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总结国内外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模式的主要研究成果，结合对重庆21个村（社区）的调研，分析了该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模式的主要经验，提出应当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完善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和加强就业引导等方面来加速这一过程。

关键词：农村 劳动力转移 土地流转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迁移呈现加快的趋势。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地向城市转移，将有效拉动住房、家电、基础设施建设、商业零售、医疗服务、交通等国内需求。同时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同时将会促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对劳动力转移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土地流转成为相互制约发展的因素：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过多，其边际生产率为负值，也制约土地向种田大户的有效集中，无法发挥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土地流转制约了劳动力的转移，缺乏社会保障使得农民难以切断与农村土地的联系，无法实现有效的转移。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就要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土地流转模式上实现新的突破。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际上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型（W.Arthur Lewis，1954）费―拉尼斯模型（Fei-Ranis Model，1964）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托达罗，1969）等理论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刘易斯将整个社会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主要集中在农村，即农业部门；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主要集中在城市，即现代工业部门。现代工业部门生产规模大、生产和管理技术较先进，生产的动机是为了谋利，产品多在市场上销售。传统农业部门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生产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自己消费，产品很少在市场上销售，而且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口，农业人均收入低。费景汉和拉尼斯的研究成果表明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M.P.）依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对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的理论提出了批评意见，创建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型。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不仅取决于农业和城市收入差距，也取决于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可能性。

进入20世纪后，福利经济学家提出了帕雷托有效配置的理论。即通过收入分配，使利益受损者得到补偿的方式，推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改善，为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手段和方法。

在国外，没有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人口可以自由的在城乡间和国内流动。同时，一般是土地私有制度，没有我国的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制度，因而他们的土地征用一般是市场化交易行为。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是有可资借鉴的内容。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国内现有的研究主要从农民自身条件和外部配套环境建设内外两个方面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杨云彦、秦尊文（2007）认为突出表现是“非正式迁移”的大量增加。土地规模经营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民人均收入越高；同时农民人均收入也与劳动力转移率相关。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人均收入越高，劳动力转移的物质基础可能越坚实，劳动力转移越容易。姚洋（2000）指出缺乏稳定的地权使得农民缺乏稳定的预期，制约对农业的投资，从而制约了农业的绩效提高。只有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完成农地的流转，才能消除不稳定的地权对于农户投资积极性的影响。邱长生、张成君、沈忠明、刘定祥（2008）借鉴碰撞理论和中间过渡状态理论，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所具备的条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农民本身具备能量太低，受制于自身知识水平、环境政策的影响使其再次获得转移能量有限，只有少部分农村剩余劳动者才能与城市发生“有效碰撞”，进而转化为市民。于传刚（2009）依据对于河南的调研经验，提出土地流转补偿机制的严重缺失是制约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并从利益补偿的角度，提出通过建立土地换社保的补偿、启动农地集中发包、地权量化流转等机制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改革。黄祖辉、王朋（2008）基于浙江省的资料认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已经呈现出土地流转方式的多元化、土地流转过程的市场化、土地流转工作的规范化、土地流转价格的合理化等新特点。然而虚化的利益主体、分散的流转形式、无序的中介组织以及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主要的制约因素。需要从完善土地产权关系、土地职权结构以及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等方面建立高效的土地流转模式。

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问题，有的学者主张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政府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一定比例注入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而有关就业则是通过建立健全再就业培训机制，建立留地安置制度，由村民组织自主开发和经营的形式解决（韩俊）。有的学者则是主张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制度安排将“乡里人”变成“城里人”，通过“土地换保障”的方式来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潘诚，张鸿雁）。

（三）目前的研究存在的不足

现有的研究没有打破原有的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从根本上变革二元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

从总体上来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安置的相关政策方案设计缺乏系统性，所提出的对策只是若干孤立应急性的措施，只是问题严重时的一种安抚政策，没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把它们纳入整个城市的发展中去，普遍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如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这些政策操作的随意性太大，本身设计的缺陷导致了执行中的打折扣，最终结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是维持和加强了原有的城乡分治，保留了分割的格局，有关问题和矛盾只是被暂时延后。

