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美国 第33期

教授欧亚伦开始只以为，山奇是个话特别多的学生。自由提问的时候，总是他第一个举手。第一个发言――也是最后一个发言。60后美国人欧亚伦，模仿女学生拖慢了声调尾音上扬：“山奇你不要讲这么多，我们也要讲。”

当时他来中国不久，邀请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学生去家里玩。山奇仔细在客厅研究一周：“嘿，你家蛮大，而目，没有什么容易碎的东西，不如我们开Party吧。”

之前欧亚伦在日本待了10年，以为中国人的Party概念也和日本一样，六七个人，很安静很文明地喝喝小酒聊聊天。结果那天晚上，他家里呼啦啦拥来了30多个人，没有人跟这主人客气，一律自来熟。后来他了解到，这里面有歌手、演员、作家、艺术家，还有两个教授。他们开红酒，玩得很high，让他理解了“没有容易碎的东西”的原因，也略微知道他那个留着罗马头盔式发型的博士生，还是个交游很广的“腕儿”。

他的客厅由此成了山奇办Party的定点场所，这使欧亚伦很陕活。居留日本的10年里，他离这一美国式的娱乐方式相去甚远，来到中国反而令他有了意外的亲切感。

如果山奇带来的意外仅止于这几种，他也就不足为“奇”。2008年底，山奇找欧亚伦谈了个计划：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对谈，然后把记录整理出版。

这是山奇的系列目标之二：前一年他已经和北大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完成了“中日民间对话录”《七日谈》。

欧亚伦这才知道，这个深藏不露的学生，原来早已是个多重身份的资深媒体人。比如脍炙人口的那句“感谢CCTV，感谢MTV”，就出自他的创造。

这个人一直对中国有好感，并一直对美国介绍中国的方式有怀疑的美国学者立刻答应下来。“他当时跟我说，在中国出一本书能挣很多钱。现在书出了，他又跟我说，他当时说很多的意思，是能吃一顿肯德基或者麦当劳。”

一位晚会导演、策划人，与一位经济学者、人。对于生活细节的关注与解读，是他们尝试阐释两国差异的切口。山奇表示：“我们强调的是民间、非官方化，我不想推广强势的或者说权威的一些观念，只希望这本书符合普通人的需求，满足他们对一些问题的好奇。”

谈的虽然是一些个体经验，但山奇并不认为这代表无足重轻：“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是由小的力量组成的，那么粗的绳子都是一缕麻。换一个角度看。这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国度和两大文明的对话。”

谈话就是让思想流动

怎么就选定了对方作为自己的谈话对象?

山奇：说实话在亚伦之前我物色了好几个美国人，有演艺界的，做主持的，做生意的，做餐饮的。后来我为什么找他，因为他能够补充我的不足。我是一个对经济学没什么兴趣的人。而他是一个经济学者，他第一次给我们博士班同学上课，我当场就决定要跟他谈。而事实上，跟他沟通后，他能够解读很多细节性的东西。包括美国社会的福利是什么样的，包括美国的体育机制是什么样的，当然他更擅长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形成的，让我对美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

欧亚伦：我是南开大学的专职教授，但是那个时候同时在北师大开博士课程，这是一个给已经参加工作的人上的课，周末从早上8点半上到晚上7点。下课后我和山奇，还有另外几个同学常常在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他们也会问我一些美国的情况，奥巴马的情况。后来山奇找我做这个书，他提到自己以前在MTV中国工作，我就说我一定要参加。在我16岁到26岁，可以说那是MTV的时代，我很喜欢MTV，它对我、对美国的影响力很大。

会不会准备一些特别关注、特别想突出的话题?

山奇：我们聊天基本上没有主题，我们更愿意是顺其自然的状态，像水一样流动下去，让思想流动。会比较自然，不是刻意地想要什么。但是我们有大的范围，经济危机，国家政策制度，具体的比如教育、体育、影视音乐都会聊到，但是聊的过程当中，是顺着思想走。

欧亚伦：我们认为谈得不要太有计划，如果太有计划，里面的内容就不自然，我们要自然一点。比如我们在谈的时候。很随意，讲政治，突然讲到摇滚音乐，再回来讲政治，再讲经济危机……编辑一开始觉得要把谈政治的放在一起，谈音乐的放在一起。我说不一定，这个可以是这本书的特点，很多人会很喜欢，没有系统也是一个系统。这是非系统的系统。

有谈得很累或者谈不下去的时候吗?

山奇：不累。累其实是阻塞了，思想畅通的时候不会感觉累，思想的快乐比一切的快乐都快乐。

欧亚伦：有时候会谈八九个小时，那时候会感觉累。我们谈话都是在我家里，通常谈上两个小时，我就会去泡咖啡。我家有一个很好的咖啡机，山奇爱喝我家的咖啡，说我做的咖啡比星巴克好。他说不累是因为喝了我的咖啡。有时候晚上谈的话会开红酒，饿的话就出去吃饭。

对话的时候，你们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文化差异的事件?

山奇：有很多。比如我们谈话时间都要提前约定，因为他得从天津赶来北京，而我平时也很忙，得提前留出时间。有一次我跟他说下个礼拜二有没有空对话，他说有。但到那天我去了他家，他却不在，去做其他的事了。我说为什么你没有留时间?他说因为你没有跟我确认，我以为就是取消了。

怎样向美国介绍中国

这本书最想达到什么目的?

