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对就业质量影响调查

一、研究背景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背景下，高校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引起决策层及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广泛关注。随着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界对就业问题的关注逐渐由对就业机会转变到对更为重要的就业质量内涵方面的研究上来。根据当今主要发达国家就业政策的演变趋势可知，只注重追求就业率单一目标已远远不够，使劳动者获得稳定、体面的工作，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已变得越来越重要。［1］高校大学生是宝贵的人力资源群体，提升高校大学生就业质量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对高校学生就业质量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相关的主要研究集中在对大学生就业质量内涵、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设计以及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措施等方面，如秦建国（2007）认为大学生就业质量是大学生所能获得的工作优劣及工作固有的特征满足大学生要求的程度，并从就业岗位特点、就业的主观满意度和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对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2］翁杰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在不断下降，并指出，以就业率为导向的就业政策是导致就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3］此外，学者们从大学生就业能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李颖，2005）［4］、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关系（徐莉，2010）［5］、情绪智力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姚艳虹，2010）［6］、非专业素质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柯羽，2010）［7］以及对大学生就业质量性别差异（史淑桃，2010）［8］等方面对大学生就业质量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对大学生就业质量问题的研究总体上数量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宏观及中观的理论探讨方面，而缺乏建立在微观调研数据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另外，以往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机会的影响（陈成文、谭日辉，2004［9］；宛恬伊，2005［10］；陈海平，2005［11］；郑 晓 涛 等，2006［12］；李 黎 明、张 顺 国，2008［13］；张顺，程诚，2009［14］），而从人力资本视角研究高校学生初次就业质量的文献则尤为缺乏。之所以关注高校学生初次就业质量是因为初次职业的获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检验大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积累的人力资本的“增值价值”，且初次职业对人的一生影响较大。

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中，显然存在着“优势的”就业行业、部门和“弱势的”就业行业和部门，不同的行业和部门之间在工资收入、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差异巨大。另外，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不同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异。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高校毕业生毕业后在工资收入、福利待遇不同的行业和部门就业，为什么有的人进入了“相对强势的”就业部门而有的人只能进入“相对弱势的”就业部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毕业生在就业质量上的巨大差异？为了满足本研究的需要，在结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设计了“往届已就业高校学生就业情况调查问卷”，期待从人力资本视角对高校学生就业质量的差异进行实证检验，以便寻找到影响高校学生初次就业质量的主要因素，从而为相关政策建议的出台提供实证数据的支持。

二、研究设计

1．变量界定及操作化

（1）自变量———人力资本

诺贝尔 经 济 学 奖 得 主 西 奥 多 •W• 舒 尔 茨（Theodore　Schultz）在1960年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舒尔茨（1960）［15］认为：国民产量的增长比土地和按时计算的劳动量以及物质资本的增长更大，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明显，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就是这个差额的主要说明，而技术和知识是人力资本的主要类型。在此后关于人力资本的大量实证研究中，教育、医疗健康和技术培训等，是最经常被使用的表征人力资本的指标。本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个体之中，通过教育及培训所形成的具有社会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16］因此，本研究将高校学生的人力资本具体操作划为就读学校类型、就读学校层次、所学专业学科门类、学历层次、在校期间获得荣誉及奖励情况、是否具有兼职经历及政治面貌等几类。具体而言，就读学校类型划分为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政法类、外语类、医科类、农林地矿类、艺术类及其他类；就读学校层次划分为 “985”高校、“211”高校、一般普通高校、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及高职高专；所学专业学科门类划分为文史哲、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外语和管理学；学历层次划分为专科、本科及研究生。

（2）因变量———初次就业质量

“质量”一词在《辞海》中指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就业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从事社会劳动并获得报酬或经营收入的经济活动，它包括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两个方面。有多少劳动者能够与生产资料结合并获得相应的收入，这反映的是就业的数量；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好坏如工作环境如何、工作的稳定性如何等，以及取得报酬的高低，这些体现的是就业质量。所以，就业质量是反映整个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之优劣程度的综合性范畴。［17］

结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将“高校学生初次就业质量”定义为高校学生走出校门后获得的第一份有报酬性工作的优劣程度以及该工作满足高校学生心理要求和期望的程度。从该定义可知，就业质量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因此，对高校学生初次就业质量的衡量也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客观方面包括工作单位的性质和工作的月薪高低；主观方面主要指高校学生的初次就业满意程度。在实际调查和分析中，将高校学生工作单位的性质划分为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外资企业及私营企业四类；将工作 的 月 薪 收 入 划 分 为 “2000元 及 以 下”、“2001—2500元”、“2501—3000元”、“3001—4000元”、“4001—5000元”及“5000元以上”等几类；将就业满意度划分为“根本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五类。

