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5 04:37:16
关键词：桐城派；文学理论；审美风格；现代审美；交集
我国的古代散文发展绵延流长。先秦时期的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西汉时期的散文以司马迁的《史记》最为卓越，他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宋时期的散文，在韩愈、柳宗元等大力推动下，树立了一种摆脱陈旧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到了明末清初，“桐城派”散文是最著名的一个流派。桐城派文学理论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嬗变
（一）“义法说”：桐城派的基本理论的建立
1、归有光对桐城派的影响。归有光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生。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主要成就则在散文创作上。其散文在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唐宋古文的传统作风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所谓严肃的古文创作中来，使得文章更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特别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写得朴素简洁、悱恻动人。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如《项脊轩志》，即事抒情，真切感人，结构精巧，波折多变，为散文的创作和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到清代，桐城派的创始者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归有光的创作思想和理论对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2、“言有物”：桐城派文学理论的雏形。明末清初，同为桐城人的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振兴古文，桐城派理论初露端倪。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是戴名世，他提出了文章创作要“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这些观点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3、“义法”：桐城派基本理论的确立。桐城派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文章要有内容；“法”即“言有序”，文章要有条理、顺序、形式和技巧。对于文章审美，他主张“雅洁”。
方苞，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1733年方苞编成《古文约选》及其后编选的《四书文选》，为“义法”说提供了示范，自此“义法”受到重视，推动了古文“义法”的广为传播。方苞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
（二）“神气说”：桐城派理论的推进。刘大櫆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中坚人物。在乾隆时期，刘大櫆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文章强调“义事、书卷、经济”，主张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刘大櫆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启后者。
（三）“义理说”：桐城派理论的集大成。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义理说”提出者正是刘大櫆的弟子姚鼐。他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辞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 、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姚鼐曾参与纂修《四库全书》，主持梅花、紫阳、敬敷书院40年。桐城派的义法论和声气论经其发挥和深化，成为一套较系统的古文理论。姚鼐创作的散文简洁清淡，语言精妙，言而有物。其选编古文辞赋集《古文辞类纂》对后世极具影响。
（四）“经世致用”：桐城派文学理论的拓展。“经世致用”的主张就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现在出版的《曾国藩家书》可谓家喻户晓。
曾国藩自称论文师从方苞、姚鼐，为文“义法”也取自桐城派。但他颇不满于某些桐城末流文章的拘谨平淡，因此在文章表现的内容上强调了经世致用；而在文章的表现形式上，则吸取了汉赋的优点，呈现出阳刚之美。这就将桐城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以湘乡派为主流的阶段。正式提出“桐城派”的其实是曾国藩，其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所以，曾国藩实有“中兴”桐城派之功。
（五）“能入能出”：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延伸。“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此理论由林纾从桐城派理论发展而来。林纾的理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司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理论及创作上的种种弊病，故而反对墨守成规，提出“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的主张。林纾认为学桐城古文，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同时他还认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亦即“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标榜桐城派，其实他的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比如他的《冷红生传》、《赵聋子小传》等，长于叙事抒情，写得生动而有感情，或杂以诙谐，能感动人，不像桐城派古文的谨严、平顺，与归有光古文倒有几分相似之处。
二、桐城派散文的审美风格
桐城派文学理论对其古文创作审美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也可以这样说，桐城派散文的审美风格就是在其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本文仅以桐城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方苞、姚鼐及其古文《左忠毅公逸事》和《登泰山记》为范例，对桐城派古文的审美风格加以剖析。
（一）语言运用，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
方苞在其古文《左忠毅公逸事》中不仅“言有物”，文章有内容，而且“言有序”，在语言的运用上更是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清顺通畅。《左忠毅公逸事》开篇曰：“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语言运用不仅简洁明快，细节之处言之有物，而且文中内在联系脉络清晰，了了数句，已将左公形象刻画的生动而细腻，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二）题材精当，人物刻画生动。
在历史上左光斗所经历的事有许多，然，方苞并未选择将左公的生平材料罗列在文中来展示主人公的形象，而是选择了左公与史可法相交的所谓“逸事”这一典型事件，表现人物的思想和品格。《左忠毅公逸事》开篇到结束均不见左公材料的罗列，亦不见华丽辞藻，“视学京畿”，“微行”，“解貂覆生”，可谓字字珠玑。“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行为、动作的描写，语言文字的精确表达，人物刻画生动感人，犹如在目。
（三）论点鲜明，内在逻辑强，清新通畅。
姚鼐主张古文“义理、考据、辞章”缺一不可。《登泰山记》是姚鼐著名散文之一，该文充分体现他的观点，文中考据处处可见，如“古长城”、“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因为有了“考据”为依据，文章必然论点鲜明。“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短短数句已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汶水济水走向及南北分界，鲜明地表现出来。在结构和逻辑上文章描述了作者冒雪登泰山观赏日出的经过，清顺通畅，一气呵成。文章开篇即写泰山，介绍了泰山的地理位置和形势，接下来写登山的路线和山巅观日：来泰山的路线“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至于泰安”；登泰山的路线“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到了泰山之巅，“望晚日照城郭”；待日出，在日观亭观日出。整篇美文逻辑顺序清晰明朗，读来通顺流畅。
（四）写景传神，特征鲜明，情感内敛。
这一点在《登泰山记》里表现的尤为明显。“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绛皓驳色，而皆若偻。”写泰山之高“其级七千有余”，不肆渲染，更无铺陈。写泰山雪景、夕阳、云雾，虽了了数字，却将景色描摹的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真可谓写景传神，特征鲜明，神、理、气 、味、格、律、声、色具备。然则，作为桐城派的代表，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粗看文章似乎不见姚公情感表露，细心揣摩作者当时的心境，以及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来看，能够感觉出姚公内心的无限感慨——只是感情的表露更内敛，更需要读者用心体会罢了。
（五）纪叙扼要，用词平易清新、洗练精悍。
无论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还是姚鼐的《登泰山记》等，在叙述手法上都显得简扼要，不旁生枝节，能够抓住重点，“清真雅正”，颇有特色，这里不再赘述。
三、桐城派散文的审美风格与现代审美思想的交集
（一）语言美。“义法”“辞章”不仅是对文章内容的创作要求，也是对语言文字使用的要求。从桐城派所撰写的古代散文和现代名家散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语言都极其精炼、朴素、清新、优美。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是文学作品描绘美的手段。因此，我们在欣赏这些散文时，既要用心领会作者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描述与感悟，又要认真品味作者语言表达。
