这一类以改良为基调的湖南报刊在五四时期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湖南《大公报》一创刊就旗帜鲜明地宣言：“惟知以拥护共和巩固国家为职志”。在创刊号发表的“时评”《本报对于国体问题之主张》中写道：“夫以三数人之私意，便欲变更全国国民所习而安之之国体，非狂则妄，……吾辈曷不因势利导，以醒其狂妄？兹值本报出版之始，特标此旨。”在创刊号上，该报同人就以不同的言说方式反复强调该报反对帝制、捍卫共和的宗旨。

反对帝国主义，捍卫国家，是湖南《大公报》这类报刊另一鲜明的政治立场。这和反对封建统治，捍卫民主共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袁世凯和后来的军阀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不惜出卖国家，都推行政策。最为典型的事例是袁世凯接受日本旨在的“二十一条”和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是他的导因之一，而巴黎和会的屈辱外交直接导致了爆发。湖南《大公报》成为湖南舆论的主要阵地，它的言论在今天读起来还觉其新意。比如时评《平等》写道：“国际间之平等胥视于其国之自身，非空文所能有效果。我国力强则不求平而自平，国力弱则不甘不平而必终于不平。”{1}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拒签和约后，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压力下，竟然主张在和约上“补行签字”，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在这场反对补签和约的斗争中，湖南《大公报》站在时代的前列，发表了《列强于我何如》（1919年7月4日）、《国人拒绝签字后之责任》（1919年7月5日）、《国际孤立之解释》（1919年7月10日）等评论，一再彰显其反对签约的强硬立场。

湖南《大公报》的基调是奉行改良路线的，它不主张暴力革命，不主张革命流血，希冀通过教育、实业、议会民主等方式去实现社会的改造和进步。但在的高潮时期，也是湖南开展驱张运动的时期，它也曾趋向革命，传播过马克思主义。1919年7月4日至9日，湖南《大公报》曾连载署名为南陔的《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一文，文章说：“社会主义者以现行分配制度之不良而产生者也。现行之分配制度为今日经济社会中最费研究之问题，改良之见人各不同，故持社会主义者而各执一说。欲知此中派别之所由分，非从根本研究不可。”认为马克思主义“乃一种照准科学方法立论之社会主义”，“鼓动阶级之战争，使劳动界咸起而反对资本家。……但所谓阶级之战争，非必出于武装之攻击，凡各种示威之举动能达到废除资本家之目的者，皆属之。”1920年8月，、何叔衡、彭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筹备留俄勤工俭学，湖南《大公报》发表了《发起留俄勤工俭学》（1920年8月22日）、《组织俄事研究会》（1920年8月22日）和《俄罗斯研究会成立》（1920年8月23日）等报道。特别是在1920年8月27～30日的湖南《大公报》“读者论坛”上发表了彭璜（署名荫柏）的文章《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对于俄苏的革命更持十分明确的支持立场，是一篇很“赤色”的文章，即使放在1920年8月中国那些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要使命的报刊中，这篇文章也是够“激进”的。在这段时间，湖南《大公报》还发表了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问世，湖南《大公报》转载了该刊发表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等文，1921年4月在副刊《现代思想》上转载了的文章，还刊登了留俄学生的《游俄通讯》等文。

但湖南《大公报》一度趋向“革命”是很有限度的，是很有保留的，它一直没有移易其改良主义的根基。它的同人没有继续与时代同进，当等辈终于走上“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革命的骄子时，湖南《大公报》同人却停驻原处，某些成员在大革命失败后，甚至走上了之途。

湖南和湖南五四时期的报刊对历史最为杰出的贡献是砥砺和锻造了以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中彪炳青史的湘籍人才群体，为他们提供了试飞的空间，初显身手的舞台，砥砺学识和人格的炼炉。1915年至1921年，是成就最关键的6年，他从一个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信徒，成长为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杰出的领导者。

由改良走向革命，是时势使然，也是他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使然，而他的报刊言论则彰显了这一过程。他曾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2}正是在对“百家”深入的研究和鉴别中，他最终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指南。

五四时期发表的报刊言论基本上集中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上，以及围绕赵女士抗婚自杀、驱张、省宪与省自治等事件发表的论说文字和与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发表这一时期文字的主要报刊有《湘江评论》、湖南《大公报》、《新湖南》、《女界钟》、《时事新报》、《天问》、《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

《湘江评论》真实地展示了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复杂的思想状况，他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读历史和现实，认同俄国十月革命，但同时也有着其他的一些思想的影响，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在这个时候还是比较有限的。

《湘江评论》为后世所称道的首先是青年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认同。在《民众的大联合》（三）中写道：“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3}在《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一文中则断言：“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故我从外交方面的趋势去考虑，断定德国必和俄奥匈截连合，而变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又从内治方面的趋势去考虑，也可作同样的断定。”{4}这些言论充满豪情，然也不失粗糙，但对俄国人的道路是完全充满信心的。