2．研究对象选取及问卷情况介绍

由于研究问题的需要，对就业质量进行研究，必须寻找已就业的高校学生作为调研的对象。但客观情况是，即使毕业于同一所高校的毕业生，其就业地域、就业行业也千差万别，因此实地调研难度非常大。因此，有些研究者会采用“邮箱调研”［18］的方式对已就业的高校学生进行调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结果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鉴于目前网络普及程度的提高，研究者采用了“网络调研”［19］这一相对便利、省时、省力、高效的调研手段对已就业的高校学生进行了调查，从问卷反馈及回收情况来看，效果良好。

（1）网络问卷来源

本次调查利用了专业的问卷调查网站———问卷星［20］作为平台，首先将Word文档中的问题转录为可以识别的网络问卷格式（包括普通的单选题型和矩阵题型），然后利用问卷星“问卷推荐服务”、网络链接、互填问卷以及邀请邮件等方式一共获得了2400个有效样本，其中通过“问卷推荐服务”共获得了2039个样本，通过网络链接共获得了353个样本。

（2）网络问卷地理位置

从网络问卷地理位置分布情况来看，在本次调查样本中，样本量超过100的省份有6个，分别为广东（524，21．83％）、江苏（228，9．50％）、北京（210，8．75％）、浙江（175，7．29％）、上海（174，7．25％）和山东（136，5．67％）；样本量超过50个的省份也有6个，分别为湖北（98，4．08％）、福建（84，3．50％）、河南（80，3．33％）、河 北 （77，3．21％）、湖 南 （69，2．88％）和四川（61，2．54％）；其余的省份样本量均小于50个，其中，海南、内蒙古、宁夏和青海等省份的样本量最少。

（3）网络问卷时间段

从问卷回收的时间段来 看，问 卷集中 回收于2010年11月24日至12月23日这一个月当中，具体来看，日回收问卷量超过100份的分别为11月24日（437，18．21％）、11月25日（224，9．33％）、11月26日（108，4．50％）、11月27日（104，4．33％）、11月29日（111，4．63％）、12月07日（107，4．46％）及12月09日（126，5．25％）。

（4）网络问卷完成率

从问卷完成率的地理位置分布情况来看，访问人数最多的是江苏（1282次）、广东（1063次）、北京（540次）和浙江（343次）等省、市；而填写人数最多的省份是广东省，有524人次填写了问卷，其次是江苏、北京、浙江等省、市；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省份，访问量和填写量均非常小。从此次的网络调查中也可大概看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毕业生的网络普及率也越高，相应的，参与到网络调研中的调查对象人数也明显较多；而经济越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毕业生的网络普及率也较低，因此，参与到网络调查中的人数也明显偏少。

3．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众多的社会调查结果表明，高校学生的毕业院校类型、毕业院校层次及所学专业会对其就业结果有明显的影响作用，那些毕业于重点高校、“热门专业”的毕业生更有希望获得工资较高、工作较稳定、工作环境较优越、福利待遇较好的工作，相应的，这类毕业生所感知到的就业满意度亦更高；而那些毕业于一般类型高校、“冷门专业”的毕业生，由于“学校品牌”及“专业属性”的局限，可能在就业市场上会暂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类高校毕业生可能获得工资较低、工作较不稳定、工作环境较不优越、福利待遇较差的工作，相应的，这类毕业生所感知到的就业满意度也较低。此外，高校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及社会实践经历也可能会对其毕业后的初次就业质量产生显著影响，那些在校期间获得过荣誉及奖励的学生，由于其优异的学业表现，可能在就业市场上拥有相对较强的就业竞争力，这类学生也越容易获得工资及福利待遇越好的工作。而在校期间若有过兼职等社会实践经历的高校学生，由于其在校期间就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相对于其他学生而言，可能在毕业后的初次就业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累积优势”。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高校学生的学校类型、学校层次、所学专业学科门类、学历层次、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及社会实践经历等人力资本“存量”会对其毕业后的初次就业质量产生显著影响，这类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高校学生在初次就业的过程中具有的竞争力越强，也越有可能获得工资较高、工作较稳定、工作环境较优越、福利待遇较好的工作，其感知到的就业满意度也会越高。

在本研究中，由于因变量分别为分类变量、数值变量和定序变量，自变量均为分类变量，因此分别采用Multinomial－logistic回归、OLS回归和Ordered－logistic回 归 模 型 进 行 拟 合。采 用 计 量 分 析 软 件STATA11．2进行数据分析。

三、研究结果

在实现就业的高校学生群体当中，更主要的是存在就业质量方面的差异。如前文所述，就业质量的考察主要可对三个变量进行分析：其一是工作单位性质，其二是工作的月平均收入情况，这二个方面能从客观上对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进行衡量；其三是对工作的满意度情况，这可以从毕业生的主观判断方面对就业质量进行反映。

