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自由的法律规制

新闻自由对于现代民主政治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新闻媒体是广大公众了解国际国内大事的信息来源，是技术、商业、文化进步的推动器，是各种观点交流的平台，是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交锋的战场。各民主国家都非常重视维护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并逐步形成了一些成熟的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新闻自由的基础。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及其引申出来的新闻自由是民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公民实现知情权和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的根本保障。但我国宪法同时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即自由在和其他社会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就新闻自由而言，也会与国家安全、社会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及风化、个人隐私和名誉等发生冲突，这时的新闻自由也是要受到限制的。在我国还不存在专门的新闻法的情况下，这便是对新闻自由的法律规制。据此，笔者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考量，新闻自由要受到以下限制。

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新闻自由要受到限制

至今还没有一个关于国家利益的权威定义，但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对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因而也是复杂的，这些需求至少包括民族生存、领土完整、独立、经济发展、国际主导地位及其对世界的贡献等诸多方面。也就是说，国家利益是可以分类的，甚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区分出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程度和实现的先后次序。据此，可以把国家利益划分为三个层次。法治国家的国家利益泛指一切国家法律予以保护的利益，某一利益一旦经国家法律规定，就成为国家利益而受法律保护，这是从最广泛的含义上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从广义上讲，国家利益是涉及国家、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声誉的好处。狭义的国家利益是指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重要的经济利益。这里的国家利益，是指狭义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应是我们这个时代达成的共识。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一切个人的权利都是相当渺小和微不足道的。当新闻自由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以国家利益为重，新闻自由要受到限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我们不能任意扩大国家利益的范围，更不能把党和政府个别官员的名誉和利益与国家利益混为一谈。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些部门和地方大搞本位主义，为了所谓的声誉，官员腐败不能报道，责任事故不能报道，甚至连交通事故也不让报道，严重侵犯了新闻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政党报刊的使命之一是监督党的领导，批评其缺点错误。为此，在党内报刊问题上，既要维护阶级和党的利益，又要坚持报刊自主和新闻自由。党内报刊的批评功能一直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恩格斯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在如何认识党内新闻自由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袖人物进行批评，是包括党报工作者在内的每个党员的民利，他们甚至将阻挠党的报刊履行监督和批评使命的言行同的书报检查相提并论，予以痛斥。马克思在其一生中，一直为争取和捍卫新闻出版自由而斗争，他把新闻出版自由看作是最基本的自由。经过分析，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涉及社会利益的问题，新闻自由要受到限制

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假新闻对社会利益造成的侵害。客观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要素，可以说，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是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但不容回避的是，在日趋激烈的新闻竞争中，新闻媒体对时效性、可读性的考虑往往超过了对真实性的重视，加之强大的竞争压力，一些记者违心编造假新闻，这些虚假新闻出现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不但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也给社会利益带来危害。坚持新闻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起码要求，也是传媒公信力形成的根本基础，真实性作为一种原则已被写进世界各国的各种新闻规约中，成为普遍的共识和承诺。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信条第一条规定：报业及所有其他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信息绝对正确。应当尽可能查证所有的消息内容，不应任意曲解事实，也不应故意删除任何重要的事实。真实性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受众一旦发现传媒提供的信息来源不可靠，内容不真实，就会对传媒的可信性产生怀疑。只有坚持真实性，传媒才能获得受众最起码的信任和尊重。公信力是公民对于公职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信任度。对于我国大众传播媒体来说，在传统的管理体制中，它的公信力主要是建立在政府权威的基础之上的。一旦以独立法人资格进入市场，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公众的信任度，没有社会公众的信任，它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社会价值。施拉姆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承担公开揭示的任务大部分被赋予大众传播媒体。它们的任务就是向人们公开那些对规范的严重背离，如果这些社会规范还不普遍为人所知，就像在发展中社会里它们未必被人所知那样，那么媒体的部分任务就是宣传规范。”事实上，媒体公信力就是建立在自身所提倡的诚信机制和向社会所传播的道德规范上，诚信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价值。所以，媒体既是社会价值观念的传播者，也是社会价值观念的示范者。随着公众对媒体接触率的不断提高，社会价值观念从媒体渗透到公众意识形态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正因为敬之深，故责之也切。

另外，新闻自由还受到社会伦理和道德等方面的制约，必须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和承受限度。一些媒体对案件的报道，过分渲染其中凶杀、色情和破案的细节，这都不同程度地对社会利益造成了侵害，在这些方面，新闻自由也是应当受到一定限制的。

涉及公民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新闻自由要受到限制

新闻侵权致他人名誉受损，有三种情况：一是报道严重失实；二是有侮辱、诽谤他人的内容；三是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新闻失实会造成侵权，但是还有真实的新闻也会发生侵权问题，这就是宣扬他人隐私的新闻。虽然现行法律还没有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予以规定，但有关司法解释已把隐私纳入名誉权范围加以保护，宣扬他人隐私造成名誉损害，按侵害名誉权处理。所以绝不能说报道他人私生活就“没事”。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依法办事，确保监督的真实、合法，千万不可为制造“轰动效应”而随意炒作，揭露他人隐私，毁坏他人名誉。

中国语言文字表意多样而复杂，新闻工作者在下笔时，应该掌握遣词造句的分寸，不仅应合乎文法，更应合乎法律规范，比如“违法”和“犯罪”、“犯罪嫌疑人”和“罪犯”，这些法律专用名词都存在程度和性质上的不同，涉及被监督者的名誉和荣誉，报道时应慎而又慎，绝不可为畅一时之快而使用偏激语言；另外，在监督中也不能刻意挖苦讽刺，侮辱他人人格，侵犯他人权利，乱给人“扣帽子”。例如：“犯罪分子”、“案犯”之类的字样如果出现在法院定罪之前的报道中就有侵权之嫌，这样用，不仅起不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还容易导致新闻诉讼，甚至影响到领导机关的正确决策，对社会大众产生误导。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普遍形式的基础上，消除了金钱的制约作用后所获取的更大的一种精神交往权利。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张，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应充分利用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资本主义民主形式，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工人阶级政党内也必须发挥新闻自由的积极作用；在夺取政权后，对旧新闻出版业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利的利器。因此，一方面，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问题上，我们要对新闻自由作出必要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要在各个方面创造条件，使新闻自由切实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