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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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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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语言；变化；翻译；音译；意译
一、概说
人类创造语言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语言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进行人际沟通，传播人类文明与进步，传承科学创造与发明。其实语言本身也是一门科学。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目前世界尚存的2000多种语言中。汉语的使用人口最多，英语的影响面最大，实属世界上最活的两种语言。究其发展规律。人们不难发现：语言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求生存，在变化中才能求发展。
作为与语言文字密切相关的翻译，也难免要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只有这样，翻译工作才能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
二、语言的变化
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面仅以英汉两种语言为例，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说明。
1、时事政治引起的变化
时事政治引起的语言变化频率最高。速度最快。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每一次有影响的政治事件。都会导致一些新词汇的出现。比如1815年，拿破仑军队在比利时城镇滑铁卢遭到惨败，于是英语就出现了短语“meetone''''sWaterloo”，用来比喻遭到惨败或受到致命打击。所以当我们今天说：
Ifyoudon''''ttakemyadvice，youwillmeetyourWaterloo，
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你会全军覆没的。
再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大肆屠杀犹太人。到处发动侵略战争，妄图独霸全球。于是英语中就出现了Nazi(纳粹)、Gestapo(盖世太保)、fascist(法西斯)等与二战有关的字眼。到了冷战时期，theColdWar(冷战)、nuclearthreats(核威胁)、nucleararmament(核军备)、twosuperpowers(两个超级大国)等词语频频出现。到了八十年代末，美国出与自身利益的考虑，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实施了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于是便有了theGulfcrisis(海湾危机)。后来又出现了Kosovocrisis(科索沃危机)。近几年美国一直坚持其NMD(NationalMissileDefenseSystem国家导弹防御系统)，2001年美国遭受了September11Attacks(9.11袭击)，美国总统布什在发表首次国情咨文时提出theAxisofEvil(邪恶轴心)的论调。
汉语的情况也不例外。五、六十年代。人们经常喊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DownwiththeUSimperialism，)，用“”(thePeople''''sCommunes)、“”(theGreatLeap)、“三面红旗”(theThreeRedBanners)等字眼。到了，又有了“无产阶级”(theGreatProletarianCulturalRevolution)、“红卫兵”(theRedGuards)、“大字报”(dazibao或bigcharacterposter)。还有后来的“”(theGangofFour)。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便出现了“改革”(reform)、“开放”(openingup)、“四个现代化”(theFourModernizations)。现在又有了“三个代表”(threerepresenting，[未加补译])、“一国两制”(onecountry，twosystems)、“全球化”(globalization)、等等。近年来我们中国要“和平崛起”(peacefulrising)或“和平发展”(peacefuldevelopment)就要建立“和谐社会”(harmonioussociety)乃至“和谐世界”(harmoniousworld)。这类词汇无不含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充分反映了时事政治的变化。但它们的特点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许多政治性词汇随着时代的变迁或政治事件的结束，也逐渐淡出甚至销声匿迹。当然。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新政治事件的出现。又会涌现出新的词汇。
2、经济变革引起的变化
经济作为社会的命脉，在语言的发展中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模式会不断变更，新的经济现象不断涌现，这就需要人们不断更新语言。来表达这类新经济。比如原来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称peasant。farmer的意思是“农场主”，而现在更多地则用farmer。相比之下，peasant从事的是小规模、初级的农业生产，而现在的farmer们则从事的是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生产。再如，mill指工厂时，指过去的手工作坊，现在除纺织业、造纸业以及面粉厂继续延用mill外。更多地则用factory、plant、works、甚至manufactory。而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heavyindustry、lightindustry、insuranceindustry、serviceindustry；经济又分为marketeconomy、plannedeconomyindividualeconomy，collectiveeconomy、stateeconomy；经济领域中的stockmarket、stockcompany、corporation、multinationalcorporation、GNP、GDP、OPEC、APEC、WTO，还有代替了theEuropeanEconomicCommunity的EuropeanUnion，以及取代了法国franc、德国mark、意大利lira等12国货币的Eurodollar。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的语言变化。如“三资企业”(enterprisesinthreeformsofventures，[补译太长，故未引用])、“经济特区”(specialeconomiczone)、“高新技术开发区”(hi-teehdevelopmentzone)、“西部大开发”(thegreatdevelopmentofwesternChina)、“厂长负责制”(systemofoverallleadershipbvthefactorydirector)、“任期目标管理制”(managementbvobiectivesduringtermofservice)、“满负荷工作法”(full-loadworkmethod)，等等。相信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会有更多更新的经济类词语出现。
