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高新

科技就是生产力。没有比这种口号式的简洁语言，更适于表达一个国家对于先进技术的渴求了。国民的热望下，急功近利和泥沙俱下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只有抛弃虚荣，在好高骛远和妄自菲薄间尽走中庸，才能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式的高新产业。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高新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的统计数据，截至2006年底，包括高新区内30403家企业在内，中国共认定高新技术企业49166家，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占80%以上，内资企业所占比重接近88%。

高新技术企业的进步大大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近5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7%，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值的比重达到16%。2006年规模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41322亿元人民币，是2002年的2.7倍。最早引入高新技术企业的高新区更是集聚了全国2/3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实现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的40.9%。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高新区已成为中国高端产业的中坚力量，并已初步实现了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式发展。而联想、华为、中星微、大唐、百度、尚德等企业的崛起，也让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

根据《2006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数字，2005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实现的增加值占制造业总增加值的14.20%，出货值占制造业总出货值37.46%。而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2006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货物出口的29.1%，比2005年增加了7.4个百分点，共实现贸易顺差341.8亿美元，占全部货物贸易顺差的19.3%。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中，2005年时，中国即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与通讯技术产品（ICT）出口国。美国普查局的数据也显示，2005年美国进口ICT产品中有40%来自中国，进口光电产品中有22%来自中国。

研发决定一切？

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迅速增长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争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Peter Schott认为，与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日益接近美、欧、日等高收入国家，但其所占有的高比重却难以反映全国经济的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odrik也提出，中国的出口结构明显高于国内实际收入水平和发展阶段所应具有的结构。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院Branstetter和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Lardy则认为,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工和加工贸易不断发展，使得以传统方法进行衡量的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水平夸大了中国的实际技术能力。但同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王直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魏尚进教授却发现，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和各种类型的特殊经济区域显著地改善了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

在国际上，研发（R&D）投入强度是界定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品的核心指标，其衡量标准一般是研发支出在总产值、增加值或销售收入等指标中所占的比重，同时，科技人员或熟练工人在全体雇员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一个重要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将研发投入强度分为直接研发投入强度和间接研发投入强度，用以衡量企业的高技术发展水平。

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普遍偏低，这使得众多产品在附加值低位徘徊，而企业效益也因此受到影响。可以说，研发投入低是制约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行相关政策的成效。国家高技术企业认定条件要求，研发投入比例达到5%以上方能符合认定，但实际认定的高技术企业中，其平均研发强度仅为2.9%。目前经过认证的约4万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总收入在5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基本上都已陷入亏损。

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中，规模以上的企业有27万多家，其中90%以上企业没有研发活动，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仅有20311家。这些有研发活动企业中，研发强度在2%以上的有8038家，研发强度在5%以上的则仅有3987家。而在研发强度超过2%的企业中，如果设定1%的增加值率，企业数量将减少1484家；设定2%的增加值率，企业数量又减少844家，仅剩5710家，也就是说，有1000多家企业的增加值率不足1%，近2000家企业的增加值率不足2%。进一步分析发现，研发强度与增加值率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研发强度越高，增加值率越高。此外，在同时达到2%研发强度和2%增加值率的5000多家企业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所占比重平均达到30%，高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中20%的水平。

这种局面已经限制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中美贸易为例，尽管近年来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贸易表现为巨大顺差，但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却高达95.81%，它仍是中国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的主要形式，也是其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信息通讯和光电技术领域，在电子技术和先进制造领域则存在大量逆差。这些都说明，在全球高技术产业分工链条中，中国处于低附加值的简单部件生产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装配环节。

同时，中国出口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加工贸易产品主要来自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其他所有制企业贡献有限。而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主要从事简单生产和装配，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基本依靠进口，其在中国境内的自主创新能力甚至可能低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另外，中美高技术出口产品之间的单位价值指数存在明显差异，而在美国对华出口保持大量顺差的电子技术和空间技术领域，差距更是十分惊人。这说明，中美高技术贸易产品的单位价值和附加值并不对等。