（二）真实美。桐城派散文要求“言之有物”，现代散文要求“体现真实”，两者可谓殊途同归。方苞提倡“义法”，“义”即“言有物”，姚鼐主张 “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现代著名作家巴金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著名作家吴伯箫也说：“说真话，叙事实，写实物、实情，这仿佛是散文的传统。古代散文就是这样，现代散文也是这样”《〈散文名作欣赏〉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桐城派散文的审美风格与现代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妙。真实是散文的生命，真实更是一种美。
（三）意境美。散文最可贵的是文章要有灵魂、有意境，“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人间词话》）。正如桐城派所提出的散文要有“文气、神气、行气”，手法表现上要率真与洒脱，同时内在以气相贯通，形散而神不散。散文营造意境的方式，可以是描写景象，如姚鼐的《登泰山记》，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荷塘月色》；也可以是刻画人物、记叙事件，如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现代著名作家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个中意境却浑然天成，给读者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感受。
四、结语
从先秦散文到桐城派散文，其审美风格不断发生变化，也不断在延续。桐城派散文在继承了前世的基础上，开创了独具魅力的审美风格，对后来者颇具影响，值得我们发掘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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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调查理念 根据艺术课程标准要求，结合桐城资源、人文风情白行编写校本教材，在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基础上，对原有教材中美术课程资源的有益补充，也是对桐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种积极探索。同时，也激发了青少年学生对乡土文化的认识，增强青少年一代对家乡文化的热爱。这次调查更是一次提升青少年学生的审美素养的社会实践。
桐城地处安徽中部，长江北岸，安庆与合肥之间，大别山东麓，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自古被称鱼米之乡，城区有四门，乡镇有八景，原《桐城县志》有载。自然矿产分别有石墨、花岗石、矾、大理石、铜、铁；珍稀动物有金钱豹、穿山甲、水灵猫、江豚、白鹤；植物有银杏、杜仲等多种药材。开革改放3 O多年来，家乡人在奋进中创造出一批知名品牌。如鸿润家纺服装系列出口创外汇，产品荣获中国和亚太国家赞誉，塑料系列彩印包装广销全国乃至东南亚，荣获“塑料之乡”称号。主导产业产值占全市规模企业产值90％以上，大小企业竞国标、创名牌城乡一体化。其物产丰富：“紫来桥下水，龙眠山上茶”自古以来，代表着桐城地方特产，勘称山珍，给人一种清香浓郁、潇洒悠闲，丰衣足食享太平的生活情趣。。小花茶、大板栗、油桐、油茶金六谷，春华秋实满山岗；还有凤凰鱼、大闸蟹、黄鳝、老鳖、长臂虾，随波逐浪涌江湖。原《桐城县志》有载：“桐乡四月有麦鱼、白质、黑章、练潭龙头石下者，其质优佳”。（晒干后与鸡蛋蒸食，味道鲜美）被称海味。另外，还有蒿子粑、菜心粑、糯米饺等都已列入桐城美食文化。
“山含书卷气，水流翰墨香”桐城人文勃兴，代起人豪；明代前有政治家范曾。画家李公麟，诗人曹松等；明代人文逐渐兴盛。尤其在文化学术方面已载入史册。最突出者是方以智，他聚哲学、文学于一身，融中外知识于一体，被称为百科全书大学者。清代，桐城文人鼎盛，中国历史上大散文流派全是桐城籍人，故称“桐城文派”。“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宰相胸怀大量，一份家书制止了张吴两家邻里纠纷，使“六尺巷”千古流芳，传为佳话。此乃成为桐城人文景观中最恢宏的一幕。此后，还出现了桐城诗派。其数超千人，绘画方面也十分活跃、繁荣、自成体系，“龙眠画派”当时成为安徽四大画派之一。
清代中晚期，文化领域掀起新旧变革之争，不少有识之士思想转向新学：如方令孺、方玮德就曾以“新月派”驰誉文坛；朱光潜、方东美分别在美学方面独树一帜；而黄镇、叶丁易积极投身革命文艺活动，画出了具有新意的《长征组画》，撰写了最完美的革命华章。
解放后，桐城资源与人文各方面和谐发展，硕果累累成就卓著，新一代人才不断涌现。如文史学家严耕望、马茂元，文学家舒芜、陈所巨、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中科院士慈云桂、陆大道；两弹一星研制功臣方正知，苏松桂及知名学者程和平、李定、段路明……亦如星光，是桐城的自豪和荣耀。
进入2 1世纪，桐城围绕皖江经济链条圈，以“活力文都、休闲天堂”为目标，建历史文化名城。城区政治、商务、经济向东发展，居住等综合向东转移，文化中心仍保留老城区。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文化博物馆、扩建宰相府、六尺巷；整治龙眠河，恢复“桐城笔会”，新建绿色走廊至水乡古镇——孔城老街，再造山川秀美。其中，文化教育是“文都”的名片，发展领先全省，并先后获“安徽省文化名城''、“全国文化先进市”桂冠。
在乡风民俗方面醇厚凝重，是积极向上的，也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代合拍的），具有“文都”特色的；“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已成为老百姓生活中的理念。突出表现（1）小孩出生三朝洗澡时的歌谣：（用煮熟鸡蛋去壳后在小孩身上滚动边唱），“滚脸蛋，盼望白胖孩儿快长大，滚滚头，长大做诸侯；滚滚腰，长大骑马跨大刀；滚滚脚，坐轿八抬八托……”期盼孩子长大成为国家有用之才！（2）在小孩子周岁抓周时的歌谣：“一抓笔墨龙门进，二抓刀枪疆场奔，三抓算珠元宝滚，四抓扁担挑金银，七十二行要人勤，行行都出状元名”。其意是不管小孩长大干什么（事），都要从小学习文化知识。古代《教儿经》里所言：“勤学苦练知书理，学富五车天下行。读得书来无价宝，一事成来百事成。”所以桐城人自古风俗：注重请家教，陪读书，风气盛行。老百姓本着“穷则事变”的道理，鼓励晚辈努力，勤奋，改变落后面貌。千万不可做“马上把头低，见客不杀鸡”嫌贫之人，而富裕家庭也不要放弃养殖家禽家畜，不奢侈浪费。昔日的乡风民俗，如今都归属桐城文化之列了。
人文环境与乡风民俗之间的和谐发展，主要是取决于家乡文化底蕴；桐城文化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这棵大树，经历了数百年风风雨雨，春去春又来，再添新枝花朵，主要得益于桐城乡风民俗的潜移默化；得益于桐城文风学风的传承感染与熏陶。特别是在明清两代，桐邑大地，涌现出两千进士，六百多举人。形成“独步千古桐城派”，“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这是桐城人在科举上的佳绩。“父子双宰相，兄弟四翰林”这是桐城人在官场上的成功。“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这是桐城人在事业上的荣耀。也得益于桐城先贤的办学传统，以捐资办学授徒为乐事。先后有何唐辞官回故里，收徒建馆讲学，对乡梓文化教育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吴汝纶先生因“不乐旧官”辞官主讲“莲池书院”之后，毅然回乡创办“桐城学堂”（现桐城中学）创建在孙闻元一批乡贤的大力协助下，学员遍布城乡各地。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桐城文化教育在传承中不断壮大崛起。特别是吴汝纶先生创办的桐城中学，办学成绩卓著，曾在60年代获“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单位”，90年代获“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学校”涌现出两干博士出桐城，被誉为“人才的摇篮”再度领。
好大一棵树，风情藏沃土……
探索调查反思 本次文化艺术探索实践调查活动主要是引领青少年学生对家乡桐城文化做个深刻了解，突破以往只关注专业知识、技能技术的课堂教学。新世纪以来，文化艺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合理开展地方特色文化赏析，在理解桐城文化本身也是多元化的融合，乃是一次激发学生对家乡风俗人情的热爱。尤其让学生知道家乡桐城古代辉煌元素核心是“桐城文派”。
在安徽桐城，处处有楹联。在清代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里，流传有一句不知何人所出的上联：“桐中撞铜钟，童男童女同上学”。慕名而来的人听到了，总是莫名其妙地激起好胜心，少不得为此费尽思量。
这是一个文风昌盛的地方，一个被文学化的小城。在文学被边缘化的物欲时代，这个面貌普通的小城却总在不经意间保留文学的味道，鼎鼎大名的“桐城派”在这里留下的不是仿古街，而是桐城人与文学的血缘关系。
但这个小城终究要迎来改变――在桐城的孔城老街，清咸丰至民国所建的宗族祠堂、书院、当铺、钱庄已经人去楼宅。雕花的木楼与麻条石路面将暂别居住多年的小城居民，在木门的楹联之间，新贴的是搬迁通告。
一个投资8.8亿元的庞大计划，正在将文学的桐城变成度假的桐城，让它在安徽的城市群中突围而出――它既要营造区别于平遥、丽江、凤凰、宏村、西递等地的谦和气质。又要摆脱仿古街、假古董盘踞的文学城市的旅游败笔，去用它的传统和文学资源去做一个试验：文学有桐城派，城市营销也有桐城派。
黄梅戏营销，桐城六尺巷
“我与桐城六尺巷有不解之缘。上世纪60年代，我还是戏校学生时，就曾两次到省桐城荣军疗养院慰问演出。在我们歌舞的地方，正是张英宅第的大堂之中。记得还有许多古梁旧壁。不过那时是对‘吃’最感重要又是反封、资、修的特殊年代，张英大人早被遗忘。我毕业后又到桐城演出，住地离六尺巷很近，一日踏入古巷，才得知有关六尺巷的传说。”
这是黄梅戏《桐城六尺巷》编剧王自诚对桐城的回忆。他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他被请到桐城，参与了《桐城六尺巷》的创作。
“六尺巷”是个著名故事：清朝康熙年间，桐城出了个在京任职的宰相张英。桐城老家的邻居欲侵占他的宅边地，他的家人便驰书北京，要张英凭官威压一压邻居气焰。谁知张英却回诗一首曰：“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因此卡动向邻居退让二三尺，邻居感到惭愧，也后撤三尺，双方礼让出一条“六尺巷”来。
在新中国成立后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就曾经讲过这个故事，在桐城更是人人耳熟能详。偏偏桐城又是“黄梅戏之乡”――桐城歌谣被认为是孕育黄梅戏的土壤，也出过严凤英这样的名角，于是，直都有桐城人琢磨着将“六尺巷”的故事改成黄梅戏。
这需要一个契机。据桐城市黄梅戏剧团团长龙章才说，在2006年的第十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几个城市都在争做这个题材。这让包括桐城市一把手在内的桐城人着急了起来：这个戏怎能不在发生地搞?
