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鏡:澳門經濟與政治吊詭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稱，澳門缺乏政治人才，達致善治困難很大。他說，現時很多國家面對的管治問題都比以前複雜得多，港澳特區政府現時面對的是世界性的問題，如貧窮、兩極化、貧富懸殊等，很難再以舊思維、舊方法來看待問題，要面對全新的環境形勢，對所有政府都是很大的挑戰。

張先生一席話，聯想到澳門近期發生的一些事情，諸如激進的政治活動已經從向政府爭取民生的街頭活動，開始轉向直接衝擊整個建制等。這種經濟與政治吊詭的現象，作為“一國兩制”體制下特區政府不容小覷。

澳門經濟

“一國兩制”是一個嶄新的、充滿活力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發展豐富的偉大事業，基本法為澳門規定的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是一個業經實踐證明科學合理、行之有效的制度，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下去；同時也有必要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與時俱進，在實踐中不斷發展、豐富和完善。澳門的政制發展不僅僅包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產生辦法的修改及選舉制度的發展；也包括進一步落實基本法的規定，完善立法與行政相互制衡、相互配合、重在配合的關係，以保障行政主導體制的全面實施；還包括加速規劃和實施法律改革，以適應澳門社會發展的需求。

在澳門，幾乎全體市民和所有社團都承認或贊同澳門必須與內地加快經濟合作和一體化過程，換言之，對於《基本法》明確規定屬於澳門高度自治範疇的一系列事務，澳門幾乎全體市民和所有社團都願意中央政府介入；建立和加強特區與中央、特區與內地之間的相互溝通相互合作相互協調機制，CEPA就是最具說服力的範例。

這些問題關係到“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澳門全面深入的貫徹實施，關係到澳門的可持續發展，是當前澳門社會高度關注、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

剛剛完成的基本法兩個附件——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的修訂，是澳門政制發展的重要步驟。其諮詢過程和討論空前熱烈，是對澳門公民社會的一次大檢閱，也給政府與社會關係的研究留下莫大的空間。如何在經濟多年高速增長、社會快速發展的新政治環境下調整政府與社會關係，令其可以良性互動，是一個急需研究的課題，也是政治發展和法律改革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政制發展和法律改革不能脫離本地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歷史傳統和現狀，宜圍繞促進經濟發展，尋找適合自己的道路。

澳門是一個以賭博業為龍頭產業的城市，連續幾年 人均GDP位居亞洲第一。2012年1——8月份澳門稅收總收入819. 01億澳門元；其中稅收746.19億澳門元，稅收占總稅收的91.1%；其它稅收只占稅收總收入的8.9%；2012年1——8月份澳門入境旅客18，703，119人次；其中大陸旅客11，202，643人次；占59.9%。澳門經濟的輝煌，應該說是得益於中央政府開放“自由行”。目前，全國已28個城市和廣東全省21個城市共49個城市對居民開放澳門“自由行”；占全國661個城市的7.42%。倘若中央政府再擴大五個百分點，澳門的收入又是何種概念？

中央政府允許澳門保存業並在澳門經濟困難時通過一定方式給予援助，是付出了巨大的道德與政治代價的。如同世界上的許多民族一樣，中國的傳統文化、社會道德，歷來都認為賭博是一種極不道德的、社會危害性很大的行為，因此，大陸的刑法設有“賭博罪”，賭博是要判刑的。澳門雖是特別行政區，但畢竟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人在中國內地賭博要判刑，到澳門賭博卻合法，國家甚至通過“自由行”這樣的方式提供方便，政府怎樣向民眾解釋這種“自相矛盾”的制度設計的合理性？政府的法律與政策要不要尊重社會的基本道德規範？為了維護澳門一地的經濟穩定，有沒有必要突破人類在千百年社會生活中形成的社會道德底線而使中央政府承擔“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指責？為了維護內地的社會秩序、嚴懲貪腐之風不得不嚴厲禁賭，而對人們到澳門參賭卻網開一面，對中央政府來說，是十分尷尬的事情。而從另一個角度講，澳門與內地的一定融合肯定是要發生的，但那決非政治上的強行安排，而是澳門回歸祖國後的自然過程。澳門要想“特”下去，既要靠政策，更要靠澳門人自己幹出來。與其防範“被同化”，不如多營造澳門新的並且具有“特”的競爭力。

政治吊詭

吊詭在於：在澳門幾乎全體市民、所有社團都承認或贊同澳門必須與內地加快經濟合作和一體化過程，換言之，對於《基本法》明確規定屬於澳門高度自治範疇的一系列事務，澳門幾乎全體市民、所有社團都願意中央政府介入；但是，對於《基本法》明確規定與國家主體直接相關或者必須中央政府適當介入的政治事務，有的社團卻以“一國兩制”為幌子，企圖將中央政府拒之門外。

澳門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一個特區，有關政制的設計與發展，都不能離開“一國”的前提，不能排斥中央政府的參與。澳門未來政制發展要遵循一些正確的指導原則，即有利於國家的主權統一，有利於《基本法》的實施，有利於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有利於兼顧各階層的利益。很明顯，要達到這些目標，沒有中央政府的參與是不可能做到的。大家也都知道，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的規定產生，獲中央政府任命和授權，向中央政府與特區負責，這是當然的法律義務。我們要警惕，有些不想中國強大的人，誤導市民對政制發展抱有過高的期望，煽起特區與中央的對立，製造社會的分化動盪，影響營商環境和經濟振興。

澳門政制最大問題，是不能產生高效而有代表性的政府。有說澳門是社團社會，立法會間接選舉及特首選委會選舉要體現社團的重要性，只有社團領袖才有投票權及參選權，這種說法根本是違反基本法：根據基本法四十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澳門。在公約內，並無規定公民要透過社團才能行使投票權及參選權。如果“基本法沒有寫明有普選，所以不能有普選”的邏輯可以成立，那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沒有寫明公民要透過社團才能行使投票權及參選權，所以社團不能代表公民行使投票權及參選權”的邏輯亦應成立。

在澳葡時代，澳門愛國社團有兩大政治功能：一是代表北京推行澳門政策，令北京能繞過澳葡政府維護自己的權益；二是協助北京推行統戰工作，對付國民黨及其他敵對勢力，拓展在澳門的親北京力量。回歸後，北京大可指令特區政府、中聯辦、以及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等官方組織推行澳門政策，無需透過專業水準大大落後的各大小社團。再者，國民黨敵對勢力早已撤出澳門，其他外國敵對勢力亦不見蹤影，澳門各大小社會人士，向北京投懷送抱者絡繹不絕，亦無需社團推行統戰工作。愛國社團的歷史任務已完成，理應退出政治舞臺，或者轉型，成為透過爭取民意支持、為市民發聲、贏取市民選票的政治力量。但是，大部分社團卻尸位素餐、不思進取，以自己在建制內的影響力，維持以社團為核心的選舉制度，只會令他們跟民意更為脫節。沒有民意基礎的社團，是不可能代表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