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的故事

摘 要：贾平凹的《带灯》不只反映了当下农村的问题，也可以读作一个“中国”的故事。基层政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营造政绩工程，公职人员半经纪化，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不稳定因素;同时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维持稳定，依靠赢利型经纪控制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内卷化趋势。社会上个人经济行为行其道，对原有的乡村伦理和人际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基层政权建设的可能出路在于正确认识增长与发展的关系，推进乡村的自治化和民主化进程。

关键词：《带灯》;基层政权;内卷化;经济伦理

在新作《带灯》的《后记》中，贾平凹写道：“这一本《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事。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1}诚然，贾平凹的许多创作都可以放到中国“乡土叙事”{2}的脉络中去解读，但是这里的“乡土”或农村从来都不只是题材意义上的，单纯从题材的角度自然无法穷尽这些作品的意义，也无法回答作家们为何要反复去书写农村这样的问题。乡土或农村题材即使不是中国现代以来文学中所特有的类别，也是其中最壮观、最独特的领域。它们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一起出现的，并在“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中达到了第一次创作高峰。正如“五四”时期“乡土文学”承续了之前的“问题小说”的传统一样，乡土或农村题材在中国从来都是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紧密关联的。“乡土文学”之后，从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丁玲的《水》等左翼小说，到40年代赵树理的创作，再到“小说”和十七年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农村题材小说，无不如此。广而言之，乡土题材创作其实是追问、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种特别的方式。因此，类似沈从文“湘西系列”那样的乡土抒情诗也应该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乡土题材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独领，是由中国现实决定的，背后暗合着对于“乡土中国”的整体认知。“乡土中国”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中国现代化进程，从本质上讲，就是从传统农耕―游牧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而乡村社会的转型无疑是中华文明这一历史性转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③。就此而言，许多时候，文学中所描写的作为个体的乡村都不仅仅是中国农村的缩影，同时也可以直接读作“中国”。尽管今天的中国正在急剧地城镇化，不计其数的乡村已经或濒临消亡，但是这一判断仍未失效。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中的处境，不是与今天的农村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吗？《带灯》正是这许多“中国”故事中的一个，它所反映的关于发展、政权建设与民主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仍然是值得认真思索的。

一、乡村政治：基层政权的内卷化

《带灯》第一个小标题《高速路修进秦岭》{1}为全篇奠定了基调，高速路把秦岭深处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从此它必将成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浸染外部世界的经济伦理――“这年代人都发了疯似的要富裕，这年代是开发的年代”。小说中的樱镇却有着不尽相同的故事开端，镇西街村长元老海带领几百人成功地阻止了高速路穿过樱镇。这个情节与贾平凹《秦腔》中夏天义“组织村民去挡修国道”{2}如出一辙。两事的结局也相近：夏天义未能阻止国道占用耕地，受到处分后迅速淡出了乡村权力层;元老海则被刑事拘留，脑溢血死于狱中。夏天义和元老海们是乡村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精英，在乡村的内部事务和日常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向外则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是国家政权与乡村世界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伴随着这些角色功能的结构性缺失，乡村逐渐失去了自治能力，形同一盘散沙。乡村社会的内部矛盾或对国家政权的不满当然还会存在，但由于乡村社会的解体，丧失了自我消化矛盾的能力，矛盾往往以个人寻求解决甚至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当代农村社会上访事件频现的一个根源。