龙章才与2005年就有了创作“六尺巷”故事构思的王自诚一拍即合。为了这部戏，龙章才带着人码老往上海跑，在2007年，这部由桐城政府大力支持、投资100多万、邀请全国黄梅戏剧界精英做外援打造的黄梅戏《桐城六尽巷》。终于公演。现在，这部戏已经在桐城、淮南、黄梅、合肥等地公演了50多场。“很多人原来知道六尺巷的故事，但不知道发生地在桐城。看了戏，就知道了。”龙章才说。
六尺巷的影响不仅在戏剧世界，在现实的桐城，六尺巷亦正迎接新的改变――故事发生的地方，张英的宰相府随着时代变迁，现在已是安徽省荣军康复医院。随着六尺巷的知名度增加，桐城已将它列入未来最重要的城市规划之中。“我们会原址恢复宰相府。”桐城市市长吴三九说。
古城营销：孔城老街
“老街在萧条中日益一日地衰败与苍老了，令我不忍去看。儿时随母亲到老街赶集，那时的老街是喧闹的。老铁匠扯着风箱，将烧红的烙铁放在铁砧上，两个徒弟劈里啪啦地敲打起来，红色的铁屑飞溅开来……如今这些场面部不见了，再到老街时，只有老铁匠那刻满风霜如梯田一样的褐色的脸和苍老的眼神，不时地在我眼前晃动。老街正被历史一页一页地收藏起来，离我们渐行渐远，而我们今后只能从书上去领略它的过去。”
这是一位桐城人对孔城老街的回忆录。他的描述，或能与另一位当地人在老街居民搬迁前的回忆相照应：“临街的门面还真不少，但大多关门歇业，一片萧条。循着叮叮当当声，我们来到一间铁匠铺，匠人正锻造着割麦子用的镰刀。老板是街里难得寻见的中年人，他说：小麦要登场了，现在是我一年的旺季，每把镰刀10元，尽管工序太多，成本较高，但我还是指望着能赚点。”
宋《元丰九域志》载：“淮南路舒州九镇，孔城即九镇之一。”老街按古代的户籍管理制度分为十甲，是明清时期桐城最繁华之地。碧空下的天井、雕花的木楼、古旧的风火墙、沧桑的照壁，构成了人们对老街的习惯印象。
人们不知道这种印象会否一去不返――老街的居民大多已迁走，开发过黟县宏村的北京中坤集团在2009年与桐城市政府签订了桐城文化旅游战略合作意向书，在5年时间内，总投资8.8亿元，要将桐城打造成“以孔城老街为核心的国际度假基地”。
“老街的居民强烈渴望早日摆脱贫困，与此同时，又对带着他们往前奔的人表示怀疑。”一位桐城的网友发帖说出桐城人的复杂心态，“孔城历史灿烂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江淮之间仅有的保存完好并没有开发的处女地。这儿曾经是军事防御城池，这儿曾经是水运商埠重镇，这儿还曾是以绚烂多姿的商业文化与桐城派代表人物为典型的儒家文化的结台地。由于孔城老街的衰败与没落，才促成我急切地要去看她，去抚摸她，赶在她再次崛起前去亲历她。但是，她的崛起谈何容易，她正面临着最艰难的抉择。”
这个抉择背后是桐城的发展之困：再有文化底蕴的桐城，也难在旅游上获得经济回报――虽然桐城处在黄山、九华山、庐山、天柱山等黄金旅游线路的重要节点上，但来桐城的人，往往不是上安庆天柱山的游客，就是古建筑爱好者，一般不在桐城过夜，消费亦无从谈起。在桐城的未来计划中，随老街改造而来的，除了桐城计划新修的宰相府、建设中的桐城文化博物馆，还有实景旅游情景剧与五星级旅游饭店。
这个抉择背后是桐城的发展机会：在凤凰等地因为商业味越来越浓厚，而让文艺青年失望的时刻，有着淳朴民风与文学气质的孔城老街，或可带来一种新鲜感。桐城市旅游局局长汪光文曾有分析，孔城开发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旅游产业格局，将安庆天柱山一柱擎天的旅游状况，变成一城一山平分秋色的格局。
被政府邀请而来的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教授王艳平认为大家不妨妙想天开，他如此为老街支招：“我们能否从要求游客换装，塑造一种古人游古街的意境?”或者，“在这里吃饭，啤酒不用一扎来说，用一甲来说――
一甲10瓶，刚好可以利用这里十甲的特点。”
文学营销：桐城派
“桐城被誉为安徽的温州，这个总结形象地概括了桐城的经济特色。”桐城市委书记汪莹纯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过。1986年，桐城出现了“十万大军跑推销”的景况，推销员成为了桐城第一代万元户，民间顺口溜概括为“两头在外，全凭脑袋”。
这足以说明桐城人的商业头脑。当然，比桐城人的“温州”称号更有名的，是它的“文都”称号一一在它1200余年的历史里，见诸史籍者不下2000余人：唐宋两代有曹松、李公麟，明代有方以智，清朝有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等为代表的“桐城派”，近现代有朱光潜、方东美、黄镇、章伯钧、慈云桂。
现在的桐城，正在寻找一种“安徽的温州”与“文都”的结合方式，一种城市营销的新方法。它在10月份举办的桐城文化节和亚洲诗歌节桐城诗歌朗诵会，的确将桐城的传统文化做了一次与现代结合的营销――来自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位诗人专门来到桐城，只为做一件浪漫的事：朗诵诗歌。
在安徽枞阳县城的网站“枞阳在线”上，一位亚洲诗歌节新闻的转帖者，忍不住写了一个编者按：“一位一个县级市，召开如此高规格的诗歌朗诵会，全国罕见!枞阳人看看，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是不是已忘记了什么?” “桐城文化节没有加旅游二字，却把旅游看得那么重。”国家旅游局监管司副司长蔡家成说，“桐城要宣传，要交流，无疑要靠旅游。国民旅游发展多年后，已经从十多年前到一个地方的心理满足，走向人们求知识、求健康、求时尚等需求。现在，能不能出现一个桐城的模式，找到旅游与文化的结合点?”
