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搭配的选择限制及其变异的修辞审美功能

【前言】语言搭配的选择限制及其变异的修辞审美功能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关于搭配的分类，见仁见智。韩礼德把同义、反义、上下义、互补、概括和重复等都归入搭配的类型（Halliday，1976）；本森（Benson）等人（1986）认为有语法和词汇搭配两大类；朱永生指出，搭配可以分为固定搭配（成语或习语）、常规搭配和创新性搭配（朱永生，1996）。...

摘 要：语言搭配不仅指一个语言单位与同一序列中其他语言单位之间的横向组合关系，还体现在纵向聚合关系的选择倾向上，是人们在不断的言语活动中习惯形成的词语之间的“相互期待”。语言运用中，关系项之间的搭配往往会受到语法规则、语义特征等方面的选择性限制；然而，语义或语法特征不相容的词项在同一组合结构中会形成搭配变异，通过特定的语言环境来更好地表达思想情感，以此获得新异、形象的表达美感功效。搭配变异是获得修辞效果的一种主要手段和理据来源，体现在隐喻、移就、通感、矛盾修饰以及轭式搭配等辞格的运用上，呈现出独特的修辞美学功能性特征。

关键词： 语言搭配 语法范畴 语义选择限制 搭配变异 修辞审美功能

一、关于语言搭配

索绪尔指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由所指（signified）与施指（signifier）构成，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arbitrary）；因此我们不能以零碎而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个体符号，必须从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中发现和分析其价值或在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Sausure，1999）。继而提出两种关系类型：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和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组合关系是构成连续性结构语言项之间的关系，在时间或空间上具有线状性（linear）特征；聚合关系则是处在语言结构中某一特定位置上语言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在同一上下文中处于相互排斥和对立的潜在（potential）关系。

弗斯（Firth）继承了索绪尔的观点，并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语境理论，将组合关系称为“结构”（structure），把聚合关系称为“系统”（system）；“结构”是语言成分的组合性排列，“系统”是一组聚合性单位在结构里一个位置上的替代。因此，结构是横向的，系统是纵向的；系统规定着语言成分出现的位置，语言中一个词与别的词习惯上的连用就是“搭配”（collocation）（Firth，1957）。“搭配”是人们在不断的言语活动中习惯形成的词语之间的“相互期待”（mutual expectancy）。

关于搭配的分类，见仁见智。韩礼德把同义、反义、上下义、互补、概括和重复等都归入搭配的类型（Halliday，1976）；本森（Benson）等人（1986）认为有语法和词汇搭配两大类；朱永生指出，搭配可以分为固定搭配（成语或习语）、常规搭配和创新性搭配（朱永生，1996）。某一搭配能否成立，首先必须满足语义的相容（semantic compatibility），但是搭配并不意味着词语组合的必然，而只是一种可能。实现这一可能性的是语境和语言使用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因此，与其说搭配是一种选择限制（selection restriction），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选择倾向（selection preference）。

二、搭配的选择性限制

与乔姆斯基提出的句法选择限制（selection restrictions）同理，搭配也有其限制条件（collocational restrictions）。搭配的限制条件包括搭配概念意义的相关性（如“Colou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中两个相邻的词无法形成合理的搭配）、搭配关联意义的兼容性（如“cow”不能跟“pass away”搭配）、词语搭配的规约性（如“rancid”不能跟“cheese”搭配，也不能跟“milk”搭配）等。下面主要就其语法和语义范畴的选择性限制进行讨论。

（一）搭配的语法范畴限制

将众多词语的共同属性进行归类的结果就形成了语法意义，因此语法意义的抽象程度高于词汇概念意义。既然语法意义是对词的性质的概括并反映搭配成分的关系意义，语法范畴就能对词语的搭配关系作出解释。语言学家从世界各种语言的语法意义中抽象出了众多的语法范畴，语言中的主要语法范畴有：性（gender）、数（number）、格（case）、人称（person）、时（tense）、体（aspect）、态（voice）等。关于语言中的各种语法范畴，多以有形态标记的综合语为对象作了专门论述（详见：Comrie，2005；Blake，2005；Corbett ，2005a；Corbett，2005b等）。