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摒弃了城乡分治，简单地通过安置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把他们纳入城市经济的体系之中。把征地农民的这些问题纳入城市化的大背景加以统筹考虑，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过程。建立市场化的土地交易制度，将开发商获取的高额利润合理地转移支付给土地原来的实际占有者，确定土地的真实成本，避免社会的两极分化，走可持续的城市化之路。

从具体的操作来看，在确定对于农民土地流转和就业安置标准时缺乏科学合理的依据。现行依据的补偿标准陈旧，其补偿与实际维持生存和发展相比较明显不足。

从根本上来看，纠正利益分配机制失衡，改革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利益分配机制失衡是目前出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就业安置问题严重的根本原因。失地农民缺乏维护自己利益的渠道，在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下，开发商处于强势，他们能够通过廉价征地获取高额的利润，然而土地的实际占有者失地农民却只能获取相对于开发商高额利润而可怜的安置费用；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和对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一些地方政府在现阶段主要是维护开发商的利益，这种情况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重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土地流转模式经验总结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的关键问题归结为人员分流、资金注入和保障、培训三点。

目前农村中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传统农业分散经营的模式，逐步走向规模化、专业化、公司化的模式，发展种植业要么是拥有一定规模和技术指导的模式（如涪陵马武镇文观村大米合作社），要么是种植高收益的经济作物（如荣昌县盘龙镇长岭村种植生姜）、或者是引进龙头企业，实现土地整合（如涪陵区义和镇金科现代农业园），再就是依托工业园区开发及配套服务，实现人口转移（如涪陵区白涛办事处）。我们考察的各种模式拥有的共性就是突破了传统农业分散经营的模式，逐步走向规模化、专业化、公司化的模式，人口实现了转移，即现代化的农业不需要原本那么多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互促进，很多成功的模式中都突破了原有的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规定，解决土地流转的难题。综观以上几类模式，都涉及到几个共同问题：非农化就业机会作为外部牵引力量；资金投入作为冲击力量（可能来自于外部资金注入，也可能来自于土地征用的收入，或者农民的自我积累）；需要制度保障，合理社会保障安置和职业培训等，需要国家的政策加以引导和支持。

从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上来看，可以选择以下的几种模式：一种是土地入股模式。农民按股份获取收益，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妇女、老人等留守人员参加龙头企业的生产，这种情况下农民的风险、社会保障自己承担，农民的身份转变不彻底；另一种模式是土地出租模式。农民获取的租金较为稳定。依靠农业龙头企业，实现土地流转，农民一部分外出就业，一部分进入企业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民的身份转化不彻底，社会保障仍然依赖于龙头企业的经营状况，土地流转不彻底，一旦企业经营不善，有可能土地流转合同就会失效；第三种是大城市郊区变村民为市民的模式。依靠城市开发征地，通过征用集体土地变国有土地，农民彻底实现身份转换，将土地补偿金用于农民建立社保、职业培训模式。

在微观层面，个别农民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迁移取决于其自身的动能、持续获取动能的能力，实现身份转变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农民迁移的发生率与个人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教育年限、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出租房屋和务工机会多少成正相关关系，超过一定的限度迁移率将呈几何级数增长，社会保障起抬高一般水平的作用，将极大地促进农民的迁移活动。应当将一部分土地收益可以有效激励其动能，通过教育增加其动能，促进农民实现身份转变。征用所得大于所失，并且使转移劳动力得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加速农民身份转化速度。

在宏观层面，农民个体存在能力差异，宏观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率决定于其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标准差、城乡实际差距的大小、经济的持续增长率。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安排，处理好土地收益的分配，科学合理地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和就业安置标准。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考察整个社会的所得所失，并统筹安排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和就业，确保这个社会土地流转的收益大于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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