在《带灯》中，以元老海的殒命为界，农村社会的反抗体现出不同的形态，逐渐转向消极和地下。“樱镇废干部”，在走马灯似的更换的干部中，有的“办公室门上被抹了人粪”，有的夜里“挨了一黑砖”，有的被“十几封告状信”毁掉政治前途，有的退休后受到镇民冷遇“再不多出门”，有的调离时人们“放鞭炮庆贺”。只有一位镇长在升任副县长时受到群众欢送，事后却被证明群众和欢送物品都是他花钱雇买的。农村干群关系的紧张与基层政府原来的工作内容――“催粮催款和刮宫流产”有一定关系，然而自新世纪国家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以来，樱镇镇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到镇政府上访的人反倒越来越多。《带灯》中一位村长的“牢骚”点明了其中的部分缘由：“农业税原本就没几个钱么，有了这个税了，我们和镇政府还有个契约关系吧，比如正浇地哩没电了，镇政府就会让电管所送电，现在就得我提上礼去寻电管所的人。电管所的人黑得很，给啥拿啥，不给啥要啥！”取消农业税之后，基层政府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如果说政府在向服务型转变，那么如何确保政府服务职能的实施？在落实国家的惠民政策如种田和退耕还林补贴、贫困救济等的过程中，基层政权会不会滋生新的腐败？这都是新形势下农村社会所遇到的新问题。

杜赞奇在考察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时，使用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即“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随着经纪制深入农村，官僚们“自身也渐渐地半经纪化，从而忘却国家利益”。“当赢利型经纪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这表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达到了极点，它预示着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③。对于新世纪的中国农村而言，即使农业税已经被取消，赢利型经纪的再生、国家工作人员和干部的半经纪化仍然普遍存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描述概念。最常见的赢利性经纪是村干部。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系中，村干部的地位是颇为尴尬的，他们不属于国家官僚，随时会变回农民，只有在任时能领取一定的工资。然而，正如黄宗智在研究过去的华北农村时注意到的，“村级政权，其实比区政权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国家直接接触自然村权力结构和农村人民的点”{4}。

基层政权需要依靠村干部治理乡村，却又对他们没有太大的约束力，从而会产生这样的后果：要么是基层政权给予村干部一些额外的好处，或是对他们利用职权捞取私人利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干脆培植自己的势力当村干部。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使得村干部成为国家政权的延伸，他们无法代表广大村民的真正利益，使得村民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在村级政权这一级集中和激化了。小说中细致地描述了樱镇所辖各村村委会选举的情形：有的村村民对选举积极性不够，到场不足半数，要动员群众就必须解决上届村委会的腐败和账目不清问题;有的村村干部从国家的优惠政策中拿出小恩小惠私下里拉拢选民，勉强得够半数;有的村村干部宗族势力大，有钱有势，群众得罪不起，不得不选他们;有的村村民选出的结果与镇政府提名的人对不上，镇政府要求重选。选举工作完成得最好的一个村，竟然是有威信的老支书以“专制”的方式决定了村委会成员。中国乡村政治的复杂性和推行基层民主制度的艰巨性由此可窥一斑。这里存在着两个核心矛盾：一是国家的优惠政策多了，使得村干部成为有利可图的职位，“谁想当干部也是想成为村里自动的包工头弄点钱罢了”;二是国家权力对村民意愿的漠视，用上访村民的话来说就是：“到底是村民要选自己的带头人呢，还是镇政府要选自己的狗？！”