在桐城之前我们已经有过修养心灵的度假地：摄影师最爱的平遥、愈疗系的丽江、小资聚集的凤凰；在桐城之前我们已经观看过文学城市的各种商业化手段：阳谷、临清、徽州争夺着《金瓶梅》的招牌，连云港市有西游记国际旅游文化节，宁国县要建“宁国府”，绍兴有一个旅游主题叫做“鲁迅”……这次，桐城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吗?
蔡家成认为桐城旅游有它的文化优势：“从接受度和旅游者来看桐城，接受度还是易于接受的，像散文、桐城派的文章、黄梅戏是很易于接受的，释意相对比较容易。”
关键词：训诂辞章汉文韩文湘乡派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其古文承桐城而起，拓其堂奥，自成一家，有“湘乡派”之称。曾国藩一生著述鸿富，《曾国藩家书》就是非常重要一种。《家书》的主要目的是传授子弟修身、治学的方法，其中文学教育是曾国藩诸多教育内容之一。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他希望使曾氏家族的文化资本得到有效的传承，从而保持家族的文化声望。在进行文学教育的过程中，曾国藩探索着适合子弟操作的学习方法，其中对训诂的阐发就值得重视。
辞章为体兼重训诂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致弟纪泽的信中言：
二十七日刘得四到，接尔禀。所谓论《文选》俱有所得，问小学亦有条理，甚以为慰。……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人硬腔滑调之习可改。
精湛的训诂知识可以阐明古人的注疏大义，能够体悟引申假借的修辞妙处，同时也是辨析后人讹误的必备修为，训诂在古文创作和鉴赏方面有其无法替代的基础性功用。辞章之学则是重在格调的构建和文气的疏通，从而有效地矫正声调的油滑纤弱和文腔的硬塞哽咽。训诂和辞章二者不可偏废，前此姚鼐已作调和，但如何加以妙合，从而创作出精美厚重的古文，仍是一个难题。曾国藩颇有示范，如提出“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列》之诙诡”，明确倡导“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同治元年八月初四谕纪译的家训中云：
尔所作拟庄三首，能识名理，兼通训诂，慰甚慰甚。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列》之诙诡，则余愿偿矣。
精确的训诂和诙诡的气象是行文的不二法门，如果将前者比作古文的血肉，那么后者则是文章的风神，二者交相互用而不可偏废。训诂的精当为气象的诙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载体，而文气的诙诡摇曳又克服了训诂的呆板与枯涩。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的家书中又叮嘱道：
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曾能遂我未竞之志，则乐莫大乎是。即日当批改付归。尔既得此津筏，以后便当专心一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
“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可以看出曾国藩在修正对训诂工具性认识的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对训诂的本体论似的拔高，因而没有没人考据学的泥潭。曾国藩对训诂的重视和探讨是基于文章的学习和创作，训诂始终是从属于辞章的。易言之，就是辞章为本，训诂为用。
调和汉宋不主一偏
曾国藩对训诂的论述也体现着他调和汉宋，兼容并蓄的通达学术观。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虽自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然平日持论，并不拘拘桐城钜蠖，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之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断断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亦。”
曾国藩这种宏通的学术取向，李鸿章在《求阙斋文钞序》也有精到的阐释：
盖公之学，其大要在渊源经术，兼综汉宋，以实事求是、即物穷理为主，以古圣人之仁礼为宗，以程、朱之义理为准，以唐杜氏、宋马氏及国朝诸老之考据为佐助，持论最为平允。
对于清代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汉宋之争，曾国藩不片面地偏袒任何一家。正如他在《致刘孟容》书札中所说：
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闁。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
曾国藩无意介入汉宋两派的争论，他的学术取向迥异于汉宋两家的互相诋毁，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分析各家优劣，肯定汉宋两学派各有其成就，也批判地指出了他们各自存在的缺陷。
在清代汉学领域，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是曾国藩极度推崇的代表。在家书中反复提及他们的考据、训诂成就，并且把两家的著作作为培养训诂能力的必读书。曾国藩以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为有清一代训诂学的顶峰，在指导曾纪泽学习训诂时，始终以此二家为典范。如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欲通小学，须略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二书。王怀祖先生有《读书杂志》，中于《汉书》之训诂极为精博，为魏晋以来释《汉书》者所不能及。”咸丰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谕纪泽：“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王安国以鼎甲官至尚书，谥文肃，正色立朝，生怀祖先生。念孙经学精卓，生王引之，复以鼎甲官尚书，谥文简，三代皆好学深思，有汉韦氏、唐颜氏之风。”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纪泽“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盲目地推尊汉学，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弟作纯粹的考据家，训诂只是一种必备的能力，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同时他也致憾于汉学家不擅辞章的不足。如他在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谕纪泽信中云：
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榍、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迭于本而阈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所不解。
在《欧阳生文集序》一文也表达了相似观点，认为汉学家为文繁复不得其要，称：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崎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
在有清一代的古文家中，曾国藩最为服膺姚鼐，《圣哲画像记》云：
然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结合的文论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主张，显然有姚鼐这一文论思想的影子。也常在文章中表达对它的称许，如《欧阳生文集序》说：
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中，惟此尤兢兢。
但是，曾国藩对姚鼐的主张也不是不加分辨地完全接纳，而是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姚鼐将桐城文论抽象化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是将是其平易化了，尤其在指导子弟为文时，搁置空疏抽象的义理，而着重强调训诂和辞章怎样妙合，这是曾国藩从切用的角度所作的积极性地开拓。
推尊两汉师法昌黎