语法范畴的类别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因语言不同而分布各异。然而，只要某种语言存在一些语法范畴，它们就会按照该语言自身的内部体系一致性规律制约着句子的句法实现，并对其组合产生选择性限制。

1.搭配的数范畴限制

据Corbett（2005a），在有形态屈折变化的综合语言（synthetic language）里，不仅可以区分单数（singular）和复数（plural）形式及意义，许多小语种还区分普通形式（general）、双数（dual）、三数（trial）、多数（greater plural）等语法形式与意义。数范畴对搭配的限制是多方面的，首先反映出中心词和修饰语在形式上保持一致的问题；再次，数范畴还要求主、谓语在形式上的适配。数是客观存在的，但数范畴在语言中的确立是约定俗成的。比如法语规约了比英语更为严格的以数为基础的词语搭配关系，而汉语有限的形态标记在数范畴上几乎没有什么语法限制性。然而约定一旦生成，语言使用者就必须遵从这一社会规约。这就是所谓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与“名不正，言不顺”的道理。

2.搭配的格范畴限制

“格是一种标示从属词与中心语关系类别的系统”（Blake，2005），是“（某些语言中）表示句中名词短语功能的语法范畴”（Richards，2000）。作为重要的语法范畴，“它表示名词（或代词）与句中其他词语（主要是动词）之间的语法和语义关系”（章振邦，2003）。因此，格是标示名词性词组与动词构成句法语义关系时的形态手段，不同语言中格的形态数目也不尽相同。如：德语四个格，俄语六个格，芬兰语有十六个格（Hartman & Stoic，1981）。综合语中，格通常通过变格名词词尾（或零词尾）来标记，其作用就是反映在句子中的语义角色（semantic roles）：主格（nominative）在句中充当主语，扮演施事（agent）的语义角色；宾格（accusative）担任动词的宾语，扮演受事（patient）、结果等语义角色；生格（genitive）（属格）作为修饰语，是领属关系中的领；与格（dative）在结构中扮演接受者的语义角色等。

传统语法的格主要是针对带形态标记的语言提出的，但形态的格都有其语义理据。从搭配成分与动核（以动词为核心）的语义角色关系来看，“格位是指一个名词性成分在某个语法位置上所获得的一种语法属性；作为一种语法属性，名词词组所获得的格位不管是否以词形变化体现出来都是客观存在的。”（韩景泉，2001）。利用论元和动核的语义角色关系分析词语的搭配是适用于所有语言的标准，包括有形态变化和无形态变化的语言。汉语虽缺乏严格的形态标记，但语法上对格的研究可以遵循语序（word order）和语义相结合的标准。

格反映的是动词与名词之间的深层语义关系，而且分析型语言的格又必须通过语序才能得到外化，故代表格的语义结构应该能够向句型结构上映射。这就决定了并非所有符合形式标准的名词词组都能随意地进入主格和宾格的格位。某些核心句的词语搭配研究正是要寻找动词及其论元之间的组合原则并根据动词本身的概念意义和逻辑原则找到动名之间的搭配组织规律（冯奇，2007）。没有动词概念意义的深层表义功能就没有词语在表层句法结构上的组合搭配关系。

3.搭配的性范畴限制

语言的性范畴也同样遵从形式和语义标准。自然生理意义上的性是所有语言的共性。语法的性与生理的性有关，但不等同，前者的涵盖面远大于后者。因此语法的性是综合语的核心和普遍问题，涉及名词与名词修饰语搭配一致以及句子乃至语篇中的前指、后指一致等诸多方面。一些语言中名词与形容词除了必须分阳性、阴性外，还有中性。如俄语有三种性范畴，要用俄语表达“新”这个概念时，不能像汉语和英语那样仅用一个“新”或“new”就能解决问题。但凡保留性范畴的语言都至少区分阴性和阳性两个性范畴。印欧语系中的部分语言，如法语有两种性，要求修饰语与被修饰语在性范畴上保持一致，“cet”为阳性指示代词，“cette”为阴性指示代词。