1．人力资本对高校学生初次就业工作单位性质的影响

表1为人力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工作所在单位性质影响的多元逻辑回归结果。从毕业生就读学校类型来看，相对于其它类型高校毕业生而言，毕业于外语类院校的高校学生去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外资企业的概率较高，而毕业于艺术类高校的学生去私营企业就业的概率较高，但这两种效应均不显著，其他高校类型之间的毕业生在就业单位上并没有显著性差异。整体而言，就读学校类型对高校学生初次就业单位性质并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作用。

从毕业生就读学校层次来看，呈现出如下特点：学校层次越高，毕业后去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概率越高；学校层次越低，去私营、集体企业就业的概率越高。具体来看，“985”高校毕业生去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概率分别是一般普通院校毕业生的2．57倍（p＜0．05）和2．64倍（p＜0．001），且 这 种 效 应 在 统 计 意 义 上 非 常 显 著；“211”高校毕业生去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概率分别是一般普通院校毕业生的1．16倍（p＜0．10）和1．70倍（p＜0．001），这种效应在统计意义上也非常显著。

从毕业生所学专业学科门类来看，相对于农学类专业毕业生而言，文史哲类、教育类专业毕业生去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概率较高，且非常显著；同时，经济学、法学类毕业生去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概率也较高，只是这种效应并不显著；而理学、工学门类专业毕业生去企业就业的概率较高。

从毕业生的学历层次方面来看，学历层次越高，毕业后去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概率也越高。具体而言，本科生去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概率分别是专科生的1．40倍（p＜0．05）和1．30倍（p＜0．05）；研究生去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概率分别是专科生的1．65倍（p＜0．05）和2．11倍（p＜0．05）。

此外，毕业生的政治面貌对其就业单位性质有显著影响，中共党员的毕业生去党政机关就业的概率是非党员学生的5．16倍（p＜0．001），且非常显著。在校期间有过兼职经历的同学去企业就业的概率更高。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毕业生就读学校层次、专业类型、学历层次、政治面貌等人力资本因素对其初次就 业 单 位 的 性 质 会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的 影 响作用。

2．人力资本对高校学生初次就业月薪高低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月薪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从中可知，毕业生实际就业的月薪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男生的平均月薪要高出女生4％。从毕业生的学校类型来看，不同学校类型毕业生之间在就业月薪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从毕业生的学校层次方面来看，学校层次越高，毕业生就业的月薪水平越高，学校层次越低，月薪水平也越低。具体而言，“985”和“211”等重点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月薪比一般普通院校毕业生平均高出15．6％和8％，且这种影响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民办院校、独立学院以及高职高专类院校的毕业生初次就业月薪均比一般普通院校的毕业生低，但这种效应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从毕业生所学专业学科门类来看，相对于农学类专业毕业生而言，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有着相对较高的就业月薪，而文史哲、理学、医学及管理学等专业的毕业生的就业月薪则相对较低，只是这些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回归结果还显示，外语类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月薪比农学类专业毕业生平均要高出7．8％，且这种效应在0．0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毕业生的学历层次方面来看，毕业生学历层次越高，初次就业月薪也越高。相对于专科生而言，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就业月薪平均分别要高出6．8％和19．7％，且这种效应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毕业生的政治面貌、在校期间获得荣誉和奖励情况对其初次就业月薪也有显著影响。中共党员比非中共党员毕业生的月薪平均要高出4．4％（p＜0．001），在校期间获得过荣誉和奖励的毕业生比没有获得这些荣誉和奖励的毕业生月薪平均高出2％（p＜0．001）。而兼职经历对毕业生的月薪并没有显著影响作用。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高校毕业生就读的学校层次、专业类型、学历层次、政治面貌等人力资本因素对其初次就业月薪的高低会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影响作用。

3．人力资本对高校学生初次就业满意度的影响

在回归分析时，将毕业生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具体分为5个等级，1为非常满意，2为比较满意，3为一般，4为不满意，5为根本不满意。由于因变量是定序变量，所以采用累积比率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中的cut1—cut4表示的是截距项。表3的计量回归结果显示：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比女性毕业生更高，且在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毕业生就读学校类型来看，就读于综合类、理工类、财经类、政法类、外语类、医科类以及艺术类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更高，而就读于农林地矿类院校的毕业生就业后的工作满意度较低，但上述效应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是非常显著。整体而言，就读学校类型对高校学生初次就业满意度并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从毕业生就读的学校层次来看，相对于一般普通高校的毕业生而言，就读于“985”高校和“211”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满意度更高，且非常显著。而民办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比一般普通院校的毕业生更低，但这种效应并不显著。