在训诂和辞章具体结合的技术层面上，曾国藩也有实用性的阐释，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列举训诂辞章兼善的前人佳篇，作为学习和模拟的典范，从对经典的模仿中体会其微妙之处。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
余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尔能看《汉书》，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班孟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扬雄、刘向、匡衡、谷永诸传皆全录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贾山、邹阳等四人传、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赵充国屯田之奏、韦玄成为议礼之疏以及贡禹之章、陈汤之奏狱，皆以好文之故，悉栽短篇。如贾生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陈涉传》《食货志》等篇；子云之文，既著于本传，复栽于《匈奴传》《王贡传》等篇，极之充国《赞酒箴》，亦皆录入各传。盖坚于典雅瑰伟之文，无一字不甄采。尔将十二帝纪阅毕后，且先读列传。凡文之昭明暨姚氏所选者，则细心读之；即不为二家所选，则另行标识之。若小学、古文二端略得途径，其于读《汉书》之道，思过半矣。
对桐城家法最显得有所变通的是，他突出了取资《汉书》的重要性，因为由此可以强化锻炼融汇训诂之学与辞章之学。在他看来，《汉书》乃至《文选》以及《古文辞类纂》中所录的汉代辞赋奏议等文，其审美要义不可轻忽，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纪泽云：
尔所论看《文选》之法，不为无见。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日训诂精确，二日声调铿铿……《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唐宋文人误用者，惟《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也。即以尔禀中所论《三都赋》言之，如“蔚若相如，皭若君平”，以一蔚字该括相如之文章，以一嚼字该括君平之道德，此虽不尽关乎训诂，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矣。至声调之铿锵，如“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碧出苌宏之血，鸟生杜字之魄”，“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飧戎旅乎落星之楼”等句，音响节奏，皆后世所不能及。
从这一审美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韩愈古文成就的解读也是独特的，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谕纪泽的家书中说：
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
至韩昌黎出，乃由班、张、杨、马而上跻《六经》，其训诂亦精当。而试观《祭张署文》、《平淮西碑》诸篇，则知韩文实与《诗经》相近。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杨、马、班、张一鼻孔出气。尔能参透此中消息，则几矣。
以“训诂精确”来看待韩文的好处，这是曾氏的特识。那么，虽然韩愈在清代颇受推崇，桐城派也标举“文在韩欧之间”，但曾氏不满于“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扬、马、班、张一鼻孔出气”，实际上在如何学韩上，他要建立自己的古文宗尚。
出于桐城拓宇桐城
曾国藩论文、行文之法出于桐城，非常推崇“桐城三祖”，特别是方苞和姚鼐，他说：“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余年之冠，学者久无异辞。即其经术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为一代大儒。虽乾嘉以来，汉学诸家百方攻击，曾无损于毫末。”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也曾坦言姚鼐对他的启蒙性影响，即“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并且与姚鼐四大弟子之梅曾亮为密友，可见曾国藩古文理论实出于桐城派。
与此同时，他对桐城诸老也不乏微词，对于方苞的经世之文，“持论太高”，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小有疵误”，也不讳言。至于桐城派对归有光的称道，更是不以为然，其《书归震川文集后》云：“近时缀文之世，颇有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文；自我观之，不可同日而语矣。”可见，曾国藩是出于桐城，又拓宇桐城，并不为桐城义法所拘禁，而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弊端做了积极的修正。正如郭预衡先生所说：“世称曾国藩为桐城古文的继承者。现在看来，从理论到实践，并非尽守桐城家法。”
方苞的古文义法理论在语言方面的主张是“雅洁”，要求用最为洗练的言语画出文章的内涵，而尽量删削与文章无关紧要的文字。他说：“但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久不讲。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家，或延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人语录语，魏晋六朝人藻俪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可见，汉赋厚重典奥的语言在方苞看来是板重无用的，其无益于文等之于小说家和魏晋骈语，为了雅洁起见，这种板重字眼是在摈弃之列的。姚鼐在《复鲁絮非书》云：“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义理必明当，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姚鼐这里倡导的“雅驯”和方苞的“雅洁”在内在理路上是相通的，都是对文章的精致凝练作出的禁忌和约束。这对于实现古文的雅化和洁精是十分有益的，并且确实也对桐城古文影响巨大，在这一理论的导引下产生了一批雅洁的典范之作，其中姚鼐的《登泰山记》就是其中的代表。然而，桐城末流过分地拘泥于“雅洁”的教条，也使得古文出现了许多弊病，古文的雅洁有余而气势不足就为当时人所诟病，桐城流裔“气弱”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
为了纠正桐城派气弱的不足，曾国藩引入了气势雄伟浑厚为主要特色的汉大赋和《汉书》，同时也师法具有戛戛独造之气的韩愈之文。并且曾国藩对汉代文章和韩文的推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而是切实地将其作为典范来师法，甚至曾国藩的许多文章就直接是对汉文和韩文的摹拟，汪辟疆在《曾湘乡诗文》札记中就指出：“窃意湘乡为文，亦尤昌黎陈言务去，戛戛独造为能事。稍长，遍读《求阙斋诗文》，乃知其篇摹句拟亦复犹人……今约可指者，如《五箴》摹昌黎，《陈岱云丧妻诗》摹韩文公《东野丧子诗》，皆可比拟。《户部员外郎袁君墓表》中一段，则全摹《汉书·赵广汉传》。至其窃取古人已言之意，如《苟柯文篇序》。……清代治朴学末流之弊实有如曾氏所言，不知《汉书·艺文志》一段与曾氏言正复相类。”
曾国藩对训诂的重视，以及对汉文和韩文的推重，最终凝结成了在《家书》中反复倡言的“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透辟理论。这是对前期桐城派理论的修正，也是对后期桐城派创作实践中出现的萎靡之病的救治。在这个过程中，曾国藩用理论和创作实现了对桐城文派的革新，同时也划分了与桐城古文之间的畛域。吴汝纶说：“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对于曾国藩开创的这一文派，学界号为“湘乡派”。
