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死刑问题思考

【摘　要】　犯罪历来都是各国犯罪的重点。在我国的犯罪中，死刑适用越来越为大家所关注。这主要是因为犯罪的死刑适用有许多问题。现今的刑事政策和死刑的存废之争，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犯罪的死刑问题。

【关键词】　犯罪；死刑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095-01

作为刑事法律的基本犯罪类型之一，犯罪历来都是打击的重点。死刑作为束缚犯罪的最后一道枷锁，成为悬在犯罪头上的利剑。然而，我国从建国以来，对犯罪的死刑适用非常普遍，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具估计，共有四分之一的死刑是犯罪死刑。犯罪适用的触目惊心，无不震撼人心。现从几点对犯罪死刑问题进行思考。

一、犯罪死刑的限制

（一）普遍适用死刑，不符合保障人权的需要

现今社会发展，注重对人权的保护。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公约出台以后，保障人权成为各国所必备的刑事政策。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死刑犯罪的适用，正是与保障人权相冲突。在注重保障人权的时代，必定减少死刑的适用，那么犯罪死刑的大量适用，不符合保障人权的需要。

（二）犯罪的本质特点，不应该适用死刑

犯罪是违反经济和社会管理类的犯罪，它的违法性体现在追求经济利益和违管理上面。就经济利益而言，犯罪所追求的结果，在于获取经济利益，这种利益的获取是以部分人购买吸食为前提的，因此，作为一种利益获取的手段，它并非具有天然的违法性。从社会管理而言，制造、贩卖、运输是社会所禁止的，这种禁止是建立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然而，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是以不属于正常的产品，所以才会有制造、贩卖、运输违反管理。如果在合法（未来有可能，就像吸烟一样）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是否还违管理，就值得我们的讨论了。

（三）犯罪适用死刑的必要性反思

从严惩犯罪适用死刑的效果来看，尽管我国一直保持较高的死刑适用率，特别是在犯罪环节，然而，我国犯罪猖獗的势头依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死刑尽管一开始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在犯罪者的日益增长的形势下，不得不质疑死刑是够取得相应的刑事作用。有人说：如果没有犯罪的死刑限制，那么将会有更多的犯罪发生，犯罪者将更加肆无忌惮。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改变单纯的以死刑待罚的情形，增加有期徒刑的刑期，合理使用无期徒刑，将更为有效力控制犯罪的发生。

二、限制犯罪死刑的具体措施

(一)拆解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是选择性的罪名，凡是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行为之一的，即以该行为确定罪名。随着犯罪集团化、网络化，以及幕后毒犯的狡诈性，实际禁毒工作中往往抓获的是运输人，是被那些真正贩卖者所雇佣的“马仔”。由于大宗难以运输，为了分散风险，现在很多毒贩采取了化整为零的“蚂蚁搬家”方式运输。因此，打击犯罪应该把重点放在严厉打击那些为牟取非法暴利的贩卖和制造的犯罪分子上来，下大力气严厉打击诸集团犯罪的首要分子上。对于被这些犯罪分子所利用的运输、走私的犯罪分子应有所区别。因此,有必要拆解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分解为制造、贩卖罪和走私、运输罪,加以区别对待和处罚。

(二)调整刑罚设置，严格控制死刑适用

《刑法》第347条规定豏:“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此条规定，将司法人员在适用刑法量刑时限制在很小的裁量空间里。在有期徒刑15年后，已经没有更长期限的有期徒刑，此后只有无期徒刑和死刑。另一方面，还会带来促进数量大量化的负面效应。一些人会带着“反正一死”的心理铤而走险，趋向于一次性大数量的犯罪。再一方面，此设置是犯罪重刑和死刑突出的重要原因。为能够给司法裁量留下足够的量刑空间，犯罪的起刑点设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此外，犯罪的走私、运输数量问题也值得关注。

(三)在犯罪量刑上充分考虑纯度

如果对数量相同纯度不同的犯罪案件处以相同的刑罚，明显违背了罪行相适应的原则。一是导致涉案数量大、但含量低的被告人处罚重于涉案数量相对较小、而纯度高的被告人；二是对涉及、度冷丁等的被告人，如果数量不以纯度折算，则无法准确量刑。因此，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应注意犯罪的纯度问题。直到《全国部分法院审理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台。它是我国在审理案件，关于纯度与量刑问题上的最新规定。对于指导实践办案有很大的意义。

结束语：犯罪的死刑适用应当慎重选择。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死刑的设置与适用应极为慎重，立法者应当全面考察社会价值取向，从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角度出发，决定是否保留死刑，或者决定保留哪些犯罪的死刑。司法者应当从具体案件事实出发，客观而全面地评价犯罪人的人格，既要考虑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一面，又要充分考虑犯罪人的基本人权和可改造性，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条件，坚决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