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应到合作服务型政府的理性治理模式

时间:2022-05-11 03:40:32

从回应到合作服务型政府的理性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伴随着政治民主的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但是人们关注的事务的范围很狭隘,仅限于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而对于涉及多数人利益和社区长远发展的公共事务却很冷漠。这不仅有政治机制不健全的因素,还包括公民意识缺乏等,本文从政府回应的不足来引出合作治理的重要性,并阐述在服务型政府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模式如何有效的运行。

关键词:回应 合作治理 公民权 公民参与

问题提出

宪法明确的规定,公民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公民参与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是行使权利的过程。政府对公民偏好的满足从以前单纯的政府回应走向公民与政府的合作共治,地方政府的构建也从回应型政府向合作型政府过渡,这是解决公民政治参与冷漠的重要手段,也是公民参与常规化、程序化的保证,更是当前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正在努力的方向。

按照现代契约理论的观点,政府是社会治理的工具,是借助公共政策的媒介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它是指这样的一种政府形式,在它是实际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它伴随有最大数量有益后果,直接的和未来的(密尔,1982)。因此,从性质上看,理想的政府是最后的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政府,最后决定权在人民,是人民的政府;从政府的基础来看,理想的政府是公民参与的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中有公民的参与,公民是公共政策的主体之一;从政府的职能看,一个职能是充当公民的教育机关,另一职能是管理国家的社会事务机关,政府还有职责培育公共精神,公民能力,使之成为一个具备政治意识的现代公民。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政府仅仅依靠通过回应来管理社会事务是不够的,也是不足以让公民信服的,从政府单方的回应,公民被动的参与逐步走向政府引导公民有序的参与,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合作,是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理性路径。

回应性的内涵及不足分析

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在应对各种困难中,政府特别注意发扬民主、倾听基层群众意见,重视维护群众利益,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政府工作与人民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这里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政府在公共政策提供中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造成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失落。

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彰显了政府的弹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说是快速的满足公民诉求的一种措施,但是在我国政府回应性制度发展还不成熟,而且当回应成为一种解决公民政治需求的主要路径时,那是整个社会的无奈。在当前,公民表达诉求的方式主要有几种: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写信或者打电话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在网上领导信箱反映情况,上访等,但是当正常的解决问题的渠道受阻时,公民会采取后两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回应性就很少了,因为公民有能力反映到相关部门的诉求少。在我国的公共服务提供中仍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使得公共政策往往会偏离公民的偏好,加之政府回应的不足,使得公民的不满逐渐增加。

当前,我国还没有形成良性的回应机制,公民有利益需求也不敢或者不愿意提出来,政府没有完备的回应机制,对于公民的利益诉求也无法有效的解决,久而久之公民就淡漠政治和参与,对政府不信任,转而寻求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也严重激化了政府与公民的矛盾。政府回应的不足及原因分析如下:

一是政府缺少完备的回应机制和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相关的法律很少有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对于百姓的利益要求应该采取何种解决的措施?应该在多少期限内解决?解决的途径、依据和程序是什么?部门、热线电话、市长信箱或许是公民表达不满或者利益需求的公开途径。

二是政府现代契约观念淡薄。回应的长久有效的运行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没有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政府便不能随时积极的回应公民的需求。

三是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欠缺,导致公民对需求的诉求压制,凡事沉默、等待,缺乏向政府反映社会需求的意识和主动性。这不仅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关,也与公民社会发展处于不成熟阶段有关。

四是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单个的公民与政府对话或者向政府提出某种诉求,这种诉求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但是如果公民组织起来,参加各种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的身份来向政府部门提出诉求,那么这种诉求的声音就很强大了,而且有组织、有规则的组织不仅提高了政府处理社会事务的效率,而且满足公民的需求度也大大的提高了。

总之,由于回应机制的不健全,沟通渠道的不畅通,导致公民很少向上提出意见或者需求,造成信息阻塞,官民关系不和谐。

解决现实政府回应失灵的路径―合作

(一)从回应到合作的必然性分析

合作治理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也是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保障。合作治理模式天然的可以弥补政府的回应性治理模式的不足,它可以引起公民的积极性,通过合作决策的过程将公民的利益诉求涵盖在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范围内。这不仅缓解了官民矛盾,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也利于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和参与能力,也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

回应性治理模式中,政府是回应过程中的核心,同样,这种模式下的政府回应是被动、单向性、工具性的。服务型政府中的政府合作治理模式则指在强烈的政府责任意识和服务宗旨下政府作为倡导者,与公民平等的、主动、及时采用互动的方式与公民沟通、协商、博弈,最终形成一个妥协的,包含公民利益的公共政策,其特征是政府与社会要互动合作、多元共治。