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斋号有二：惜抱轩、得五楼。世人因其斋号，将他称之为“惜抱先生”。生于清雍正九年（1731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八十有五。安徽桐城县（今安徽桐城市）人。少时，由其伯父、著名文史学者姚范授以经学。后又从刘大先生学习古文，因其才华出众，倍受刘大的赏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30岁时，应江南乡试，中举人。33岁又进士及第，授庶吉士。三年后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历任山东、湖南两省副主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馆成立，又被推荐入馆，为纂修官。因其厌倦仕途上风波和官场之险恶，辞官归里，不再入仕。
姚鼐的书法，尤以草书和行书称著。清代著名书法评论家包世臣在其名著《艺舟双楫》里，评价姚鼐的草书和行书为妙品与逸品，并论道：书法作品以“邓山人（邓石如，清安徽怀宁人）、刘文清（刘墉，清山东诸城人）及先生（姚鼐）为国朝第一。”更有人评说：“故先生（姚鼐）非独诗文美也，其翰墨亦绝为世重。”清书法家包曾，在其《题惜抱跋法帖后》文中云：“姚（鼐）老之书，充悦如是，而洞达之神奕奕可当奇观。此帖可得，此跋不可得也。”又云：“次日临姚（鼐）老之书一过，乃知此老书深于北魏，略参河南少师之法，宋、元恶习，无所沾染，直当与玄宰抗颜，非但方行今日已也，为之叹绝！”此“绝为世重”之评，“为之叹绝”之声，可知姚鼐在清代书坛的崇高地位。世人评姚鼐的画，则是“偶作山水，士气盈然。”但姚鼐说他作画，只是“聊以自娱，不可使外人见也。”鉴于此，他的画传于民间者绝少。他的山水卷，只有他的家乡桐城收藏。
这里提供给大家鉴赏的姚鼐书法作品，均是堪称“绝为世重”的珍品。两幅均是他的赠人之作，其中一幅是对联书作（图1）。联语云：“最养百花惟晓露，能生万物是春风。”上联右侧题有“临川四叔鉴”五字。下联左边落款则是“侄鼐”两字，可见此联是为其长辈所书。字字显示出一种难言的庄重、恭敬之意。“惟晓露”、“最养百花”、“是春风”、“能生万物”，这里既是对自然界资源功能的认识，更含有老年人须多与自然环境中的“晓露”、“春光”接触以利康寿的养生劝导，蕴藏着对自然资源核心价值的理解和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意念。姚鼐用这幅寓意深刻的对联仿佛在告知人们，他这位“临川四叔”是位官员，这里用联语激励他，如“晓露”、“春风”那样，来对待辖境中的属民。意境高哉也！可惜的是，未留下书联的具体时间。从字里行间的用笔深沉和凝重浑厚，可窥测出这是姚鼐的晚年之作。
另一幅书法（图2），所录的则是姚鼐自作的一首诗。诗曰：“昼阴沉地一花明，裂风窗前素卷横。展读未终雷雨过，竹轩梧阁作秋声。”
稍吟诗句，略加咀嚼，顿觉这首诗将自然界中的“昼阴”、“裂风”、“雷雨”、“秋声”气象与“花”、“窗”、“竹轩”、“梧阁”和人物“素卷横”、“展读”形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若把诗中的内容绘出一幅画来，那可是意境深幽的“秋雨裂风读书图”了！更是作者日常生活一景的实录。此作款题：“丁酉七月十三日在扬州值风雨作此诗，录奉湘帙大兄大人教”。下落有“六弟鼐”三字，再下钤有两小方姚鼐字、号印章。左下角则钤一收藏印。作者人生中的“丁酉”年，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这一年，姚鼐47岁。也正是这一年，姚鼐辞官后出任扬州梅花书院主讲，是他“教徒为业”开始之年。因姚鼐在桐城姚氏家族中同辈排行第六，故落款为“六弟鼐”三字。下钤两方姚鼐小篆和大篆印章。字幅的左右两角处，各钤一收藏印。“大兄大人”，说明其赠书对象与作者同辈。姚鼐将第一年“教徒为业”的艰辛，以诗的形式告知“湘帙大兄”，表达出他的“教徒为业”志向，不畏“裂风”、“雷雨”、“昼阴沉地”恶劣的境地，表现出他的顽强精神和勇敢气魄。
鉴于姚鼐在“桐城派”文学中的特殊威望，加之其书法又拥有“国朝第一”的崇高地位，清代时，他的书作已经是“绝为世重”、“为之叹绝”，已“不可得也”，故后世私人收藏到他的作品者极少。供大家鉴赏的这两幅姚鼐书法的珍品之作，乃是姚鼐故乡桐城市（原桐城县）博物馆的藏品。
文学即人学，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挖掘传统文化的底蕴，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这既能提升思想道德修养水平，也增强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而地域文化的引入，一方面深化了教学改革的内容，拓展学生的视野，另则也培养了学生的乡土意识，为地方文化的弘扬作出积极的贡献。下面我们以安徽文化为例，谈谈古代文学地域性教学中的一些具体策略。首先，地域文化“小传统”氛围的营造。安徽文化历史悠久，具有延续性、交融性及多样性的特征。从夏商周一直到民国时期，皖地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其他艺术领域皆是环环相扣、阶段相接，形成完整的文化链。在南北的文化交融中，安徽文化处于南北过渡地带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特点，具有一种通变的精神。在古代文学的教与学的环节中，既要从宏观整体的层面把握皖地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又不宜面面俱到，过于庞杂。应有所侧重，以点带面，通过专题的形式了解地域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体系。如对明清文学的讲授可以适时增加桐城文化及徽文化的相关内容，将《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耆旧传》《新安文献志》《新安名族志》等书籍介绍给学生，这既深化了教学内容，也能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对徽皖文化作全面地了解。其次，充分利用地域文献，重点介绍皖地文学家及其作品。明清时期，安徽经济发达，文化鼎盛一时，乡邦文献非常丰富，我们可以通过对相关典籍的整理学习作为了解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如清代安徽地域诗歌集就有《龙眠风雅》《皖雅初集》《枞阳诗选》《合肥三家诗录》《皖江三家诗钞》等。这些诗集，在选录标准上，以诗存人，以人存诗，保留了大量的诗歌文本，其中陈诗《皖雅初集》起顺治迄宣统，共一千二百余家，分为四十卷，又近人诗二卷，名宦诗二卷。这些诗歌文本为我们全面地梳理、分析明清时期皖地诗歌发展状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另外，有的诗歌选本往往通过序跋、评点和诗话的形式，展现皖地的文学传统，并形成批评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创作风气和审美趣味。如光绪年间谭献《合肥三家诗录》评徐子苓曰:“学太白骨干甚坚”;评戴家麟曰“脱胎韦、柳，取材鲍、谢，名家品味，高步跻矣”;评王尚辰曰“又似坡公，贤者固不可测”，“沉郁源于杜陵”等［2］。这些评点言简意赅，诗学祈向折中唐宋，与晚清诗流相吻合。如果能引导学生接触皖地诗学，将边缘的文学现象纳入主流的发展，并展现地域性的诗学传统与特色，这不仅是教学相长，对明清诗文的地域研究也是一种促进。另外，地域文献中尚有大量的方志与家谱，在这些乡邦文献中往往能钩稽出皖地或宦游皖地文学家的生平事迹及其创作情况。对原始文史资料的发掘利用，一方面可培养学生的学术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为皖地传统文化的弘扬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再者，地域文化内容复杂，覆盖面广，如何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组织好地域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这涉及教学方法与途径的改善。总体来看，学生知识面较单薄，问题意识不强，学习兴趣的侧重点因人而异，所以，教师在课堂的讲授过程中，应区分好必修与选修的关系。古代文学的必修课，重点在于文学本位的研究，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同时也兼及文学批评、鉴赏等内容。在保证全面地完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之余，教师可以适当增补地域文学知识，而在专题选修课程的设置时，则可实现地域文学多元化的拓展，如桐城派专题研究分为桐城文化渊源论、桐城派诗歌研究、桐城派与中国近代文学关系探略以及方苞、姚鼐等著名文学家的专题研究等。这些课程的教学，既补充了文学史的内容，又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整合学术资源，促进了学校的学科建设。当然，地域文学的教学属于拓展性的方向，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实践性，所以课外的实践考察及读书兴趣小组的成立是非常有必要的。如讲授《孔雀东南飞》时，可以组织学生前往潜山县焦家畈考察孔雀台、焦家园以孔雀坟等遗址，并进一步了解当地民俗文化中的爱情内涵等。讲授近代文学中《桐城派的新趋向》的相关内容时，也可带领同学参观考察桐城六尺巷、方以智故居、姚莹故居等。这些地方文化的遗址，往往能激发学生的文化自豪感及学习的热情。除了实地考察外，教师也有必要带领读书兴趣小组的成员前往安庆图书馆、桐城市图书馆查阅本地文学家的诗歌集或书信手札及家谱等文献资料，并对其作初步的整理，这种学术锻炼，加深了学生对本地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大大地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