Bloomfield（1933）指出：“看来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标准可以用来确定德语、法语或拉丁语中名词的性。” 这种性是社会约定的，并没有真正科学上的依据。语法上的性一旦确立，就会成为全民公认的语言事实和一种社会契约，不能随意更改。修饰语和被修饰语之间必须保持性范畴的一致，用属于阳性的词语修饰阴性词语或将属于阴性的修饰语与属于阳性的中心语组合搭配都会造成不合格搭配或搭配不当。

就汉语而言，性作为一种语法范畴，历来就没有形态标记。我们阅读古代名著时阴性代词都是“他”，而人称代词“她”也只是刘半农1926年才创用的，况且这种区分只属于文字拼写方面，并没有语音标记。尽管“五四”以后有人试图借用上海话中的“伊”来专指女性的“他”，但终因没有得到公认而夭折。因为性是以自然属性为基础的，所以汉语性范畴在搭配中的作用主要依靠词汇概念意义和修辞意义来实现。也就是说，中心名词和修饰语的一致性不是语法上的要求，而是语义上的要求。例如，“美丽”“丰满”等形容词属阴性修饰语，而“英俊”“潇洒”等形容词属阳性修饰语；替换它们之间的修饰关系违反的是语义规则，而不是句法规则。

4.搭配的人称范畴限制

如果说格范畴较好地说明了动词的语义能够制约名词在句中的语义角色，那么人称范畴中的主语是名词词组限制动词的最好例证。尽管英语和汉语都通用“人称/person”，但这一术语未必仅仅指人，人之外的很多事物也可以通用人称。多数语言都区分人称代词、物主代词、反身代词等；综合语中，代词的三种人称又起码有单数和复数形式，有些还更复杂。此外，人称还有主格、宾格、与格、属格之分。人称的一致性指代词的人称形式必须和它的先行词（anticedent）保持协调；就搭配而言，这有两个重要意义：首先，在同一句子或上下文中，代词与其先行词必须在人称上保持一致；否则，指称就不清晰，导致搭配不当。其二，语篇中发话人或作者必须保持人称的一致，采取的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语篇视角来叙事，必须前后一致。英语中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单数名词与动词的一致是人称范畴与搭配的典范。

（二）搭配的语义限制

上文主要从英语和汉语语法范畴的“数、性、格、人称”四个方面讨论了搭配的语法限制，然而“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搭配，有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除了在句法结构上要符合组合原则外，重要的是要受语义内容和逻辑范畴的制约。”（冯广艺，2004）

考虑到语言的搭配同时受到语法和语义的双重制约，许多学者（Benson，et.al，1986；王宗炎，1998等）通常将搭配分为两类：语法搭配（grammatical collocation）和词义搭配（lexical collocation）。 Chomsky（1965）在生成语法中也区分了两个重要概念：“语类选择”（CC-select）和“语义选择”（CS-select）。前者就形式而言，后者就词汇概念意义而言。后者对词语的合格组配提出选择限制（selection restriction）条件。合格的搭配是横向组合规则与纵向聚合规则同时作用的结果。

1.数范畴的语义限制

形式与意义密不可分，具体反映在搭配上则是一系列的一致性原则。语法意义不一定总能在形态上得到反映，尤其在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中其语法形式的作用更难体现。因此语义是所有语言的搭配标准，而形态只是部分语言的搭配标准。自然语言环境中，形式与意义发生冲突时，往往忽略形式而遵循意义决定搭配的原则。例如：

（1）The Analects is an important Chinese classic.

《论语》是中国重要的经典著作。

例（1）中“the Analects”是复数形式，谓语动词应该是“are”；但从整个句子所表达的意义上看，却被看作是一个整体，表示单数概念，谓语动词用“is”，形式与意义出现了对立。当常规的语法形式与特定的语法意义相冲突时，搭配往往遵循语义优先的原则。

类似以特定词汇意义为标准来选择主谓数量一致的搭配在现实语境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如：

（2）The Chinese are a hard-working people.