从毕业生所学专业学科门类来看，相对于农学类专业毕业生而言，文史哲、教育学、理学、工学、医学、外语和管理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其初次就业满意度更高，而经济学和法学类专业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满意度则相对较低。

从毕业生的学历层次方面来看，学历层次越高，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越高。即相对于专科生而言，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就业满意度更高。

此外，高校学生在校期间的政治面貌和获得荣誉和奖励情况对其就业后的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中共党员的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毕业生，在校期间获得过荣誉和奖励的毕业生比没有获得荣誉和奖励的毕业生有更高的就业满意度。在校期间有过兼职经历的同学，其就业后的满意度更高，但这种效应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高校学生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其毕业后初次就业质量的影响，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第一，高校毕业生的学校层次、所学专业门类、学历层次、学业水平、兼职经历及政治面貌对其初次就业所在单位性质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重点高校的毕业生去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概率较高，而民办院校、独立学院及高职高专类毕业生去私营、集体企业就业的概率较高；文史哲类、教育类专业的毕业生去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概率较高，而理学、工学等门类的毕业生去企业就业的概率越高；学历层次越高，毕业后去“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概率也越高；在校期间有兼职经历的毕业生更倾向于去企业就业；中共党员的毕业生去党政机关就业的概率更高。客观而言，不同的就业单位所具有的“资源含量”、稳定程度及福利保障各有差异，受“内在趋利性”的影响，高校毕业生均将“体制内的单位”作为就业时的首选，从近年来的“国考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各级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都尤为迫切。因此，各级各类高校毕业生在初次就业选择时，应拓展视野、长远考虑，不必拘泥于就业单位性质的限制，灵活就业。从世界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来看，各类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对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学有所长的高校毕业生在这类企业就业，抑或创业，可能反而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高校毕业生就业单位选择的多元化、灵活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目前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这也要求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各级各类有发展潜力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使其真正成为吸纳高校学生就业的主体。

第二，高校毕业生的性别、学校层次、学历层次、学业表现及政治面貌对其初次就业月薪高低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男大学生的初次就业平均月薪比女大学生更高；“985”、“211”等重点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月薪比一般普通院校毕业生平均更高；相对于专科生而言，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初次就业月薪平均要更高；在校期间获得过荣誉及奖励的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月薪要高于在校期间没有获得过荣誉及奖励的毕业生；中共党员毕业生的平均月薪要高于非中共党员毕业生。上述统计结果表明，一方面，目前高校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存在着“性别歧视”，女性大学生在初次就业工资待遇方面仍然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自身的学历水平、学业表现是影响其毕业后初次就业月薪高低的主要因素，而毕业生所在学校类型、所学专业学科门类对其初次就业月薪高低并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作用。这一结论的积极借鉴意义可能在于，无论毕业院校是“相对热门的”综合类、理工类或财经类院校，还是“相对冷门的”农林地矿类或其他类院校，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后初次就业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平等化效应”，即用人单位在用人选择、提供薪水高低等方面更多依据的是毕业生个人的综合素质、工作能力及发展潜力，而不是过分依赖高校毕业生毕业的“院校品牌效应”和“专业品牌效应”。因此，为了寻求工资待遇更好的工作，高校学生应该努力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牢固掌握专业技能，以克服自身的“学校属性”和“专业属性”的局限，从而顺利找寻到薪资待遇更好的工作。

第三，高校毕业生的性别、学校层次、所学专业学科门类、学历层次、学业表现及政治面貌对其初次就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毕业生的学校类型、兼职经历等对其初次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具体而言，男性毕业生感知到的初次就业满意度要显著高于女性毕业生；就读于“985”、“211”等重点高校的毕业生感知到的初次就业满意程度更高；相对于专科生而言，本科生和研究生感知的初次就业满意度更高；中共党员、在校期间获得过荣誉及奖励的毕业生感知到的就业满意程度更高。与前面的回归结果相联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毕业于重点高校、学历层次更高的毕业生，在其初次就业时越有可能进入工作较稳定、福利待遇较好的“体制内”单位就业，其初次就业月薪也相对高于其他类高校毕业生，因此这部分毕业生所能感知到的就业满意程度也会较高。岳昌君（2009）［21］的一项研究结果也表明，按就业单位性质划分的毕业生就业满意度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依次为国家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三资企业及其他企业。从此次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46％）毕业生对自己目前从事工作的满意度为“一般”，而就业满意度为“非常满意”的比例不足5％，对工作“不满意”的比例超过10％。上述调查结果表明，整体而言，高校毕业生对其初次就业的总体满意度较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匹配”质量一般，有很大的“质量提升”空间。“满意度”是一个双向的概念指向，当高校毕业生在为寻找满意的工作而努力时，雇主也更期望寻找到更为满意的雇员。因此，对雇主雇佣高校学生的满意度问题的调查分析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