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现状及完善

摘 要：农业知识产权是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存在着机构设置多元、职权运行交叉、权利保护冲突等诸多问题。完善相关立法、革新行政方式、建构行政和司法保护联动机制已成为创新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司法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3.4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3-0077-03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令世界瞩目。2008年我国制定了农业知识产权发展纲要，强调知识产权对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发展已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却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和缺憾。

一、我国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现状

依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称 TRIPS协议)规定的著作权及其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植物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公开的信息等八种知识产权，我国将其划归不同的行政机构来进行管理,从而形成了多元多层级的行政保护体制特点:所谓多元是指知识产权由不同的行政机构来保护，而多层级则是指各行政管理机构又分为中央和地方若干个管理层次。[1]

我国农业部、国家林业局负责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根据《专利法》第25条,动植物品种是不属于可申请专利保护的客体,但植物新品种却能享受类似专利的保护，这集中体现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这一行政法规中。依该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是新品种保护审批机关对经过人工培育或发现并加以开发的野生植物的新品种，依据授权条件，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查，决定该品种能否被授予品种权。植物新品种权也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3条，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负责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受理和审查，并对符合条例规定的植物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具体而言,就是由国家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和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分别负责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和林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受理和审查,并对符合规定的植物新品种授予新品种权。

地理标志也称为原产地名称，原产地名称产品所具有的质量、声誉在本质上取决于其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 因此，它必须经审核批准才能以原产地名称进行命名。根据自 2005 年 7 月 15日起施行的《原产地名称产品保护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统一管理全国的原产地名称产品保护工作。主要包括原产地名称产品的申请受理、审核批准、原产地专用标志注册登记和监督管理工作。据统计，自1999年8月以来截至2004年4月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注册登记的原产地产品有110多件。

此外，商标局依照《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对地理标志进行管理和保护。国家工商局依据《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细则》，于1994年12月30日公布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自1995年3月1日起，商标局将原产地名称纳入证明商标的注册和管理范围。在1999年8月以前，我国对地理标志（原产地名称）进行管理和保护的行政管理部门只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家。

2001年10月27日修订的《商标法》提高了地理标志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层级，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保护范围。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的《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商标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地理标志，可以依照商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国家工商总局随后修订并重新公布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据统计，自1995年3月1日以来至2004年4月底，在商标局注册登记的把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商标有120多件。

二、我国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工作由诸多专门机关分别负责，这种制度设计的优点在于分工较细,相应的机构职责也较为明确,加之行政执法自身高效、便捷的特点,对充分保护农业知识产权意义重大。然而,这种分散管理形式也导致了行政保护主体多元,不易协调, 行政管理成本过高,影响执法的效率和质量,这恰恰是当前我国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领域存在的核心问题。

1.行政保护的机构呈多元多层级的设置态势。目前我国涉及保护农业知识产权的行政机构有三家之多,各部门各自行政，形成多足鼎立的保护格局,突出表现为职能交叉和重复管理。以地理标志的认定为例，我国采用商标法和特别法保护的多重保护模式，一方面，对符合《商标法》规定条件的地理标志可以授予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另一方面，对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的产品则可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此外，《农业法》第 23条规定: 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优质农产品可以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使用有关的标志,符合规定产地及生产规范要求的农产品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在此基础上，由农业部颁布并于 2008年 2月 1日正式施行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第 4条明确规定，农业部负责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登记工作，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负责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的审查和专家评审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的受理和初审工作。由于各部门对地理标志的申请主体、认定标准及程序、保护方式等均存在差异，导致相关市场主体无所适从，从而背离了机构精简、高效便民的当代政府行政理念。[2]对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一项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分由两个行政部门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监督管理，造成行政部门之间管理权限的冲突，而行政管理权限的争执和冲突也给地理标志管理和保护工作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由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显得零乱且分散，致使许多市场主体甚至专业人士都难以理清知识产权的具体管理机构及各部门的基本职能。在WTO框架下, 知识产权领域经常需要国际协调,但是其他国家地区及政府却常常无法确定该与我国众多管理机构中的那一个机构沟通更合适,因而造成很多不便。倘若某国要与我国建立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合作关系,就需要分别与我国的不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2.多元多层级的行政机构导致行政保护的成本急剧增加。如前所述，由于多部门的行政管理，致使我国现行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处在一种条块分割的管理状态下,无法形成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构。这种多元、多层级的行政保护体制，严重影响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交流与协作,一些执法机关因在职能和管辖权限上存在交叉、竞合与重叠, 经常出现有利争办、无利推诿的现象,致使在执法过程中极易因执法依据、执法主体等问题发生扯皮与冲突。