研发之外

从研发的角度看，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并不具备太多关键技术。但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并不仅仅依赖于研发，在一定程度上，一套成功的商业模式能够弥补企业研发方面的缺陷。微软早期开发的操作系统质量不及苹果公司，但它却是现在的行业霸主；Google公司的搜索引擎技术当初落后于IBM，如今也是该领域的领军队伍。它们的成功，都是因为有更好的商业模式。德鲁克等人曾经说过：“如今企业间的竞争是商业模式的竞争。”而在美国，商业模式甚至可以获得专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商业模式”一词开始在商业领域中应用并流行，其基本含义是指企业价值创造的基本逻辑，即企业在一定的价值链中如何向客户提品和服务并获取利润，通俗的说，就是企业如何赚钱。商业模式包括目标市场、产品或服务、收益方式等要素。

从商业模式的视角看，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有其特点：

首先，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商业模式整体上较为落后，但具有模仿甚至赶超的特点。以互联网为例，新浪、百度、携程等企业大多借鉴国外已有商业模式，虽然同类企业在国外已有先例，但它们在我国相对较新，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当然，国外企业在某些高技术领域具有先动优势，我国企业短期内难以模仿，例如软件产业，用户转换成本带来了较强的锁定效应及网络外部性，一旦某家企业占据产品优势，就有可能长期维持这种态势，微软就是一例。

其次，由于历史原因和国家战略安排，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某些环节和领域中，企业的市场需求、技术支持受到一定制约，这也限制了其商业发展。以航空航天业为例，一方面，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已经实现了载人航天飞行，但另一方面，民用飞机制造业却发展缓慢。这与我国采取军用、民用两套相对分割的生产技术体系有关。这种模式既造成技术领域的大规模重复投资，也不利于技术外溢。

另外，在生物技术等领域内的企业，由于巨额投资、技术不确定性等商业模式上的原因，其发展道路还很漫长。而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明显。例如，尽管基因技术的前景为多数人所看好，但从短期来看，大多数基因公司可能只拥有技术，却很难赢利，这是由产业特性所决定的。基因公司大多只是整个产业链中的一个细小环节，其能否赢利有赖于其他环节的发展状况，而且，技术产业化的过程中，可能需要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投入，这样的投入也只有少数大公司能够承担。

此外，企业商业模式的实施，离不开健康的企业合作网络、良好的政府扶持和完善的社会环境。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内在的高风险，使其在初创阶段很难得到银行等日常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因此，风险资本往往会在其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有效的风险资本天然具有草根特点，这与我国高度管制的民间金融不相符合。而且，创业版的缺乏、投资回报兑现渠道的不畅，也使大量民间资本缺乏进入该领域的意愿。另一方面，关联企业技术条件缺乏，经济增长方式有待转变，也使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产业内的许多企业缺乏创新动力、市场拓展受限。

总体上看，虽然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商业模式上相对落后，但有庞大的国内市场、独特的语言文化和优良的人力资源作支撑，它们仍有很多发展机会。而且，作为后发国家，我国要在高新技术道路上赶超欧美发达国家，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期间，既要关注技术发展，也要向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转变。

界定创新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相关专家学者开始对国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动态进行研究，同时引入了“高技术”的提法。在国际上，高技术的概念较为规范，是指类似先进技术或是对先进技术、复杂设备加以利用的技术领域，而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考虑，高技术一词最早则是特指电子、计算机领域的先进技术和复杂设备，后来又扩展到了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核技术等其他领域。

相对高技术这一概念，“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品”在实践中的应用更为广泛。但是，国际上却很少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抽象定义，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更多地是对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品进行界定，虽然其涵盖范围各有差异，却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高技术具有较高的技术密集度，大多处在技术生命周期的导入期或成长期，具有持续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通过研究投入强度和专利申请数量、密度等指标反应出来；其次，现代高技术产品具有复杂技术的特征，这体现在其制作流程、零部件数量等指标上；最后，高技术产业具有高增长、高效益的特征，具体体现在其增加值率、利润率等指标上。

