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的义学

[摘要]义学是私学的一种,是私人捐资建立或宗族设立的乡校村学,是免费的蒙学。甘肃义学最早出现于明代,普遍设立于清代。义学对甘肃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民族教育的先河。同时,对开发智力、普及教育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清代;甘肃;义学;私学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4-0024-03

义学又称义塾,是私学的一种,本为私人捐资建立或宗族设立的乡校村学,是免费的蒙学,主要招收本族子弟;经费基本来源于地租。在我国,清代以前就已经有人设立义学,如宋朝范仲淹就曾为同族设立义学,教授同族子弟。但由朝廷大力提倡兴办,作为一种地方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全国普遍设立,用来宣传封建伦理道德,作为推行教化、控制思想的工具,则是在清代,尤其是雍正以后。

康熙五十三年(1713)议准“各省府州县,应令多立义学,延请名师。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 。①雍正元年(1723)奉上院,“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 。②

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创办义学的热潮,义学一度发展到了相当规模。

清代设立的义学与过去不同,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由地方官将书院、寺庙、祠堂等改建,如皋兰县义学由贤良祠改建,崇信县义学在关帝庙和开化寺;第二,由地方官创办,如岷州义学、洮州义学为同知汪元创建,庆阳府义学为康熙五十五年知府金垣生创建;第三,少数由地方绅士捐建或由宗祠合建,聘请文品兼优之生员为塾师,进行教学,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式沿袭元明之社学,招收的多是贫寒人家的子弟,带有慈善事业的性质。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清代义学的普及发展现象为前代所没有。从中可看出,清代的义学具有启蒙教育和普及教育的性质。

一、甘肃义学的发展概况

据《甘肃新通志》卷36《学校志・义学》记载,甘肃义学最早出现于明代,是由巡抚陈九畴创建的肃州直隶州义学。“明初,亦迁四方之民以实河西,故其习尚错杂,风俗靡有一定,玉门、嘉峪羌人出入,民无宁居。儒学建于成化三年(1467)都御史徐廷璋,及正德元年(1506)兵备副使李端澄廓而大之,其设义学在东北隅,盖其先巡抚陈九畴毁其礼拜寺为之者。嘉靖二十二年(1543),副使张愚常选生童读书其中。”③

清朝时,甘肃各府州县普遍建立义学。据不完全统计,在所辖8府、5州、58县地区(包括宁夏、青海部分地区)有义学288所。如顺治五年(1648),由知州赵鸣乔在庆阳府宁州地区创建的宁州义学;顺治九年(1652),由掌印守备王永清在靖远县关帝庙西北创建了靖远县义学。康、雍、乾三朝,义学创建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一时期,有具体创建时间的义学达52所,占288所的18%左右。可见,在清代前期强盛繁荣的社会背景下,普及教育也有所发展。同时,也反映出清政府对发展教育、巩固边陲的重视。康熙七年(1668),巡抚华善在皋兰县创建明伦义学和序贤义学;五十五年(1790),静宁知州黄廷钰在高台寺建义塾,聘师教授农家子弟。雍正元年(1723),清廷命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雍正三年(1725),甘肃按察使张适设立皋兰县义学。至此,全省各地相继建立了义学。后来随着书院复兴,义学多设在乡村,起补充书院设置不足的作用,但规模设备较为简陋。④至清光绪年间(1875～1908),甘肃兴建的义学已遍及城乡各地。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不仅注重选拔封建统治人才,而且十分重视启蒙教育,从1873年起,他屡次命令省属各府州县兴办“义学”、“私塾”。几年间,办学之风盛行一时,省城兰州新办义学16处,其他州县新办义学184处,义塾120处。河西各县兴学风气也很浓厚,肃州新设义学4处,敦煌县知县“于光绪六年举兴义学,筹捎社粮,取息充经费”。⑤

二、甘肃的少数民族义学

清代,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农业地区,义学比较普遍。雍正七年(1792),巡抚许容在兰州南关创设养正义学,专收回民子弟。乾隆五十年(1785),“皋兰新关回民请于沱沿建义学,是为存诫义学。”⑥咸丰、同治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经略西北边疆时,极力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义学,推行教化,饬令州县地方官专筹资金,普设义学,劝回民儿童入学读书识字。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在陇东时,“立(回民)义学强令读书,习礼义” 。同治十三年(1874),又令地方一律兴办义学,“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冀耳濡目染,渐移陋习” 。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在兰州时,重修养正、存诫、正德、序贤四所义学;次年,又创建崇文义学和讲义学舍,劝导回民子弟就学。为了让更多的回民子弟入学,他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办法,如对回民义学的学生免收学费,其书籍、笔墨、饮食等费用,也由官府补助。