由于各管理机构职能林立，致使权力分割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现象十分严重，整体行政效能不断下降。对行政相对人而言，遇到知识产权问题必须求助于多个行政管理部门。例如，在处理地理标志侵权纠纷过程中，若地方管理部门发现其中还含有侵犯商标权的行为时,也只能就地理标志的管理问题进行处理，而同是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商标侵权纠纷,却只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处理，造成政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效率低下，相反，权利人维护权利的成本却急剧升高。同时，由于每一机构均配备相应的政务、党务、财务、后勤、人事等管理和服务部门, 造成大量的人力资源、设施及财政资金的浪费,增加了硬性的行政成本，又因各机构之间信息不能互通和共享，容易在授权与登记程序中造成权利冲突、重复授权、审查标准不统一等结果, 无形中增加了软性的行政成本,行政成本的增加直接导致公众获得公共服务的成本支出上升，这显然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构。

3.行政保护职能的多头配置致使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所谓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冲突,是指由同一知识产权保护客体依法产生的两项或两项以上并存的权利相互抵触的现象。这种权利冲突的产生,大多是因为不同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各自不同的职能规范行使管理权能,对同一客体通过授权或认定为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而形成的。据调查，在商标局，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商标，又有相当一部分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注册登记原产地产品标志，从而导致同一产品同一地理标志所有权人不一致，产权归属不清，而引起权利冲突。如山东东阿阿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给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异议书中称：贵局在2002年第17号公告中将东阿阿胶认定为原产地标志并据此予以保护，这一结果使得另一企业与我公司一同作为原产地标志“东阿阿胶”的所有人，并且赋予其认定国内其他阿胶生产企业使用“东阿阿胶”、“东阿”标志的权利和资格。贵局的认定显然为他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在相同的商品上使用我公司的注册商标，从而不正当地占有我公司的无形资产提供了依据。此异议虽然还有待于国家机关的认定，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在原产地标志保护方面的混乱状况。

两种管理和保护体制并存，两个部门同时在开展工作，使得一些企业或组织无所适从，不得不“双管齐下”，既申请注册商标来保护专用权，又申请使用原产地产品标志，如水井坊、绍兴黄酒、蒙山茶、金华火腿等。两种管理体制同时运行，不仅加重了企业或组织保护地理标志专用权的运行成本，还为如何协调证明商标专用权人与原产地域产品专用标志使用人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两种管理体制并存，尽管都是出于保护的目的，但权利冲突使得一些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反而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三、积极完善我国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构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存在着诸多的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的贯彻与实施，也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积极重视并认真完善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制度成为当下甚为紧迫的任务。

1.完善相关立法是强化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前提。以地理标志为例，我国现行地理标志行政保护的冲突，是立法造成的，所以要规范现行地理标志行政保护的体制，就应首先完善相关的立法，依法理顺地理标志保护行政管理体制。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对地理标志保护的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专门立法保护，以法国为代表，目前只有19个国家；二是将地理标志归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范围，例如瑞典；三是采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保护地理标志，这一立法形式为多数国家所重视和采用。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及欧盟等国都采用商标保护的方式。[3]另外，我国及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是马德里联盟的成员国，如将地理标志注册成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就能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进行国际注册，从而利用国际注册快速、简便、经济的途径，使证明商标使用人的产品迅速走向国际市场，也有利于证明商标使用人在国际贸易中运用商标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2001年，新修订的《商标法》第3条、第16条明确规定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保护范围，自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的《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可见我国已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层次上正式确立了地理标志的商标保护制度，这也与TRIPS的有关规则是一致的。

在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确立以法律形式管理和保护地理标志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仍依据部门规章对原产地域产品进行注册与保护，这不仅在法理层面讲不通，而且与TRIPS协议的有关规则相违背，也致使政府的多头管理成为可能。

依据《立法法》，下位法不得违背上位法的规定。新《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条例》实施后，有关部门仍依据部门规章《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注册登记原产地域产品，这不仅有悖于国务院提出的要保障法律法规全面、正确实施，保障法制统一、政令畅通的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还在法律的适用上违反了《立法法》第87条的规定。新《商标法》第2条规定：“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局主管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的工作。”第3条规定：“经商标局核准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的特殊事项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根据以上规定，我国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将地理标志的注册和管理的行政职权授予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部门，均无权对地理标志进行注册和管理。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制定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没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依据。[4]