作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初始概念，国家“863计划”中提及的“高技术产业”一词在含义上与上述发达国家的一般概念相近。但在后来的探索中，我国逐渐对这些概念形成了自己看法。党的十三大提出“注意发展高技术新兴技术产业”的要求后，中央对发展高技术新兴产业做出了新的部署，原国家科委从1988年7月起开始实施“火炬计划”，将“高技术产业”延伸为“高技术、新技术产业”，“高技术产品”扩展成“高技术、新技术产品”。自此，我国舆论界开始将高技术产业与新技术产业相提并论，高技术产业的概念由狭义的一般高技术产业概念演变为广义的、包括一切新技术领域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概念，而“高新技术”一词也应运而生。

“高新技术”有两层含义，其中高技术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水平较高、反映当时科技发展最高水平的技术，新技术则是相对原有技术而言，能够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它并不一定是高技术。至于“高新技术企业”，则是由高新技术的概念延伸而来。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务院批准在一些知识、技术密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建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后，一大批科技人员携带科研成果进入高新区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由此拉开了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序幕。

为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国务院于1991年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并配套制定了财政、税收、金融、贸易等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政策。1996年，根据形势需要，又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范围扩展到高新区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科技大会之后，根据新的形势要求,再次修订了国家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一般情况下，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和生产的产品应在国家和当地政府所规定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范围之内，其高新技术产品的年销售收入要达到一定金额，自产的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收入也要在企业当年销售总收入中占有一定比例，而且，企业必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预期的自主知识产权，产权关系必须明晰，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的科技人员也须满足相应的学历、数量和比例等要求。

落后的标准

在高技术产业界定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高技术产业识别的“五分法”较有代表性，是各国借鉴的主要标准之一。而在高技术产品界定方面，《美国高级技术产品（ATP）进出口目录》较为典型，它主要用于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监管，每年都会根据技术发展情况进行修订，体现了高技术动态变化的特征。

中国有关部门也从产业和产品两个方面制定了相应的界定和分类体系，出台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分类统计目录》、《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目录》、《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和《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分别定位于高技术产业统计、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统计、鼓励高技术产业发展、鼓励高技术产品出口和吸引外商投资等目标。

这其中，《中国高技术产业分类统计目录》借鉴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产业分类体系，《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则参考了美国普查局2000年的《美国高级技术产品（ATP）进出口目录》。但是，在借鉴发达国家的分类体系时，我们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同一产品在美欧可能有很高的研发投入，而在发展中国家却可能基本没有研发投入的支持。相比而言，《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目录》、《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和《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这三个产品目录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也使用了“高新技术”这一中国独有的概念。但是，“高新技术”是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采用的一个概念，原因是当时按国际标准定义的高技术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很低，它在短时间内难以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推动作用，因此当时的提法实际上更偏重于新技术，在相关政策和产品目录中，引入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或是通过购买新设备生产的新产品，也都被列为高新技术产品，其生产方式和中间产品研发则很少被人们深究。

尽管这些目录，特别是三个产品目录曾对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成功地解决了在诸多技术领域建立生产能力基础的首要问题，但它们之间互不兼容，其规范性、科学性和可比性都有待完善，而界定依据、范围划定、政策导向、可操作性和动态调整也都存在缺陷，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高技术不高”的缺陷。而且，三个政策性较强的产品目录都缺乏相关统计的支撑，而两个统计目录的政策涵义又有待加强，它们都不能准确反映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高估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

在产业发展上，原有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也形成了一些瓶颈：

一些地方将只具备生产加工能力、长期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的企业纳入了高新范畴，而大量技术型服务业企业却被拒之门外。

长期以来，只有高新区内的企业才能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区外的高新技术企业只能望洋兴叹。

原有认定办法并未规定关键认定指标的测度依据，尤其是未能就研发活动给出评价标准和费用归集标准，致使各地在实际操作中尺度把握不一，一些企业在某地遭拒后，换一个地方便能“金榜题名”。