例（2）的搭配方式似乎存在一些矛盾，首先，“the Chinese”没有显性的复数形式，表面上导致主谓之间数量不一致的冲突；其次，“a people”明显使用了表示典型单数概念的不定冠词“a”，形态上导致了该词组与“The Chinese”及动词“are”之间数量不一致的搭配矛盾。但从语义角度来看，无论“the Chinese”还是“people”都是集体名词。前者表示统称的中国人，后者表示民族，集体本身就表示复数概念。这恰好是词汇语义蕴涵的结果，因此该句合理合法。

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客观现实与心理逻辑，因此符合逻辑事理是词语正常搭配的重要理据。通过语义蕴涵，可以分析出诸如“include， consist of， be made up of”等词语在语义上统与分的关系，从而得出它们对主语和宾语在数方面的要求。因此，无论形式怎样变化，语义始终是衡量搭配最基本的依据；形式搭配一致是表象，而语义搭配的一致则是实质。

2.性范畴的语义限制

汉语和英语的性在语法上的体现远不及有形态标记的语言（如法语、俄语）那么显著。汉语名词的性是以生理上的性为基础的，主要是通过加词缀（如：公鸡、母鸡、男孩、女孩、男朋友、女朋友）或语义蕴涵（如：丈夫、妻子、哥哥、妹妹、嫖客、、须眉、巾帼、皇帝、皇后）等方式来实现的，在组合搭配上的要求也都是在这些层面上进行的。因此，以生理上的性为词语搭配基础是语义的搭配原则，也是所有语言的共性。

英语的性范畴也是以生理为基础的，除了少数词语残留了一些阴性词尾标记（如“actress，waitress， tigress”），词语中性的形态标记主要通过主格、宾格及所有格代词的性范畴来体现，语义蕴涵同样也是英语的语言特点之一。词语搭配的语义基础可以从一些例子中得以证实：“The bachelor（单身汉）is his sister”是不合格的搭配；同样“That spinster（老处女）is his brother”也不合法。词语的性、数范畴等句子成分搭配进一步印证了语义对搭配的制约作用。

搭配的语义限制具有相当清晰度，在其他结构中也能得到充分体现。以定中结构为例：翻译界对杨必在翻译William Thackeray的《名利场》（Vanity Fair）中“a good Christian，a good parent，a good child，a good wife，a good husband”的翻译处理表示了极高认同。译者采用下义（subordinate）的具体描写词“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作为对等译文。这种译法是否忠实和对等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下义的描写词受到语义范围的选择性限制，它们在目的语中的组合搭配是通顺得体的；改变其组合方式有可能形成不合理搭配，如将上述搭配重新组合为“尽职的教徒、虔诚的父母、慈爱的儿女、孝顺的妻子、贤良的丈夫”就显得不那么和谐。

以上只是就搭配在数和性范畴的语义限制两方面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事实上，搭配的语法及语义限制涉及诸多方面，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作更多、更深入的讨论，但对于搭配的选择性限制由此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三、搭配变异的修辞审美功能

搭配可分为正常与非正常搭配。符合语法规则、语义关系、逻辑事理及言语习惯的搭配为正常搭配，反之则是非正常搭配。正常搭配还可以分出“自由搭配”（如“吃饭”）与“受限搭配”（如“吃食堂”）；非正常搭配可以分出“搭配变异”（collocational variation/deviance）与“搭配不当”。冯广艺（1997）提出衡量正常搭配的5项标准：语法词性标准、逻辑语义标准、约定俗成标准、共时特征标准、语体色彩标准，这只是对静态语言属性的总结，现实动态的语境中，这些标准都有可能被突破，但是突破是有条件的。为达到更好的修辞效果而突破常规才称得上是搭配变异，这也是我们需要充分讨论的。不起任何修辞作用的突破则属于搭配不当，只能给语言带来负担，是言语活动中必须尽量规避的。语言使用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遵守规约的体系性规则，另一方面又会逐步扩大词语使用范围，以表达言外之意；语言中的多义体系清晰地记载了词义在言语中的各种引申过程，其中就有语用修辞的作用。规范与创新反映了语言结构与建构的特征，它们是既矛盾又统一的集合体。下文将结合语用修辞的作用以及语言结构与建构的特点来具体讨论搭配变异的修辞审美功能。