2 . 革新行政方式是有效落实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关键。除完善相关立法外，还必须加强和改善行政保护制度的薄弱环节，实现制度创新，革新行政方式。[5]

第一，加强行政指导功能。行政指导是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 采用非强制性的方式并附之以利益诱导，促使行政相对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行政方式。如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应当针对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人保护意识不强、方法不力的现状，引导和支持权利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向权利人提供培训等方面服务，协助权利人解决在保护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并重点指导相关企业建立、完善农业知识产权制度，提高其保护能力和水平。

第二，积极推进行政参与制度。行政相对人作为主体因素能动地参与行政权力行使过程，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行政参与制度，要求在有关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决策及实施过程中，行政相对人能够合法适当地参与其间，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利益。

第三，保证行政信息的公开。加强电子政务系统的建设，逐步开通提交电子申请书，缴纳申请费的网上通道，为申请人提供方便的申请渠道；发行各类农业知识产权方面的网络公报；建立各类农业知识产权的信息数据库和检索机制。通过定期官方信息为相对人提供信息服务，指导其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以增加产权收益和减少合法权益被侵害，从而促进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健康顺利发展。

第四，完善行政处罚制度。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由于我国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没有规定有关品种权保护的法定赔偿金额，对违法行为的界定也比较模糊，在具体执法时面临较大的困难。因此，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对行政处罚的对象加以列举，同时，对于赔偿金额和罚款加以明确。此举不仅可以防止相同案件不同处理的情况出现，同时对于行政相对人也起到了教育和警示作用。

3.构建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联动机制是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必由之路。在完善立法及革新行政保护方式的同时，还应当加强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衔接工作。在强调政府主导下行政保护重要性的同时，还应充分尊重司法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权威地位，加强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的信息互通及协调配合工作。[6]在制度上应适当调整，尽量避免类似行政程序对权利的审查和司法程序对侵权的判断的相互交错和不一致性，从而使两种保护手段在“双轨制”的框架内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实践证明，“双轨制”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是成功的，行政保护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和必要性，但司法保护也是不可或缺的。

为适应涉农知识产权保护事业快速发展，农业部于2007年重新修订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简称《条例》），2010年颁布了《关于台湾地区申请人在大陆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暂行规定》，目前已启动了《农业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审理规定》和《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件处理规定》的修订工作，正在制定《农业植物新品种命名规则》。此外，为积极应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发展的变化，要研究将《条例》上升为法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一步提高品种权保护水平，增强打击侵犯品种权的力度，落实品种权保护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和惠益分享有效衔接的制度安排。此外，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将品种权行政执法与种子市场监管相结合，通过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吊销种子销售许可证，创建保护品种权的快速通道，不但能够较好地制止侵权假冒行为的滋生，维护品种权人的合法利益，还能及时从源头上消除品种权侵权行为带来的其他不良影响。[7]

遏制和减少侵犯农业知识产权行为的发生，是一项社会综合治理工程，需要多层次、多渠道、多部门的配合协作。多年来，行政机关在查处品种权侵权假冒案件时，及时与司法部门沟通，及时移交大案要案；法院在审理品种权侵权或假冒案件时，对于涉及复杂的育种技术或繁殖材料鉴定，农业行政机关也积极给予配合与技术支持。[8]通过这一合作机制，双方在品种权制度完善、侵权认定标准、损害赔偿计算、侵权鉴定技术与方法、侵权责任的承担以及侵权物的处理等方面，形成了众多合作成果。由此可知，农业知识产权需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两轮驱动，形成有效联动，只有这样，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发展才能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单晓光,王珍愚.各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启示[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8(3).

[2]董希凡.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中外比较研究[J].知识产权,2006,(3).

[3]罗伯特•A•墨杰斯，彼特•S•迈乃尔，马克•A•莱姆利，托马斯•M•乔德.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齐筠,张清,彭霞,尹雪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927-968.

[4] 2011-09-16访问.

[5]戴琳.论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及行政管理机构设置[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23(6).

[6]刘峰.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救济实务的“双轨制”[J].电子知识产权,2008,(3).

[7]www.省略/economic/txt/2011-01/26/content_21823190.htm 2011-09-16访问。

[8]钟莉,刘建新,王俊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衔接策略研究――兼论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机制[J].科技与法律, 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