分层视角

无论技术研发的落后还是商业模式的喜忧参半，都说明中国在走向高新的道路上，需要注入新的动力。而政策界定的创新，将是推动产业发展的第一步。

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界定既要有国际可比性，又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为此，国内一些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相关人士透露，在发改委的研究性方案中，“高新技术”可细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按照国际通用标准界定的具有国际水平的高技术，如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核技术和微电子技术领域的关键环节。以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看，这类技术的可能数量十分有限，但其对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带动核心产业发展、提升核心科技竞争力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第二层次是与我国目前发展阶段水平相符的高技术。这类技术反映了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前沿水平，对国内而言是高技术，但按国际通用标准看可能已不再领先。此类技术对我国跟踪世界先进水平、推动产业整体发展，提升技术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层次是适应我国目前发展阶段的新型先进适用技术。这是我国现阶段产业发展所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和瓶颈技术，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高技术，但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十分重要。

以此为基础，高新技术产品的界定也可以进行适当扩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产品未必都是高新技术产品，而非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未必没有高新技术产品。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范围不能局限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凡是具有高新技术特征的产品都应被认定为高科技产品。

至于认定的标准，可以归结为三个属性：

一是技术属性。从技术角度看，中国并不具有优势，因此在衡量高新技术产品时也不能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标准，而是要结合中国技术发展水平和结构，综合考虑不同技术层次的产品特征，更多地突出“自主创新”的成分。这就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和国内相对领先的创新一并包括在内。具体包括：

（1）技术复杂性，这是产品分层的核心指标，指的是技术含量高、涉及较多学科知识或处于学科前沿的技术领域。

（2）技术垄断性，即当前阶段内只有少数企业能够生产相关产品，并拥有较多的发明专利。

（3）技术可模仿性，即相关技术在短期内难以模仿。

（4）研发门槛，即相关技术产品的研究和生产需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

（5）产品更迭，即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明显高于传统产品。

二是经济属性，具体包括：

（1）增值率较高。指相关产品目前仍处于导入期、成长期，销售增速较高，产品增值率明显高于传统产品。

（2）对产业发展具有显著带动作用。即相关产品是产业发展的瓶颈和制约，具备与上下游产业链的关联性和技术溢出性，能起到带动整个产业发展。

（3）符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指产品属于《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重点专项或其他高新技术扶持政策的划定范围。

（4）市场潜力大。指相关产品的国际国内市场远未饱和，需求持续大于供给，有可预见良好经济效益。

三是社会属性，具体包括:

（1）对我国产品和产业的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发展有重要带动作用。

（2）体现国家利益，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是与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密切相关。

（3）有利于扶持内资企业的创新活动。

新政洗牌

税收政策调整是新政的起点。2008年1月1日起，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其中“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 使更多科技企业有望享受到降低税率的优惠。而且，国务院还了《关于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税收优惠的通知》，规定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在2008年1月1日（含）之后完成登记注册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取得的所得，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通知还列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指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同时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规定的条件，并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指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税收新政将引发新一轮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调整。实际上，科技部等相关部门近年来一直都在研究新的认定办法。十七大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而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也相继付诸实施，推进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的改革进程。前述《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即由科技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牵头制定，目前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据了解，新的认定办法将把自主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原先按照高新技术产品目录来认定企业的做法会被废除，研发与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将成为关键的认定指标，其测度依据也有明确规定，研发强度等重要指标也都有新的调整。

天津易雷电子标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建国认为，过去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中，有些只是在做简单加工，由于沾了“高新技术”的边，它们与研发型企业同分一杯羹，这难免挫伤一些研发型企业的积极性，而且，有限的政策扶持被不合理地分流，也不利于鼓励创新。而新办法出台后，有望打破这种局面。

除此之外，新办法还会取消政策的地域界限，不分区内区外，对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实行统一认定，共同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了由区域政策向产业政策的转移。对此，北京布来得通信公司总经理林中说，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在高新区内扎堆，使得高新区内的地价寸土寸金，有些企业已经重负难堪，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但又由于眷恋优惠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新办法出台后，企业的顾虑就会有所减少，可以将更多的心思放在研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