临夏古名河州,最早称“罕”,是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等民族在这里辛勤劳动、生息繁衍。康熙年间,在河州城内及南关就已设立义学。清末,城乡义学和社学达到20所。后来又有所发展,其中在回族聚居的地区有三甲集日兴义学、太子寺观德义学、韩集遵闻义学等7所;在东乡族聚居地区有杨妥家正兴义学、平善集慎修义学、新同集敦睦义学、扎木池敦德义学、唐汪川养正义学、唐汪川经正义学、喇嘛川新德义学等7所;在保安族聚居地区有大河家亲仁义学、吹麻滩明善义学、居家集兴仁义学及刘家集修文义学等。

另外,在甘肃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设义学,如在回、藏、汉等民族杂居的甘肃临潭县有义学10所,在洮州地区设有回民义学,在“平番”县(今属天祝)藏族聚居地区也设有义学等。

三、义学的教学情况

在教学内容上,义学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重点突出社会教化和道德培养。义学学生除了读书、识字、讲书、读诗外,还要懂得礼仪揖让,懂得长幼有序,每日放学均要向老师行礼,以培养其日常行为规范。

义学的教学一般分为两级。第一级以识字、习字为主,即启蒙阶段的教学。教材是传统的“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等。第二级是传授儒家经典的初级阶段,教材有《论语》、《孟子》、《孝经》等。左宗棠规定朱熹所辑的《小学》为义学的必读之书。他说:“古人八岁入学,十五入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须知自洒扫,应对,至希圣、希天、下学、上达,皆是一贯。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归重于《小学》一书,方为得之。”义学学生的流动性很大,大多只求粗识文字,以为谋生之用。少数则升入高一级教育机构,也有的则当作科举应试童生进行预备性教育。从形式上看,义学教材有运用故事、名物掌故、谚语、格言、对联、诗歌等体裁,都以简赅的文字,严格的组句,整齐的押韵来表述。在内容上,除了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外,还包括历史、自然、生产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知识。在回族地区所设的义学,还教授阿拉伯文。

随着义学的兴起,教材供应十分紧张。于是,有的地方便自行刻印书籍,发放使用;有的地方则借官府发放教材。如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在甘肃各府、厅、州、县颁发了一些蒙学教材,并增发了其他一些图书,如《小学》、《圣谕广训》等。有的则自编教材发放给学生,咸丰年间(1851～1861),皋兰县马步青在宛川义学授课时,将《诗经》中有关动植物与山川湖泊名称、器物名目、典章制度用语、人物称谓等词语选出来,编为骈俪韵语30首,结集为《峡蝶集》,作为教材给学童传授声律对偶知识。

义学一般都订有学规。光绪二年(1876)制定的甘州府各属义学条规多达27条,其主要内容有:每所义学设教师一人,由府学、县学、书院斋长及经管义学的绅士共同选择品学兼优者,送县批准后,才能聘请;义学只收无力支付学费的学生;每日功课以讲经书为主,读史为副,15岁以后方能学诗文,兼学有关天文、地理、水利、农田、算学等。

四、义学的作用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致使甘肃的文化教育事业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清朝统治者在甘肃为少数民族子弟创建义学,尽管为数少,且多数是设在汉族聚居的城镇里,而且从主观上来看是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控制,“使其服王化”,才诏令设义学,因此使义学所起的历史作用受到了限制,但在客观上,清朝政府采取设立义学这一重要的文教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第一,义学是私学的一种,甘肃义学作为蒙学教育的一种,具有启蒙教育和普及教育的性质,这对于我们今天正大力提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民族教育以及私立学校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二,义学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办法,成功地保障了义学教学与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它的经费筹措、管理、成功运作机制也为后世的民办教育提供了经验与程式。

第三,清代在甘肃广泛设置义学,义学向少数民族子弟开放,对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文化素质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使读书识字者逐渐增多,对农村和边远的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甘肃的少数民族教育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第四,甘肃义学的广泛设置,对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义学是明清时期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学校教育中的比重超过了以往各代,义学虽然在名义上是民办的学校,但在经费来源和管理形式上带有浓厚的官办色彩,甚至可以称为民办官管或官民共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义学对甘肃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民族教育的先河,同时,使贫民子弟有机会读书识字,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

[注释]

①《清会典》卷396,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乾隆)《贵州通志》(清刻本),转引自顾龙先《“苗疆义学”历史考察》,《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③④⑤⑥(宣统)《甘肃新通志》卷36《学校志・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