（一）搭配变异与修辞

搭配变异是获得修辞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修辞自身的本质就是语言的更新与创造。因为任何形式的修辞都会受到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影响并贯穿始终，往往是违反常规的新的组合，不一定需要进入某种固定模式的搭配。

1.搭配变异与隐喻

隐喻（Metaphor）将某一事物当作另一事物来描摹，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发现其相似性，不用喻词，而是把比喻关系隐含在句中，以获得描述的具体性。语言使用过程中，利用词语搭配的变异，以获得隐喻的修辞效果，能给人留下耳目一新的印象。如：

（3）For vigorous growth，plant your money with us.

（4）I see in the street where strong men are digging bread.（e.e.Cummings）

例（3）是为Legal& General保险公司所做广告中的一句，该句利用搭配变异获得隐喻的修辞效果。按常规“plant”不能同“money ”搭配；但此句中“耕种”的概念域被映射到了“投资”的认知范畴；由此人们获得暗示：种植（plant）某种东西在此意味着收获，而且种下的是小小种子（投资少量的钱，即“money”），将来收获的却是丰硕的果实（丰厚的回报）。因此，“Investing as Farming”这一创造性的隐喻就构建了：人们最终相信，把钱投到Legal& General保险公司，就可以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例（4）是美国诗人卡明斯诗中的一句，“digging”可以与“ground”“field”或“hole”搭配，形成常规搭配；“digging bread”这一搭配略显怪异，是搭配变异，然而却在人们头脑中形象地构建一幅具体而又新奇的画面：一群粗壮的男人像在地里挖土豆（人们生存的食物）般在大街上挖面包；这使读者联想到在大街上忙忙碌碌的人们无非是为了生存，为了挣得面包，于是在生存与挖面包之间的比喻得以构建。

2.搭配变异与移就

移就（Transferred Epithet），也可称为转移修饰，指描述甲事物特性的修饰语被转移去描写不具有这种特性的乙事物；通常将表现人物思想、行为、属性的词语移用于表现事物。事实上，移就是一种语义嫁接，能让人产生联想，达到情景交融，耐人寻味的修辞效果。如：

（5）… even as I enjoy the clean voluptuousness of the warm breeze on my skin and the cool support of the water.（V.Sackville-West：No Signposts in the Sea）

（6）… and the sky a tender palette of pink and blue …（ibid）

（7）Darrow had whispered throwing a reassuring arm around my shoulder.（John Scopes：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

例（5）中，“clean”和“cool”本应分别修饰具体事物“breeze”和“water”，但移用于修饰抽象名词“voluptuousness”和“support”，用来表示作者享受的是一种纯洁、健康、灵魂净化之欢乐与惬意。例（6）中的“tender”本应用来修饰颜色“pink and blue”，此处移用来修饰“palette”（调色盘）。例（7）中的“reassuring”常用来修饰人，这里被转移用来修饰“arm”，表达的是达罗“搂住我的肩膀低声安慰”这一方式。由此可见，搭配变异使句子表达生动别致，令人回味无穷。如：

（8）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浓黑”本来是用以描写颜色，这里鲁迅先生却用它描写自己的心情，表达了作者心里极度的悲凉与痛楚。

（9）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鲁迅《祝福》）

“无聊”本指作者当时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心情，这里用来描写没有感彩的“书房”，寓情于物、情景并茂。

3.搭配变异与通感

通感（Synaesthesia）意为“共同感到”（perceiving together）。钱钟书在论通感时曾指出：“……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通感和移就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涉及修饰语的转换，但通感的范围更小，只涉及“视、听、嗅、触、味”等五种感官的相互贯通或移植，可视为移就的一个特例。如：

（10）He gave me a sour look.