在《湘江评论》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体现在他能初步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剖析社会矛盾，分析历史走势，并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他在《湘江评论》发表的40多篇文章中，已具有较明确的阶级视野，较明确的阶级立场，他已充分地看到了劳农阶级的力量。《湘江评论·创刊宣言》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5}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分析得更为具体、深刻，文章写道：“金钱是生活的媒介，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作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的阶级。”{6}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认为大联合要从小联合开始，大联合的基础是各阶级的共同利益，小联合的基础则是各个阶级、阶层的切身利益。但这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可能全面和深入，对俄国十月革命还不能做出完全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改良主义的思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中还占着重要的位置。

在《湘江评论》发表的文字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表现了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青年政治家对实际政治斗争来临的热切期盼，一种强烈的希冀献身其中的渴望，一种搏击大风大浪的澎湃的政治激情。这种期盼、渴望和激情贯穿在他所有的主张和文字表述中。

在这个杂志上，的文字篇篇富有激情，或表现对新时代新世界沸腾着一腔热血的歌赞，或表现对旧时代旧世界积郁着满腔愤懑的鞭挞；或歌之咏之，或唾之骂之，嬉笑怒骂，皆为文章。特别是表现了一个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青年政治家如海燕般主动迎击风浪的战斗雄姿，是屈原“吾道夫先路”、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等近世湖湘文化的典范性人物那种敢于担当天下精神的高唱和至情的咏唱！他的那些鞭辟入里的短论，其犀利的文风、反讽的语调在他后来一生的政论中一直沿承下来。《湘江评论》是一生实现政治抱负和思想转型的重要驿站，它昭示着一个伟人将从历史的重重迷雾中应世挺拔而出！

1920年6月，投入了湖南自治运动。在驱张和湖南自治运动中，亲身投入了实际的政治斗争，并成为出色的领导人。他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倾向在这两次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为报刊撰写了近20篇文章。但这个时候的思想还深刻烙着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印记，还持着改良主义的某些观点。如在《湘人为人格而战》一文中说：“湘人驱张，完全是‘为人格而战’，和蔡松坡云南誓师，说吾为人格而战是一样的。”{7}在张敬尧被赶出湖南的当天，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认为“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说：“依我的观察，中国民治的总建设，二十年内完全无望。二十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在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废督裁兵，教育实业）。假如这回湖南人做了一个头，陕西、福建、四川、安徽等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8}这时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只有一年的时间了。而在1920年10月10日“双十节”这一天写的《反对统一》一文中，还是坚持“各省自治”的改良路径，他说：“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关于如何除去各省自治的障碍物，我以为这障碍不在督军，而在许多人要求的‘统一’。我以为至少要南北对立。这是促成各省自治的一大关系点。”文章结尾写道：“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9}发表这些政见的时候，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只有九个月的时间了。

在信中他反复强调：“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不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信的结尾写道：

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

蔡和森的思想与的思想一拍即合，在那时他们的思想水准处于同样的水平。这两封信年底才收到，1921年1月21日回信说：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这一封信和1920年12月1日的信放在一起来分析，足见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已经确定了“走俄国人的路”，已经接受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革命最终压倒改良，革命最终超越改良，这是湖南历史最终的选择，也是中国历史最终的选择，但湖南这一方水土所孕育的、蔡和森为代表的人才群体所作的历史选择特别坚定，特别执著，而且毕其一生，这就不能忽视湖湘文化的影响了。其实，五四时期的湖南报刊，无论是以湖南《大公报》为代表的由改良一度趋向革命然后又回归改良的报刊，还是以新民学会为主体办的由改良走向革命的报刊，以政治为本位都是一致的{15}，以反帝反军阀作为政治目标也是一致的，政治都是它们的发力之本源。

五四时期的湖南社会最终打造了后来主宰中国历史的以为代表的湘籍人才群体，它如“安得倚天抽宝剑”之剑，新发于硎。如果把湖南的历史文化视为铸造这把倚天之剑质地的炼炉，那么此时期湖南的报刊就堪称为砺剑之硎。

注 释：

{1}湖南《大公报》1918年5月23日。

{2}{10}{1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上海：三联书店，1979年，第139-140页，第145-146页，第147页。

{3}《湘江评论》（第4期）。

{4}《湘江评论》（第2期）。

{5}《湘江评论》（创刊号）。

{6}《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期。

{7}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6月9日。

{8}湖南人再进一步，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6月11日。

{9}上海时事新报副报《学灯》，1920年10月10日。

{12}《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2集）。

{13}{14}《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15}田中阳：《“爱省”而不“爱国”——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报刊互动关系解读之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4期。

Revolution Overwhelms Reform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xiang Culture & Spirit

and Hunan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During the“May 4th Movement”Period

TIAN Zhong-yang

Abstract：One striking feature of Huxiang Culture is taking politics as the basic human value，the top meaning of human life，the very standpoint. This political-based concept became the basic direction and standpoint of Hunan newsmen during the“May 4th Movement”period，re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being the two fundamental clues and political tendencies of Hunan newspapers and jornals. Generally，the trend was from reformation-dominated to revolution-dominated and revolution overwhelmed reformation. Specifically，Ta Kung Pao，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Hunan newspapers，went from reformation to revolution，then returned to reformation. However，the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run by a group of young radical intellectuals with those belonging to“Xinmin Association”as the core went from reformation to revolution，and finally assumed“the Russian Way”.

Key words：Huxiang Culture & Spirit；the“May 4th Movement”period；Hunan newspapers and journals；revolution；reformation

（责任编校：文 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