欧亚伦：美国误会中国的地方太多。他们误会中国的文化、政治制度，尤其误会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他们不知道北京是那么好玩，中国人那么热情，态度那么积极，去中国不会让你后悔。很多美国人可能误会中国人像日本人，日本人个性比较内向，他们不会一认识你就跟你讲心里话，也许要等20年才可以。因为我呆了10年，也没有听到，我觉得我可能少待了10年。中国人很坦诚，会告诉你他们的意见，中国人很少会隐瞒他们想的事情。美国人是不容易习惯日本的文化。但我觉得中国最普通的生活、最普通的文化，是美国人会喜欢的。

山奇：我想展示当下中国的真实，这本书里也表达了当下的中国人，以怎么样的思维和角度，去看待世界和自己的位置。美国人对中国太不了解，存在太多误读，很多美国人没有主动去了解中国，所以我们开始做这些工作。

向美国介绍中国，以往的方式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欧亚伦：不管是展览会、书，或是电影，介绍中国的内容我觉得并不是最理想。美国人接触到的中国文化都是古代文化，接触不到中国的现代文化，比如现在的中国人喜欢听什么歌，看什么电影或书。我第一次去糖果俱乐部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中国摇滚乐队在演出，我很惊讶他们的表演这么好，很多现代中国很基本的东西，美国人都没有接触到。他们或许可以听到京剧，但是他们听不到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听的音乐。中国应该有一些现代的代表作品让美国人知道。

美国人知道的中国人是、邓小平

和李小龙，在美国他们被称为“三个伟人”，因为只有这三个中国人是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的，李连杰和成龙他们也未必知道。如果说有一个中国人彻底了解美国文化，那就是李小龙。他在美国上了研究所，在美国呆了10多年，跟美国人结婚。很多人因为他演功夫片，没有注意他的这一方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拿了很高的成绩，上了很有名的大学。我看到他写的一本书，他说，其实我跟其他中国人不同的是。我知道在美国怎么介绍中国文化。就像他的英文讲得像美国人一样流畅，但是有很重的中国腔调，这是他故意的，因为他知道如果英语很棒又有外国腔，美国人会很喜欢听人这样说话。

怎么样才能算是适合美国的介绍方式?

欧亚伦：介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你想要让美国人产生兴趣，那就应该给他们一点英雄。或者音乐，通过这些东西他们可以了解。这是一个“开门”的东西。比如MTV就是在全世界开美国的门，很多孩子通过它了解到，有这个地方叫美国，有这个电台叫MTV。MTV开始并没有任何国际关系的目标，也没有任何政治的目标，只是一个好玩的平台。我觉得中国也可以搞一个中国的MTV，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最新的音乐、舞蹈和文化。

《对话美国》之后，还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山奇：我特别想担当这样一个角色：作为一个民间人士，从民间角度和其他国家的民间人士进行沟通和对话。我一直强调的一点是人和人之间是需要沟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也需要沟通，但是从民间的角度来解读的话，我觉得更加真实和自然。所以我特别想把这个系列做下去，接下去我会做一组中韩对话，计划是今年底把文字赶出来，很可能接下来还有俄罗斯对话，印度对话，南非对话，以及德国、英国、法国，等等。

其实我接下来还有一个“五十年”的计划，不过目前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可能会先做和80后的对话，就是1980到1989年选择10个人来跟他们对话，他们成长背景中对他们性格的塑造，以及他们思想的形成变化，出一本书。接下来再做70后、60后和50后，回过头做最后一本90后，50年50个人，不同的年代对每个人的成长有不同的影响。从个体身上，可以反映这个时代的变化。我希望这样一套书能够实现我对社会的一个贡献，通过个体的交流来发现时代给社会、给我们每个人产生的影响力，我愿意来担当这样一个角色。

欧亚伦：我在南开大学有一个新的课题，出一本书，向美国介绍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你能想象，这一类的书到现在还没有在美国出现吗?我要介绍现在的中国人看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放假去哪里玩，老百姓生活的习惯……我会和一个老师一起负责这本书，先准备中文版本，然后翻译成英文。美国最大的出版社已经跟我们联系好了，将为我们出版。

为做翻译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你的关注点好像并不止于经济。

欧亚伦：因为我是一个老师。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产品，那么不仅要了解产品本身、广告学、营销手法，也要进行市场分析和调查，从科学的角度、艺术的角度了解人的需求，为什么我愿意去购买这个产品。我以前有个蛮大的研究课题，研究IPOD怎么打败SONY，SONY的便携音乐设备控制世界30年，没有任何公司与之匹敌。但IPOD一个月，就攻占全世界，获得彻底的成功。所以，永远可以去发明新的想法、新的美术、新的音乐，不用担心人们无法接受。人们喜欢新的东西。只要具有艺术感，给人带来愉悦、快乐的感觉。一般美国人在音乐、美术等大众艺术上，都很有兴趣，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介绍给美国。

你在台湾和日本都呆了很长时间，为什么现在决定在中国大陆生活?

欧亚伦：让我下定决心来中国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我在早稻田大学念博士一年级的时候，主席来学校演讲。学校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到时同声传译。因为很多其他外籍老师不懂中文。而我1990到1995年在台湾工作，普通话已经说得很好了。在日本的时候，因为东京的中国人特别多，所以也一直有练习中文的机会。当时我就很高兴答应下来了。

早大使用了最老的一个演讲厅，平时很少用，专门供贵宾演讲，只能坐500多个人，所以人与人的距离都很近，我坐在主席的正前方，离他特别近。当时他讲了一个半小时，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想到他对在学校演讲都准备得这么充分。讲得这么久这么好，让我非常感动。我为他的魄力和个人魅力所倾倒。当场就决定读完博士后要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