关于中国乡村的基层民主实践，研究者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王旭认为，“通过基层选举和村民自治委员会等机制，这一重大民主化举措将农民的要求与国家权力相互沟通和联系，从而产生了国家与农民权力相互增强（mutually empowering each other）的积极效果”{1}。则指出，当今农村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控制机制的畸变与地方恶势力的兴起”的问题：在农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正式控制机制的低效及严重变质，不少农村出现了权力和权威真空”，“包括宗族势力、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开始兴起;有些地方甚至出现黑白势力合流的现象，“形成一种奴役人民的社会控制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农村在形式上开展了选举活动，并不等于开始了‘和平有序的民主化进程’”，“实现乡村民主化尚很遥远”{2}。应该说，王旭谈论的更多是乡村民主制度的一种理想效果，而更多地看到的是农村社会的现状，因此，两人的观点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立。正因为农村社会现状之严峻，才更需要大力推进乡村的民主化进程，否则，农村社会的状况只会越来越糟。乡村民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由民主制度和村民自治的目标所带来的，恰恰是这些制度和目标被扭曲而造成的。当然，基层政府在乡村民主化实践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防止基层政府本身成为乡村民主化实践的拦路石，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基层政权的内卷化集中表现在“维稳”工作的悖论上：就像村级选举过程中因为镇政府的干预、指定村委会候选人而引起群众上访一样，农村中的许多上访和不稳定因素都是由基层政权引起或者与基层政权的处置不当直接相关的，然后基层政府又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平息这些上访和不稳定因素;“维稳”工作的另一层悖论是，它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只求暂时地息事宁人，却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动用私刑、体罚恐吓还是物质补偿、精神安抚，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因为这些手段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一样体现了公正的缺失，而公正恰恰是人民群众最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的东西。正如《带灯》中经发办陆主任所说的：“上访怎么就根治不了呢，为啥越治理反倒越多？不寻找原因，不从根子上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咱是要拔萝卜呀还是就这么割韭菜，割到啥时候？！”

在小说中，由基层政权引起的上访和不稳定因素最有代表性的是大工厂建设项目，这是遍布中国大地的无数个“政绩工程”中的一个。在中国式的政治生态中，升迁靠的是所谓的“政绩”，于是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的追求短平快、甚至不计生态后果的“政绩工程”。大工厂项目由镇书记全力引进，却是“高污染高消耗，别的地方都不要的工厂”。老上访户王后生反对大工厂项目，搞了一份征集签名的上访材料，结果被叫到镇政府，饱受各种侮辱和酷刑，用他的话来说，“镇政府会议室是渣滓洞”。王后生不堪折磨交出了上访材料，签名的十三人包括一些老上访户全部到镇政府自首，写了悔过书，本来每人要罚款三百元，最后改成镇政府给了每人二十元。小说最后元、薛两大家族兄弟互相砍杀的恶性事件也与大工厂项目和镇政府的纵容直接相关。本来在镇政府的授意下，元家独霸河沙的开采权。薛家通过县上的关系也从书记那里得到了办沙厂的许可。随后两家沙厂的恶性竞争不断升级，书记却接受了大工厂基建处老唐的“政治意识”，“他们两个矛盾了才都听你的，如果没矛盾你还得寻着让他们矛盾哩”，正是这种“矛盾”逻辑导致了最终的惨剧。

基层政府全力维稳事实上也是领导干部“政绩工程”的一部分。在县里对各乡镇的考核评比中，“维稳是全面考评中的一项重要指标”。樱镇因此成立了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在出现赴县上访人员喝药自杀事件、樱镇被取消优秀后，镇长部署工作，“全镇所有职工，包括会计和出纳，都要分片包干村寨，已经上访的要做好上访者的控制和处理，还没上访的要敏锐地捕捉什么人可能上访，什么事可能上访，提前预防，将一切都消灭在萌芽状态”，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全员维稳了。带灯在任综治办主任后，曾经把“樱镇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列成清单，一共38项，几乎全是经济纠纷，其中为数不少的又是因为村干部而起。经济问题成为农村社会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近几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缩影，农村社会开始了向单纯经济体的重要转型。梁鸿在对她的故乡梁庄的调查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整体的、以宗族、血缘为中心的‘村庄’正在逐渐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村庄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这一溃败意味着中国最小的结构单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个体失去了大地的稳固支撑”{1}。

二、经济伦理及其超越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维稳问题的悖论就格外明显。一方面，基层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的经济伦理逐渐深入人心，以至于“全县科级以上干部把县委书记习惯了背后称老板”;另一方面经济建设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纠纷，而这些纠纷不是目前这套经济伦理可以解决的，毋宁说恰恰是新的经济伦理引起了经济纠纷。作为综治办主任，带灯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以前不讲法制的时候，老百姓过日子，村子里就有庙，有祠堂，有仁义礼智信，再往后，又有着马列主义思想，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老百姓是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可倒也社会安宁。现在讲究起法制了，过去的那些东西全不要了，而真正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又没完全建立，人人都知道了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着”。其实，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法制的不健全，而是人人都在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利益，即经济伦理的问题。

