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思想大师们的巨大差距”

一、“中国式巨大差距”

我认为，解决中国目前所有重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行动的勇气，至于理论，从战术上考虑，甚至可以放弃。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举一个例子，在1977年到整个80年代，是新时期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谓“思想解放时期”，思想空前繁荣，并因此推动了改革实践。话虽然是这样说，可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真的解决了什么理论问题吗?那要看以什么标准看，关起门来，这些“思想解放”的理论对比期间的“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确有很大进步，但是，这些所谓进步，从整个世界的当代政治文明角度，几乎就是恢复最简单不过的常识，所以，现在看来，它们的意义只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换句话说，我们在理论上其实并没有什么进步，只是重新恢复了某些文明常识。这样的情况，直到现在，并没有改变。这是从事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哀。中国在可以预见的一代乃至几代人中，是注定出不来所谓“思想大师”的，而这样的情形，与中国知识分子聪明不聪明，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借用一句套话并略微修改，我把这称之为“中国式巨大差距”――也就是说，这样的差距只有在中国这里才有，就像以上的“思想解放”只有中国才有一样。为什么出不来思想大师呢?因为那些紧跟西方当代学术的中国研究者，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实在太“精妙”了，完全不适合我们的中国胃，令亿分之99999999的中国人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人们的追求和精神趣味根本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些“紧跟西方当代学术的中国研究者”的出路何在呢?没有出路，死路一条。如果是死路，谁还愿意赌一生的幸福在这上面呢?几乎没有人!恕我直言，这可能是中国出不来思想大师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最聪明的头脑们的“智慧”，全用在别的地方了。

也就是说，目前的情形，还是“救亡取代了启蒙”。要救中国，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烦琐的理论，只要恢复现代人类政治文明中的常识就够了――就是这，恐怕也需要一大批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拼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也就是为恢复信念实践常识而牺牲自己，现在的所谓“知识分子们”，又有几人真愿意行动呢?呜呼，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也!

我说的悲哀，并不止于如上所述，更在于即使一切一帆风顺，也就是我们实践了救亡意义上的启蒙，仍旧是在还清对“政治文明”的旧帐，在理论上根本没有前进一步，哪怕是微小的一步都没有。换句话说，偿还“政治文明”的旧帐，就需要拼上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而且还要以在理论上根本没有前进一步作为代价。那么，可以与当代人类文明的理论比肩的理论创新呢?对不起，那是几代人后，才有可能提上议程的任务。

但是，在几代人之后的那代人，真的有能力创造“可以与当代人类文明的理论比肩的理论”吗?我仍旧怀疑，因为就像“北京城不是一天建造起来的”，当代和后代的精神文明，也要有遗传的基因――这里不是指“文明常识”的基因，而是指在常识基础上创造性的基因，这个，在“几代人之后的那代人”那里，也许会有了，但是基础仍旧十分薄弱。

二、问题的游戏

我接着以上的话题，变换花样重说。要成为一个思想大师，首先得具有极其强烈的问题意识，真正的思想者就会在人们认为不是什么问题的地方，产生怀疑乃至提出新的问题。当然，如果是所有人都意识到的“问题”，一定是大的不得了的问题，但是惟其如此，它也就不再是思想家的问题。思想家的问题，是意识到别人意识不到的问题的能力。

以下，我想充当一次思想“模仿者”的角色，模仿一下“问题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叫“模仿者”呢?因为不是我的原创，我只是觉得非常有趣，故为一本国外有“问题意识”的所谓“传播学”著作添上几笔我自己的想法，无轻无重，权当游戏与消遣，或者叫打发时间。

《Crime and law in media culture》是一本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原版书，翻译为《媒介文化中的罪与罚》(谢拉・布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我这里，先把media这个词留存下来(这个词大意指报纸、网络、手机、电脑、电视、书籍等保留信息的手段)，因为它类属于一门更大的、特别是2l世纪以来的新学问“传播学”――但是，问题意识马上就来了。如果我们不读原文而只根据中文翻译去理解，会遗漏掉原文中大量有用的信息，有时甚至会在理解上南辕北辙。比如communication被“错误地”翻译为“传播”，其实这个词的本意是“to share or exchangeopinions”，简单说，是“交往”或“交流”的意思，是双向或者多向的因素之间“共享”的意思，而不是单调地从一方传到另一方被动接受的意思。

以上的双向或者多向的因素之间“共享”，已经不是个理论，而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交谈、报纸、书籍、电话甚至电影，作为旧的交流手段，已经渐渐落伍了。现在不仅早就实现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而且“秀才不出门，能办天下事”，因为有了网络和手机。这种现象大有向我们的日常生活全面蔓延之势。如果可以把交谈、报纸、书籍当作旧媒介，而把网络等当做新媒介，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意识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不是与生活中实在的东西打交道，而是与这些实在的东西的替换物打交道――这几乎改变了我们的一切，难道不是吗?

这些“替换物”表面上几乎就是个符号，却能在顷刻之间让我们暴富或者赤贫，比如，股票的交易，就是根据金融网络中那些代表行情的数字，在瞬间做出买卖的选择。网络聊天可以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结识众多来自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籍的朋友，当然，其中有的可以发展成更为亲密的关系，成为情人、甚至成为日后的妻子与丈夫，甚至由于有了网络犯罪，人类的犯罪家族，又增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

总之，以上现象的哲学意义在于，在当代社会，一个人完全可以在封闭的状态下，满足物质与精神的生产与消费的各种需要，而且还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孤独。换句话说，网络社会减少了人对人的依赖感，因为一个人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替换品，而“不是在同一棵树上吊死”。可是，以往的社会形式，是强调集中统一的，就像婚姻中的“从一而终”一样。还有，什么是实践、行为的方式，也不能照搬从前的理论了。

三、“学科们”移植到了网上

这很有趣，又很严肃。如果说，网络中的技术手段再先进，也不过就是一个交流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却正在日新月异地上演着我们想不到的新鲜事物，对此人类甚至感到来得太快，感到束手无策。网络既可以检举也可以诬告，所以，上网就有法律问题；网上可以传播和观看图片，所以，就有道德问题；上网可以实现短时间内(甚至瞬间)的跨地区、跨国家的交流，极大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所以，网上也有属于社会学领域的问题；总之，几乎一切都可以在网上实现，就连“日记”都演变成“博客”了。

网络真的使人获得了很多东西，但是“获得”与“丧失”是同时发生的。网络有什么消极作用呢?比如，人们越来越不会写字了，因为大家都用电脑写作。还有，既然传统的纸制书信形式濒临消亡，传统的情书，也就不存在了。80后的年轻人，大概是不再写情书的第一代。什么是情书呢?我说是爱的痕迹，那些已经略微发黄的信纸，那些或秀气或刚劲的笔迹，再也不会成为80后一代人“自主的记忆”了。呵呵，他们发短信恋爱。到了90后，几乎就要用裸的肢体(而不是字体)语言传达爱意了。一种新的文化信息的获得是以另一种文化信息永远的丧失作为代价的，如果某一对小青年硬是不听这个邪，坚持写情书恋爱，那我只能说这一对是在搞行为艺术。

社会已经如此后现代，我们的社会管理方式，怎么可以还是老一套呢如果还是老一套，我就同样毫不留情地也把它当成一种行为艺术。比如，我可以把非常正经地在讲台上念发言稿、一本正经地按照提纲采访、歌曲明星们放录音对口型“激情演唱”――我可以把这一切都看成故意装出来的，在这个基础上，我再欣赏他们的面部表情――于是，方才还是枯燥无比的同样事情，立刻变得有情有味儿，让我笑个翻天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