（11）Stephen，still trembling at his soul’s cry，heard warm running sunlight and in the air behind him friendly words.

例（10）中的“sour”本来是一味觉描述修饰语，现用来修饰视觉名词“look”，看似不合常规，实则将视觉与味觉贯通相连，从而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特定情景下的心理感受。例（11）也是通感修辞的典型妙句，“heard warm running sunlight”描写倾泻而下的阳光似乎在流动，给人掷地有声的感觉。又如：

（12）在微微摇摆的红绿灯球底下，颤着酽酽的歌喉。（朱自清《威尼斯》）

“酽酽”本来是形容茶等饮品味道的浓厚、香醇，此处用来描写歌声；歌喉只有听觉才能感知，只有大小之别，而无浓淡之分，正是由于通感的妙用，将两个不能搭配的词语却异常的组配在一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传达了修辞的审美功效。

4.搭配变异与矛盾修饰

矛盾修饰（oxyomoron），意为“突出的荒谬”（pointedly foolish），实际上是反义现象的灵活运用。将语义上相互冲突的两个反义词项搭配，构成词面上的矛盾，看似离奇不合常规，但仔细揣摩又觉意味深长、富含哲理，起到一种言简意赅、妙趣横生、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修辞效果。如：

（13）“That damned infidel，”a woman whispered loudly as he finished his address.（John Scopes： 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

（14）Dudley Field Malene called my conviction a “victorious defeat.”（ibid）

例（13）中“whispered loudly”体现了那位妇女低声嘟囔却又想让别人听到她说话的微妙心理。例（14）“victorious ”和“defeat”词义相反，表明主人公在轰动美国的“猿猴审判案”中，表面上看似输了，实际却是赢家。因为这次审判，不但宣传了进化论思想，还对“上帝创造了人”这一宗教信条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又如：

（15）为了忘却的纪念。

（16）凤姐――她利用贾府那优越的社会地位使银子到手而不顾后果的行为，表明她不过是一个聪明的蠢货。

逻辑上看，“忘却”与“纪念”语义矛盾，“聪明”和“蠢货”词义上也互不相容，前面的词语本身就否定了后面的词语，不能形成修饰与被修饰关系；然而正是这种不合逻辑、看似自相矛盾的搭配变异构成了警策的语言，让人回味无穷。

5.搭配变异与轭式搭配

轭式搭配（Zeugma）意为“轭连”（yoking），是以一个词（强制性地）把另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语连接在一起，与该词相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搭配词语中只有一个是符合语言常规的，其余的词与该词的搭配是偏离常规的，有违常理。在实际语境中，巧妙地借助前一词语的常规搭配，顺势套用到后者上，使偏离常规的搭配暂时在语法和逻辑上得以成立，获得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效果。如：

（17）She opened the door and her heart to the homeless boy.

（18）At noon Mrs.Turpin would get out of bed and humor，put on Kimono，airs，and the water to boil for coffee.（O’Henry）

例（17）中的“opened the door”是常规搭配，“opened her heart”的搭配不合常理，但在前一语境下顺势说出，显得形象生动。例（18）中的“get out of bed”属常规搭配，但“get out of humor”的搭配不合情理；同样“put on Kimono”是常规搭配，“put on airs”是习语，但“put on water”在逻辑上不通，是搭配变异。变异的搭配利用常规搭配或习语顺势说出，整个话语就可理解，显得有趣而生动。又如：

（19）滚圆的月亮，滚圆的诱惑，滚圆的温馨，滚圆的欢乐。不到寺门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直渗进人的心肺。这是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朱砂，一树一树的，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诗。（杨朔《茶花赋》）

修饰“月亮”的形容词“滚圆”充当“拈词”（汉语通常称轭式搭配为“拈连”），构成了“滚圆的诱惑，滚圆的温馨，滚圆的欢乐”的超常修饰。“诱惑”“温馨”“欢乐”都是抽象的事物，本没有“滚圆”这一视觉形象；“诗”本应与量词“首”搭配，但作者“拈”上“一树梅花”的数量词“一树”，与“诗”相连，所有这些都形成了一种变异搭配，给人印象深刻，获得了一种绝妙的修辞审美效果。