二、地域性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引入地域性的乡土知识，具有一定的引领文化的功能，也是实施多元化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利于增强古代文学当下性的人文关怀。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大文化与小传统的辩证统一。如果说文学史中大文化的背景侧重于整体或宏观的考量，以经典的作家及文本形成的精英文学为其典型，那么，地域性的小传统则多表现为乡土化。仅就古代文学的教学而言，国家课程的设置注重主流知识传承的体系，而地方性的乡土文学多反映区域文学的发展嬗变，两者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因此，教师在讲授乡土文学的时候，不能以偏概全，过于强调或热爱“局部”的内容，忽略了整体框架的完整性与多样性，甚至顾此失彼，将两者割裂开来。如明清时期，桐城派古文影响甚巨，但桐城诗学，虽以流派称之，但若以“海峰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及元明诸大家之美无一不备”，而认为“桐城诗派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产生的影响是超过桐城文派的”［3］341。这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地域乡土知识与主流文学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我们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传承地域知识，保护传统文化，但也要将其融入国家课程体系中来，在价值观与审美情趣方面与国家主体精神保持一致。
第二，客观性与层次性的结合。地域文学的教与学，必须重视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解读，特别是对一些方志、族谱、舆图、地方诗文集等乡邦文献的考订与分析，能将底层文学创作的生态真实地展现出来，这也往往会涉及评价的客观性等问题。一些著述基于对乡贤的尊崇而标榜文化的渊源，有时会失之公允。如王昶《湖海诗传》论芜湖韦谦恒诗云:“皖桐诗派，前推圣俞，后数愚山，以啴缓和平为主。约轩承其乡先生之学，故不以驰骋见长。六一居士序《宛陵集》谓‘古雅纯粹’，汪尧峰序愚山诗谓‘简切淡远’，举似约轩，可谓得其法乳者。”细读韦谦恒诗作，与梅尧臣、施闰章相异甚远。又李绂推崇傅占衡的古文为海内第一，这种过于褒扬的态度应源自乡曲之私。另虞山二冯对钱谦益的失节之愆的回避辨析，则有为尊者讳的道德渊源。总体而言，通过对传统的体认提升乡邦文化在主流文化圈的地位，其情可以理解，但我们在整理乡邦文献时，对一些文学现象应予以客观的、真实的辨析，对他们的价值判断也应该有更为理性的认知。层次性是指对地域文学雅、俗不同层面的考察，其中雅文学多以士大夫、文人的创作为代表，反映的是地方精英阶层的文化需求与审美情趣。而俗文学则集中地体现为民间歌谣、曲艺表演等方面，这些底层的群体创作虽然“鄙俗浅近”，但发之于性情，真实地展现了市井风情。以明清时期皖地文学为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既要指引学生关注复社、几社中方以智、钱澄之及桐城诸大家的创作，也应留意桐城歌、黄梅戏、文南词和岳西高腔等内容。前者体现了皖地诗文对主流文学的引导与附和，后者则侧重于底层民众的文化消费与艺术取向，所以，如果要全方位、多层次地了解皖地文学的多样性，这两者皆应予以更多的关注。
第三，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完善。一般而言，地域乡土性的教学多以课堂专题讲授和课外实践为主，其中课堂专题有必修与选修之分，而课外实践则以兴趣小组为基础，内容丰富，教与学的形式更为自由。当然，这种兴趣小组，可视为提升学生科研能力的一个切入点。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建立地方文化资源专题库，对原始的地域文化资料进行积累，并分成年谱传记类、舆地方志类、诗文词集类等类型。对这些资料的汇编整理，其意义无疑是巨大的。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应拓展途径，实行多元化教学，如教学模式中图文声像的互补，地域文化有自然的因素，也受人文传统的制约，一些图表、舆志版图及节日风俗的绘画，皆能予以学生更直观的印象，介绍民间曲艺的时候，也可以运用一些戏剧表演的影视资料来展现生、旦、净、丑的角色形象以及剧情的发展变化。这既丰富了人物形象，又加深了学生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另外，地域乡土知识的普及，课堂讲授之余，也可以通过画报、宣传栏及主题沙龙的形式定期宣传地域文化，展现了家乡的人文风景，这不仅丰富大学校园的精神资源，形成良好的环境氛围，也为学校校园文化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古代文学的教学，是教师、学生互动的过程，教师对乡土知识的讲授，既丰富了原有的教学模式，也能激发学生的乡贤崇拜与地域自豪感。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引入地方文化资源，也同样具有当下关怀的时代意义，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指导。因此，古代文学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不仅是课程改革的新途径，也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需求。
在中国古老的传说中，琴产生于上古之时，历代文献记载中最多见的，就是有关伏羲制琴的传说。
相传当年伏羲在西山桐林中看见一凤一凰栖于梧桐树上，凤凰通天应地，协五音，合九德，非竹不食，非醴泉不饮，非梧桐不栖。于是伏羲便料定梧桐是神灵之木，决定用它制成乐器。他命人将梧桐截成三段，扣上段，其音太清；扣下段，其音太浊，为中段清浊相济。伏羲便将梧桐中段浸于水中，历七十二昼夜，才将桐木取出。
当年羲皇手制之琴，长三尺六寸五分，上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后宽四寸，前宽八寸，下应四时八节之树。然后按阴阳两仪定下高度，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置宫商角徵羽五音。后又自创《驾辩》一曲，专咏百鸟朝凤之景。伏羲制作出来的琴，泛著温柔的白色光芒，其琴音能使人感到宁静祥和，据说拥有能支配万物心灵之神秘力量。
除了“伏羲制琴”的传说外，在我国还有“神农制琴”、“舜作五弦之琴”等传说，不管是哪一种传说，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孔子时代，琴就成为文人的必修乐器，孔子、蔡邕、嵇康、苏轼等都以弹琴著称。因为琴音的神圣高雅，坦荡超逸，古人常常用它来抒感，寄托理想，据说《诗经》实为最早的琴歌总集。
琴的音色，根据弹法不同，可分为三大类，即泛音、散音、按音。这三种琴音，可说是风格迥异，各有千秋。
泛音，即左手触弦如蜻蜓点水，右手同时弹出之音。其音清脆高远，有时若隐若现，轻盈活泼，如天外之声，有“浮云柳絮无根蒂”之喻。琴所弹出的泛音，以七徽为中心，向两侧依次对应升高，约可弹出泛音119个。泛音之多，泛音应用之频繁，也是琴的一大特点。
所谓散音，即是左手不按弦，仅以右手弹出的空弦音。散音的特点是深沉浑厚，成为琴曲雄健的根基，如同大地般坚实，有“勇士赴战场”之喻。
所谓按音，即是左手按弦，右手同时弹出之音。按音的特点是婉转舒情，圆润细腻，如人婉婉倾诉衷情，有“呢呢儿女语”之喻。故按音象征人。琴的按音最多，加之左手指法特别丰富细腻，可说是琴最具表现力之音。
一张好琴，往往其声音要具备许多优点，如：低音应浑厚，高音要具金石之声，声音应松透圆润，没有杂音等等。琴曲重在直透人心，所以认定好琴的标准，往往依其音韵，重其表现力，一般不直接要求其音量有多大。这也表现出中国琴对音质要求的严格，审美格调的高洁。
为此，古琴先辈们通过长期的分析研究，总结出九德之说。