回应更多的被视为一种针对人民利益需求被动做出的反应;合作则代表了一类包含参与、两党(或者多党)力量走向融合等多种更为积极、多边交流的社会活动。此外,回应的基础理论来自市场,满足作为顾客和消费者的公民需要被看作是以统治合法性和管理绩效为目标的政府和公共行政的核心革命。合作强调政府和公共行政在与公民开展团队协作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道德价值,在此类合作关系中,参与各方既不是公仆也不是技术专家,他们只是特定情境中的行为主体(王巍、牛美丽,2009)。现实状况下政府回应的失灵和滞后,造成了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公共政策的不配合,进而形成政治冷漠。公平和效率对于政府来说,是一对难以平衡的矛盾。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高新军,2005)。然而中国一直关注于政府工作的效率,言下之意,政府还没有将充分的注意力用在保持社会的公平上,在美国政府行政过程中,效率可以作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公平。

(二)合作治理的内涵及其特点分析

合作治理指的是治理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民众等)在志愿、平等的基础之上,相互合作,并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在治理过程中,公民要体现出其话语权。信任是合作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信任导致合作,合作也包含着信任。合作治理的各主体是多元的,并且是平等的,平等地运用公共权力,政府只不过是合作治理的主要主体之一,它并不享有任何特权。合作治理所追求的目的是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导向,而不是各行动主体的私利。合作治理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治理;第二个层次是政府与公民合作共治的合作治理模式;第三个层次是公民社会的公民自治。我国当前是处于第一层次向第二层次的过渡阶段。

合作治理的特性是治理主体的互信性、多元性;治理过程的公开性;治理主体地位的相对平等性;治理目的的公共性。俞可平认为,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是强调效率、法制、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当然,合作治理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有着合作规则的社会, 但是合作规则不会僵化成对合作过程中的创造性构成束缚。因而,合作的规则是从属于合作的需要的,有利于合作的稳定性(俞可平,2000)。和谐社会下社会治理的基础是信任平等,指导原则是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合作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都成为独立的、自主的主体,在多样化的组织形态中找到自己发挥才智的位置,用自己自由自觉的行动去履行他对社会的责任, 通过自主的对话和协商去谋求社会共识,通过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所做出的贡献去增进合作社会中的和谐秩序(张康,2009)。

服务型政府从回应走向合作应采取的策略

服务型政府具有良好的公共需求导向的公共服务能力,政府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履行责任,实现提供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从回应到合作,服务型政府应采取的具体措施是:

(一)塑造地方社区文化以增加公民归属感

地方社区是公民生活的主要地方,塑造有特色的地方社区文化,不仅可以增加公民的归属感,还可以提升公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另外还可以通过提供教育、培训等方式让公民了解社区是做什么工作的,公民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二)培育公民能力且让年轻人参与治理

公民参与意识淡薄,参与能力有限是制约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公民培育,增加公民的参与能力,而且要鼓励年轻人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治理,这虽然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对于政治民主的长远发展很重要。在鼓励公民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如何鼓励治理中利益不相关者的参与,如何解决公民由于工作忙碌而无法参加的问题,在实践和形式上都要有灵活的变通。

(三)增加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广度与深度

公民参与决策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公民参与的决策广度和深度的增加,可以加强公民的政治认同,增加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合作治理的核心是合作决策,公民是公共政策的直接实施对象,也是决策评估主体,因此,政府行政决策优劣状况又与公民参与程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在合作治理决策机制中引入公民积极、有序的适度参与,涉及社会福利方面的业务和公民共同决策,并逐渐从合作治理发展到公民治理。

(四)构建信任机制并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信任机制是构建合作治理机制的基础,而这种信任要具有长期的良性互动的关系。信任的建构不仅要有制度的保障,更要二者信息互通,协商有效和相互妥协,消除组织保护主义,凡事以事实和公益为最高标准,以求实现最好的决策。一直以来,政府对社会、对公民干预的过多,政府是社会治理的掌舵者而不是划桨者。需要政府创新管理理念,明确职能,健全职责体系。按照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强化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责任。在社会治理中要理顺政府与公平的关系,明确政府的职能和权力界限,二者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只有公民对政府加以信任,才能增加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公民才能信任地与政府展开合作,维持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1.王和平.论农村公共产品公平分配中的政府职责[A].政府转型与社会再分配[C].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2.李永清,胡冰,卞苏徽,傅小随.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M].海天出版社,2006

3.肖鹏.和谐社会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J].经济管理,2007(1)

4.王涛.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公众偏好的冲突与协调.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7.5

上一篇:哈耶克的货币周期理论及其比较 下一篇: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模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