（二）搭配变异的修辞审美功能

上文简述了搭配变异产生的几种修辞方式，而这些只是诸多修辞手段中的代表，它们体现出了语言运用的变异之美、搭配变异也因此具有独特的修辞美学功能。

1.搭配变异突显的变幻美

对于常规搭配而言，搭配变异是一种变化与突显，因而具有形式上的变幻美。唐代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说：“夫为物朝夕所见，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平常的事物往往容易构成审美疲劳，不能形成有效刺激，也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与重视。但搭配变异是异化、偏离常规的语言组合，因而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具有“惊人”的艺术魅力，这与认知语言学的突显理论（salience）一脉相承。

2.搭配变异的意蕴美

搭配变异是超乎常规思维的结果，反映了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思想，是其自身生理、心理、情感多重信息集中处理的结果。这种特异的重组，充分显示了词语组合变异的多维张力，蕴含丰富的审美信息，一旦渗入味觉表象“（a）sour（look）”和“酽酽的（歌喉）”，就能激发人们无限的审美联想，在想象中获得丰富的美感体验。

3.搭配变异朦胧的诗情美

就科学而言，朦胧是一种缺憾，但对于文学语言则是一门艺术。搭配变异往往把不同范畴、不同语法或语义冲突的词语组配在一起，产生朦胧的意象，建构了一个无法与现实对应的虚无世界，给人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朦胧审美感受。“victorious defeat”“a sour look”“酽酽的歌喉”“浓黑的悲哀”“滚圆的诱惑”以及“一树诗”等都是无法进行逻辑推理的，也是现实世界中虚无缥缈的事物。但正因如此，才能表达独特的内涵，赋予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诗情美感。

4.搭配变异的意象美

搭配变异往往用形象的辞藻予无形以有形、无生以有生，将自然之物着上炫丽的色彩，并赋予人类的情感，达到呼之欲出的心理情感体验。如“悲凉”表达的是无形的情思、抽象的概念，如果孤立地入句，只能传达某种情感意念，而不能产生形象思维所赋予的表象。用“浓黑”形容“悲凉”，这一变异的组合搭配，抽象的事物便具有了形象色彩，巧妙地表达了作者对罪恶人间的悲愤情感。搭配变异还能给某物以它物的可感意象，由于语义的浸染，“歌喉”有了“酽酽”的浓味；“一匹狼”使得凶狠的“狼”也变成了温顺的骏马，彪悍而可爱。

5.搭配变异隽永的幽默感

搭配变异标新立异、发人深省。表面上，其组合搭配自相矛盾，显得荒谬可笑，实则幽默隽永，在不经意的微笑中蕴含深刻的哲理。“为了忘却的纪念”并不是为了忘却而纪念；“victorious defeat ”看似输了，实际上却是赢了。读完文章才能深刻领会两相冲突而又交相辉映所要表达的深刻内涵。

四、结语

语言的搭配是客观的存在，选择限制是人们在语言使用中形成的习惯与规范，是约定俗成的；搭配既受语法规则的限制，又受语义特征的制约。搭配变异是语言实践活动中常见的语言变异现象，常规的词语搭配用久了，就会失去新鲜感。为了获得新鲜、形象的表达效果，人们在语言实践中常常利用偏离语言常规的方式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从而使语言表现出强大的活力，这就是搭配变异频繁产生的动因。变异搭配其实是一种搭配上的美，不仅立意新颖，着墨经济，还具有极其重要的审美价值，进而增强对语言代码理性信息之外的美学信息、风格信息等的传输和接收效果，并可实现其他表达方式达不到的特殊修辞审美效果。

（该文获2013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语言搭配的选择限制及其变异的修辞审美功能”[项目编号：13y037]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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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佑文 李秦 湖北武汉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43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