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判断和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

一季度经济数据后，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了较大的分歧。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今年或今后较长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对这一轮的产能过剩怎么看？新一轮经济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里？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报告》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近两三年增长速度的回调表明，这样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已经开始。我们要接受经济增长6%、7%的中速水平，并学会适应这个速度

今后两年仍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期

《中国经济报告》：从《中国经济报告》第五期刊登的对长三角和珠三角企业的调查，以及从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看，中国经济正在转暖，但似乎还不是很稳定。首先请你谈谈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

刘世锦：从去年4季度开始，经济增长出现回升，经济有所回暖，我的判断是，这是一个短期的回升，中长周期向下调整的过程仍在继续。今后两年仍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期，这个转换期的调整并未完成，所以，并不像有些人的估计，中国经济已触底反弹，又可以回到8%、9%，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高增长周期。他们过于乐观了。

如何看待今年或今后较长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应该说有比较大的分歧，而在分歧的背后是如何看待中国当前所处的增长阶段。2011年，我们在国际经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将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到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的判断。当时，质疑者甚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此问题上的共识逐步增加。从实际情况看，近两年来，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南沿海省市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在全国排名中处在后几位。实际上，它们的增速回落是合乎逻辑的。近两三年增长速度的回调表明，这样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已经开始。今明两年的潜在增长率大概在7-8%的水平，之后将会稳定在中速水平上。这个中速水平是多少，将会有一个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估计应该是在7%左右，或者在6-7%之间。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并不能成为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悲观的理由，更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中国的“衰落”。从国际经验看，这种变化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因为那些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都曾经历过这种变化。

增长阶段转换背后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换。我们讲增长阶段的转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表象，在背后，也是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7%或6%的增长率，在国际上，仍然是不低或者说相当高的一个增长速度。由于经济总量规模的持续扩张，中速增长条件下的年度新增经济总量仍然显著地大于以往的高速增长期。举例来说，200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有10万亿，增长10%新增量就是1万亿，2012年经济总量达到51.9万亿，增长8%，新增量就达4万亿以上，比2000年时多出3倍；增长6%，也要多出2倍。所以，即使实现6-7%的增长也很不容易，难度很大，必须培育和发掘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产能过剩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经济报告》：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此也非常关注。请你分析一下，造成当前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刘世锦：目前的产能过剩与过去曾经发生的产能过剩的最大区别，在于这次产能过剩是产业相继达到历史需求的峰值区的背景下出现的，与过去不一样。过去发生的那几轮产能过剩，历史需求峰值未到来，短期看过剩了，过一段时间还有新的需求，把原来过剩的产能消化掉了。但这次不一样。

我们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住宅、基础设施中的高速公路等，以及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如住宅需求，2012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长期需求的年度峰值约1300万套，预计出现在2015年左右，此后很可能保持在既有水平，或出现负增长；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建设，在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其密度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但今后一些年会保持略高于GDP的增长率；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住宅、汽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近些年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所以，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性质与过去不一样。过去是相对过剩，这次基本上是一种长期的产能过剩，很难像过去那样经过调整，扛一段时间，等下一轮需求高峰到来。过去的老办法已难以奏效。

消化这些过剩，必须对过剩行业进行大的调整，一部分产能要被淘汰，行业会出现重组整合。而整合应该按市场竞争的规律，优胜劣汰，竞争力强的好企业能生存下来，竞争力差的企业会被其他企业兼并重组，或者出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推出的政策指向应该是保持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不能用行政性办法指定某个企业兼并另一个企业。整合过程中也未必是大型企业就竞争力强，大企业与竞争力强的企业不是同一个概念，中小企业也不一定没有竞争力。因此，谁整合谁是市场选择的过程。要注意的问题是，差的企业可以淘汰，但人要保护。政府要做的事情是为企业退出创造条件，如加强社会保障安全网的建设，对失业转岗的人员进行培训等。

新一轮改革的着力点

《中国经济报告》：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是总理的要求，也是社会各界的期盼。你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会在哪些方面？

刘世锦：党的十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并列作为奋斗目标，含义深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有些方面甚为突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主要还是体制，包括一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另一方面，适应新阶段的变化，发掘新增长点的潜力，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体制创新。如果说高速阶段主要是“铺摊子”，在传统农业部门之外，大规模地发展现代产业部门，“粗放经营”在所难免，甚至有一定的必然性，新增长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通过现代产业部门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优胜劣汰、换代升级推动增长，重在“精耕细作”。从“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会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强调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讲求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更易于与国际社会接轨。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阶段的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