金观涛曾经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他指出，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仍坚持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却推崇市场经济。这时中国出现一种特殊格局，常识理性不断膨胀，成为当代支配经济伦理之主要力量”。而“建立在常识合理之上的个人经济行为伦理，强调人的欲望和谋利动机，有着极强的资本主义倾向”。从整体层面上看，“由于意识形态无法推出发展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合理性标准，而常识理性只能维系行为伦理，对制度的建构极为不力，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市场经济在发展中日趋混乱脱序的时代”{2}。制度伦理的缺失与强大的“建立在常识之上的个人经济行为伦理”之间的矛盾，在《带灯》中的一些瞬间表露无遗。第一次是大工厂筑路时要铲掉田里的豆禾苗，虽然是已经交钱征收过的土地，但还是遭到了田双仓和村民们围阻，镇书记去现场调解时给村民喊话，一开头就是“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就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第二次是换布以低价收购了老街旧房，老街住户事后要求退款返屋，书记给换布做工作时说，“这是共产党的樱镇，社会主义的樱镇！”书记在两次情急之中说出的话都不能被读作是空话，而是反映了在面对个人经济行为伦理时，政府实际上缺乏制度伦理去规约，不得不仍然调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

无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在消失中的庙、祠堂以及儒家伦理“仁义礼智信”，显然都不足以产生某种替代性的经济伦理。相反，倒是“个人经济行为伦理”对它们形成了强有力的渗透和篡改。近些年逐渐兴起的祭祖、拜佛，乃至披着各种现代外衣的封建迷信卷土重来，都不应被乐观地视为新伦理的重建或传统伦理的复兴。它们如同《带灯》中松云寺上那棵汉代的古松一样，枝丫上缚满了祈愿的红绸子，可是谁又知道其中有多少不含有“个人经济行为伦理”的成分呢？《带灯》中让人深省的是，为数不少的老上访户如王随风、张正民、李志云等反复上访，也是基于“个人经济行为伦理”，像田双仓那样“总是以维护村民利益的名义给村干部挑刺”的人少之又少。可以称得上是上访专业户的王后生，尽管会为村委会选举、大工厂项目的事上访，但是他同时也靠帮别人写上访材料赚钱。农村社会的斗争如果最终只堕落为个人经济利益之争，上访也变成是与基层政府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的手段，那么社会正义必将渐行渐远。小说中元薛两家兄弟死命拼杀时的场景就是最好的警示：外人袖手旁观，只有带灯和竹子两位女性在拉架。尚建安只有在被元黑眼误伤时，才抱了个花盆砸向元黑眼。尚建安就曾经是个老上访户。

带灯这个人物存在的意义必须在以上的背景下去理解。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好干部或坏干部，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这个时代经济伦理的拒绝。她也试图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恢复某些过去的乡村伦理，尽管她本人可能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带灯在给元天亮的短信里说，“人的动力是追求事业或挣钱或经营一家人生活，而我一点不沾，就很不正常了”。她和自己的丈夫――一个“一心想着要发财出名当画家”、辞职去省城闯荡的人志不同道不合，形同离婚。带灯做农村工作的方式也与镇政府的人很不同，她“村村都有老伙计”，是她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渠道。带灯还自学了一些中医知识，下乡时常常给村民免费开一些药方。就像她开导竹子时说的，“咱们无法躲避邪恶，但咱们还是要善，善对那些可怜的农民，善对那些可恶的上访者，善或许得不到回报，但可以找到安慰”。带灯在这些时候其实是重拾了过去农村社会中“乡绅”的角色。但是，她的努力真的可以改变农村社会的现状吗？她开的药方帮助了农民，但是可以治愈农村社会的“疾病”吗？这些努力是否最终只能是一种自我的心灵安慰呢？