所谓琴之九德，是说一张理想的琴，应具备九条标准，即所谓：奇、古、透、静、润、圆、清、匀、芳。奇，指其琴轻松脆滑兼备，其材轻松脆滑，音亦轻松脆滑；古，指其琴音淳和淡雅中有金石韵；透，指其琴发音清亮绵远而不咽塞；静，指其琴音纯净，没有杂音；润，指其琴发声不燥，韵长不绝，清远可爱；圆，指其琴声浑然不散；清，指其琴声如金石，如风中铃铎；匀，指其琴七弦俱清圆，匀均平衡，无三实四虚之病；芳，指其琴弹愈久而声愈出。一般来说，能具备这九德，就已经是一张难得的好琴。
我国古代的四大名琴“号钟”“绕梁”“绿骑”“焦尾”，并是精品中的精品，其音色不同凡响，宛如天籁之音。随着人们对古琴的重视，古琴的弹奏法、记谱法、琴史、琴律、美学等方面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的体系，被称作“琴学”。琴已经远远超越了音乐的意义，成为中国文化和理想人格的象徵，也是反映中国哲学、历史、文学的镜子，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能力上，没有一件乐器是可以与古琴相比拟。
名派简介
派名：浙派、浙谱、浙操
形成时期：南宋末年
创 始 人：郭沔（楚望）
主要风格：流畅清和
代表人物：郭楚望、毛敏仲、徐天民、徐秋山、徐梦吉、徐仲和等
代表琴曲：《潇湘水云》、《渔歌》、《樵歌》等。
派名：虞山派、熟派
形成时期：明末
创 始 人：严征（天池）
主要风格：清微淡远，中正广和。
代表人物：严天池、徐上瀛、吴景略等。
代表琴曲：《秋江夜泊》、《良宵引》、《潇湘水云》等。
派名：广陵派
形成时期：清代
创 始 人：徐常遇等
主要风格：中正、跌宕、自由、悠远。
代表人物：徐常遇、徐祜、徐祺、吴俊⑶匚翰、释空尘、孙绍 陶、张子谦、刘少椿等。
代表琴曲：《梅花三弄》、《平沙落雁》、《广陵散》等。
派名：浦城派
形成时期：清代
创 始 人：祝桐君
主要风格：指法细腻，潇洒脱俗，疾缓有度。
代表人物：祝桐君、许渔樵等。
代表琴曲：《渔樵问答》、《平沙落雁》、《阳关三叠》、《石上流泉》等。
派名：泛川派、川派、蜀派
形成时期：清代
创 始 人：张合修（孔山）
主要风格：峻急奔放，气势宏伟。
代表人物：张孔山、顾玉成、顾隽、顾梅羹、夏一峰、查阜西、喻绍泽等。
代表琴曲：《流水》、《醉渔唱晚》、《孔子读易》、《普安咒》等。
派名：九嶷派
形成时期：清代
创 始 人：杨宗稷（时百）
主要风格：苍劲坚实
代表人物：杨时百、管平湖等。
代表琴曲：《流水》、《广陵散》、《胡笳十八拍》、《幽兰》等。
派名：诸城派
形成时期：清代
创 始 人：王溥长、王雩门
主要风格：清和淡远（溥长），绮丽缠绵（雩门）。
代表人物：王溥长、王雩门、王心源、王燕卿、王心葵等。
代表琴曲：《长门怨》、《阳关三叠》、《关山月》等。
派名：梅庵派
形成时期：清代
创 始 人：王宾鲁（燕卿）、徐立孙
主要特点：流畅如歌，绮丽缠绵，吟猱幅度较大。
代表人物：王燕卿、徐立孙、邵大苏、王永昌等。
代表琴曲：《平沙落雁》、《长门怨》、《关山月》、《秋江夜泊》、《捣衣》等。
派名：岭南派
形成时期：清代
创 始 人：黄景星
主要风格：清和淡雅
代表人物：黄景星、李宝光、郑健侯、杨新伦等。
文学常识的内容较多，需要有一定量的记忆，可以借助一些方法进行趣记巧记。
（一）四字口诀法
1．先秦诸子，孔孟荀卿。《论语》《孟子》，四书列名；老庄无为，《道德》《逍遥》；屈子楚辞，《九》《九》《离》《天》（指《九歌》《九章》《离骚》《天问》）。
2．汉代文赋，首推贾谊。刘向司马，《战》《楚》《史记》。班固《汉书》，断代开启。
3．魏晋建安，三曹领先。父有乐府，《神龟》《蒿》《观》。曹丕燕歌，典论批评； 子建七步，五言奠基。
4．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山水田园，王维浩然。边塞风光，之涣昌龄；军旅生活，高适岑参。李白浪漫，蜀道进酒；杜甫写实，三吏三别。唐宋八家，韩柳三苏，欧王曾巩，古文复兴。
5．元曲四家，郑关白马；悲剧四部，赵汉窦梧。明清小说，三水西红。
6．《鲁迅全集》，著作颇丰。小说有三，《彷徨》《呐喊》，旧事新说，《故事新编》。 中学课本，除了《祝福》，皆入《呐喊》。散文一部，《朝花夕拾》，另加《野草》， 略带诗体。杂文十六，《热风》与《坟》，《华盖》二集，《而已》《三闲》，再多《二心》， 《南腔北调》，《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三《且》二《集》，文学花边……
（二）歌谣诵读法
1．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有两源，现实和浪漫。《诗经》分为风雅颂，反映现实三百篇①；
手法牢记赋比兴，名篇《硕鼠》与《伐檀》。浪漫主义是《楚辞》，《离骚》作者为屈原。
先秦散文有两派，“诸子”、史书要记全。 儒墨道法属诸子，各有著作传世间；
儒家《论语》及《孟子》，墨家《墨子》见一斑；道家《老子》及《庄子》，法家韩非著名篇。
历史散文有两体，分为“国别”和“编年”；前者《国语》、《战国策》，后者《春秋》与《左传》。
2．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成就比较高： “乐府双璧”②人称赞，建安文学推“三曹”③；
田园鼻祖是陶潜，“采菊”遗风见节操。《史记》首开纪传体，号称“无韵之离骚”；
班固承续司马④意，《汉书》断代创新招；贾谊雄文《过秦论》，气势酣畅冲云霄；
“出师”二表真名世，《桃花源记》乐逍遥。辞赋盛行多空洞，张衡《二京》似惊涛。
文学批评也兴起，《文心雕龙》真高超。 骈文追求形式美，小说初起尚粗糙。
3．唐代文学
唐代鼎盛诗如山，“初唐四杰”不平凡： 王杨卢骆创格律，律诗、绝句要记全。
浪漫诗人推谪仙，一路高歌《蜀道难》。现实主义有杜甫，“三吏”“三别”不一般。
乐天倡导新乐府，“琵琶”“长恨”留名篇。田园诗派有王孟，高、岑诗歌唱塞边。
中唐李贺多奇丽，贾岛“推敲”传世间。 晚唐崛起“小李杜”⑤；此后衰败如尘烟。
韩柳古文创新体，《阿房宫赋》唱千年。唐代传奇已成熟，代表作推《柳毅传》。
4．宋代文学
宋代文学词泱泱，分成婉约与豪放。 柳永秦观李清照，风花雪月多感伤。
苏轼首开豪放派，“大江东去”气昂昂；爱国诗人辛弃疾，“金戈铁马”势高扬。
三苏王曾欧阳修，继承韩、柳写文章；范公作品虽不多，《岳阳楼记》放光芒。
南宋诗人陆放翁，《示儿》犹念复家邦；人生自古谁无死？后世感怀文天祥。
编年通史第一部，《资治通鉴》司马光。《梦溪笔谈》小百科，作者沈括美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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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明清文学
元代散曲分两种，小令、套数各不同。杂剧代表四大家，成就首推关汉卿：
窦娥悲剧传千古，人物形象最鲜明； 其余三家郑马白⑥，还有《西厢》留美名。
明清戏曲称传奇，长生桃花《牡丹亭》⑦。长篇都是章回体，“三水西红”是高峰。
《儒林外史》不能忘，《聊斋志异》多流行。尚有短篇拟话本，编订“三言”冯梦龙。
方苞开创姚鼐继，散文流派叫桐城⑧。 清末大家龚自珍，《己亥杂诗》劝天公。
【注】①《诗经》共305 篇，“三百”之说是取其整数。 ②指《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 ③指曹操及曹丕、曹植。 ④即司马迁。 ⑤指李商隐和杜牧。⑥指郑光祖《倩女离魂》、马致远《汉宫秋》、白朴《梧桐雨》。⑦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南洪北孔。汤显祖《牡丹亭》。⑧桐城派，清代文学流派。师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桐城派巨子姚鼐视其为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之间的桥梁。
有效记忆的方法有很多，上述诸记忆方法也并非单独使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它们往往是综合运用的。各种记忆方法的综合使用，既是文学常识的多角度记忆，又是变化了的反复记忆，其效果当然更好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高考主要考查运用基础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必须能够联系时代，灵活应用。江苏2010、2011卷就是极好的例子。考生要进行理解性记忆、迁移性记忆，理清文学发展的大体脉络以及与时展的内在联系，将识记与提高鉴赏能力、提高文化素养结合起来。
试卷中文学常识的考查，主要题型有以下三种:
1．选择题。信息量较大，涉及多部作品内容、风格、艺术手法等。江苏卷ii卷如果采用了这种题型，i卷用的可能性就较小，但这种常见题型所考查的内容，仍要引起重视。
2．填空题。包括江苏在内的多省市采用的常见考查题型。难度不大，但要求能准确记忆文学常识，并能正确书写人名、书名。
3．表述题。2010年开始江苏等省采用了考查新题型，对考生的文学常识水平要求较填空题、选择题有所提高，不但要识记、理解作品及其内容，还要根据作品的人物形象、思想主题做进一步适当的分析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