下一步选择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应尽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带来增长效应的改革，把改革与增长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促改革来稳增长。这应当成为新形势下推动改革的一项重要原则。这样，我们就应当在改革和新增长点之间找到契合点，优先推动那些有利于发掘新增长点的改革。

我认为应该围绕以下五个方面谋划和推动改革：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虽然有所降低，但增长潜力仍然可观，如高铁、地铁及其它城市基础设施。此外，电力、石油、天然气、电信等基础行业，也都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但这些领域普遍存在竞争不足、效率不高、投资风险加大等问题，影响增长潜力的发挥。为此，必须以放宽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扩大竞争为突破口，推动这些领域的改革深入。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了铁道部，分离了规划、调度和运营等职能，只是改革的第一步。目前，铁路发展需要资金，社会也有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渠道，问题出在原铁道部负债率过高，难以持续融资。现在的铁路总公司把债务承接过来，并未改变问题的实质。关键是要改变独家垄断的局面，找到使铁路网络的统一规划调度与投资者、企业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相结合，自然垄断环节得到有效监管，可竞争环节得到有效竞争的运营模式。外部的投资者，其中既包括地方政府，也包括民营企业和社会个人，他们的资金能够进入，形成清晰的业务结构、企业治理结构和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这是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项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志，就是外部投资者能不能、愿不愿进入。其他基础行业，如电力、石油、天然气、电信等，也都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相似的问题。

二是城镇化。这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下一步应以加快土地、户籍、财税体制改革，提高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突破口，稳步而持续地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国的城镇化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到两亿多人。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研究估计，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相当于6个百分点的农民进城。

三是产业升级。以形成一批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重组和升级。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通过产业升级，达到日、美的水平，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率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必须创新。在现代产业生态体系中，多数可以通过引进吸收获取新技术，大量企业是为掌握关键技术的龙头企业配套的，所以，创新的重点是处在行业领先或龙头位置的企业。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逐步增多，但大多数处于基础产业和有一定垄断性的行业，来自制造业领域的大企业为数寥寥。而要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关键取决于能否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出现一批创新型的领先或龙头企业。为此，最重要的就是营造公平竞争、有利创新的环境条件，切实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在那些创新元素涌现的地方，领导者要敢于打破常规，以敏锐眼光和满腔热情予以扶持。近年来，一些政府看不见、瞧不起的领域创新成果脱颖而出、成了大气候的案例，很值得深思。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包容性的政策环境比一大笔科研经费更为重要。

四是消费升级。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突破口，促进消费升级。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将由目前的20%左右达到2020年的45%左右。

五是对外开放还有相当大潜力。以开放促改革为突破口，谋求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全球化机遇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从来都是国内国际相互促动的过程。国内的诸多改革，是通过对外开放而推动或“倒逼”的。这一条经验今后仍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以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内金融体系改革；以与有关国家达成自贸区协议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为契机，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特别是服务业领域的改革等。

需要强调的还有，深化改革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一是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改革能够带来红利，带来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是改革得以持续并最终成功的必要条件。有些改革能够短期见效，有些改革则需要较长时间或较长过程才能见效。二是改革勇气和改革智慧的关系。与以往改革相比，新一轮改革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普及程度提高了，同时利益关系的复杂程度也增加了。不少改革之所以推不动，不是因为不懂改革的道理，而是因为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如何妥当把握和处理好复杂的利益关系，是改革深入并最终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三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的关系。现代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治经济，是具有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要素的经济体系。旨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要搞清楚顶层设计的范围和内容，搞清楚制度设计与自然演进的关系。新一轮改革应当在这方面与时俱进，给地方和基层更大一点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空间；有了好的做法，注意比较、鉴别、优化、提升；对那些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符合规律的做法，适时上升到必要的法律层面，以使改革成果得以巩固。

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性质与过去不一样，基本上是一种长期的产能过剩，很难像过去那样经过调整，有更大需求在前面。重要的是保持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切忌不要用行政办法指定某个企业兼并另一个企业。企业可以淘汰，但人要保护

江苏常熟港码头工人正在进行卷钢装卸作业。CFP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