小说中写到了带灯和陈大夫的一段对话：“陈大夫说：我只说你对我凶，对领导也凶么！带灯说：我管是谁，我只想让我接触到的人不变得那么坏。陈大夫说：你能吗？带灯愣了一下，说：我在做。陈大夫就笑，笑得有些坏。”以世故的眼光来看，带灯的行为自然是不可理喻的，无异于螳臂当车。可是在带灯那里，道德和正义的原则是超越上下级关系的。按照费孝通的说法，“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带灯试图通过增进与农民的感情和“私人联系”，在“差序格局”中占据更近的位置，以把她的影响传播出去。然而，她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正在破坏之中。带灯越是深入农村社会的内部结构，越是发现“农民是那么的庞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人和人之间地看待。……人们笑贫恨富”。

带灯作为基层干部的另外一些实践则勾起了我们对于《创业史》中梁生宝的记忆。带灯帮助解决南河村村民用沙的问题，世世代代他们都是自由使用河滩里的沙的，在元黑眼兄弟办了沙厂之后却被要求去买了;她借到抽水机，解决了南胜沟村旱情严重吃不到水的问题;她帮助东岔沟村十三户男人在大矿区打工得了矽肺病的人家，为他们争取免费治疗和职业病补贴，都会让人想起梁生宝。尤其是带灯和竹子带领十三户人家的妇女去邻县摘苹果挣钱，简直就是《创业史》中梁生宝带领互助组的群众进终南山割竹子渡过难关的翻版。梁生宝带领群众“创业”的精神动力来自于他看到的许多领导干部身上的精神，“把人民大众的事包揽在自己身上，为集体的事业操心，伤脑筋，以至于完全没有时间和心情思念家庭和私事――这是上一代共产党人在二十年战争中赢得人民信赖的原因”{1}。带灯自然没有这么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她的精神支撑来自于她对农村和农民的朴素的感情，“农村真可怜，但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在农村，因为在农村能活出人性味”。即便如此，带灯无论在这个时代还是在基层干部之中都已经是异数了。

小说中带灯的结局在意料之中，也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作为元薛两家斗殴事件中唯一赶到现场的政府人员，带灯和竹子却受到了处分，她们成为了中国官场中常见的“替罪羊”。带灯得了夜游症，与那个总在镇上游荡、声称是在“捉鬼”的疯子为伍，如同幽灵;竹子则把事件及她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写成了上诉材料，并把它透露给了王后生。主管上访工作的人最后被逼需要通过上访来寻求公正，真是莫大的讽刺。上级政权通常被认为是更为公正的，带灯工作中的精神支撑在很长时间里来自于那个并未谋面、想象中的省委干部元天亮。这是一种单方面的、近乎的倾诉，但是带灯最终超越了元天亮，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樱镇，不开发是不是最大的开发？”樱镇的故事不会结束，上访也不会停止，但是那个新出现的荧火虫阵真的能给樱镇带来光明吗？我们又该如何回答带灯最后所问的那个问题――“是不是为了玫瑰也要给刺浇水？”

说到底，这是如何处理增长与发展关系的问题。指出，“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社会过程”{2}。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很多问题，恰恰是几十年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经济主义”发展方向造成的，出现了《带灯》中所说的“社会问题就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往下落灰尘”的状况。专门为维稳而成立的综治办于是成了“黑暗问题的集中营”，其实它只是向我们展露了社会问题的一些侧面而已。基层政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使自身成为制造新问题的端由，也许可以借鉴党在“”时期明确、坚定地“依靠社会底层农民”的政权建设的宝贵经验③。尽管农村社会问题重重，但我们也应当相信带灯所说的，“实际上村民自治化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式，上级往往把问题搞大搞虚搞复杂，像人有病多数是可以自愈的”，毕竟社会底层农民占据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