3、文化、生活引起的变化
文化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生活体现了文化的发展。文化和生活的变革同样会带来语言的变化。在唐朝。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选派高僧玄装跋山涉水。留学印度数十载。取回并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引入了佛教文化，并将其在中国发扬光大，形成不同的佛教派别(如藏传佛教)，并东渡日本，对日本的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佛教才吸引了众多的善男信女。顶礼膜拜，也正因为佛教的输入，汉语言中才有了“释加牟尼”、“如来佛”、“舍利子”、“观音菩萨”、“阎王”、“魔鬼”、“阿弥陀佛”等佛门用语。同时，沿着古丝绸之路。伊斯兰文化也传人中国。还有景教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基督文化。于是汉语中就有了“天国”、“地狱”、“上帝”、“教堂”。后来又有了“幽默”、“浪漫”、“歌剧”、“钢琴”、“吉他”、“号”、“交响乐”等词语。
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走出国门。输往国外。比如中国的宗教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也被外国所接受。于是英语中就有了Confucianism、Taoism、teaparty、teatime、silk、china、Chinesefood、chopsticks、chopsuey(炒杂碎)、qipao等词汇。
文化的变化必然引起生活的变化，这一点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尤为突出。在中国，现在过ChristmasDay、Fool''''sDay、Valentine''''sDay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见面hug。告别kiss或说bye-bve的人比比皆是，许多人身着suit。脖子系着tie。一派gentleman风度。逢年过节寄张postcard，看望亲朋好友送束flower，购物用creditcard，饿了吃KFC或Macdonald。渴了喝coffee、Coca-Cola、Sprite，出门不坐bus，要搭(打)taxi，病了不说“看病”，却说seeadoctor。想娱乐可跳disco、唱karaoke。再想刺激点还可跳bungee。这方面老外也不示弱，讲putonghua、唱jingju、练gongfu、包jiaozi、吃chowmein(炒面)、玩mahjong、穿qipao的老外也逐渐多了起来。
4、科技发展引起的变化
二十世纪科技发展迅猛。二十一世纪知识、信息“大爆炸”，它们给语言带来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上世纪和本世纪初，我们先后有了雷达(radar)、激光(laser)、原子弹(atombomb)、核武器(nuclearweapons)、航天飞机(spaceshuttle)、导弹(missile)、潜艇(submarine)、飞机(plane)、麦克风(microphone)、录音机(recorder)、复印机(copyingmachine)、摩托(motor)、引擎(engine)、电报(telegram)、电话(telephone)、计算机(computer)、网络(network)、因特网(Internet)、电子邮件(E-mail)、克隆(clone)、纳米、(nanometer)、信息技术(IT)、黑客(hacker)、博客(blog)、Vista(微软开发的最新操作系统，目前尚无正式译法)，等等。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其发展速度之快就连最新的词典也应接不暇。面对大量蜂拥而至的科技新词汇，就连翻译工作者有时也不得不原封不动地照搬，难怪许多文章中经常会夹杂一些英文字母、单词、或缩略语。
三、翻译的变化
翻译是两种语言进行交际的媒介。如果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没有马列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翻译就没有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正是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通过翻译，把马列主义介绍给了中国人民。唤醒了广大的劳苦大众，从而产生了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才有了今天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而面对当今不断进步的社会和飞速发展的科技。翻译依然承载着“丰富人类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国家”的重任。
翻译是互动的，就英汉两种语言来说分为英译汉和汉译英。对语言中出现的新东西、新变化。有些人主张直译(包括音译和移译，也称零翻译或不译)，有些主张意译。还有些主张音意兼译。但无论直译、意译还是音意兼译，其翻译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此时是直译。彼时也许成了意译，因此翻译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语言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自己。
1、音译变意译
音译是翻译最简捷的手法。在大量外来语涌入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不懂或不完全懂它们的意思。所以只好囫囵吞枣，先音译过来。然后再逐渐地去理解。最后改成意译或音意兼译。例如granllilar先音译为“葛朗玛”，现意译为“语法”；proletarian和bourgeoisie先音译为“普罗列塔利亚”和“布尔乔亚”，后意译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socialism最早被音译为“索昔阿利司”或意译为“安民新学”“养民学”，后由梁启超把日语音译的“社会主义”移植过来。才有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再比如laser先译为“莱塞”，后译为“激光”；telephone先译为“德律风”，后译成“电话”；democracy和science先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后意译为“民主”和“科学”；penicillin先音译为“盘尼西林”，后意译为“青霉素”；engine先音译为“引擎”，后意译为“发动机”；antitrust先音意兼译为“反托拉斯”。后意译为“反垄断”。
2、意译变音译
有些词汇意译起来较长或容易引起误解，所以逐渐又改成音译。如英语的party。以前经常译成“会”或“聚会”，但英语中的party太多，有eveningparty、teaparty、birthdayparty、Christmaspartylcocktailparty、coming-outparty、dinnerparty，farewellparty、gardenparty、going-awayparty，NewYear''''sEveparty、singlesparty、surpriseparty，等等。汉语的“聚会”的确难以应付如此之多的party。况且汉语“聚会”又有聚众闹事之嫌，所以有时将其音译为“派对”。再如show的意思是“表演”“演出”，makeashow过去经常译成“进行表演”。现在经常把show译作“秀”，makeashow译成“作秀”。而且还引申出“脱口秀”“时装秀”等词。再比如clone的意思是“无性繁殖”。现在直接音译为“克隆”；internet一开始译为“国际互联网”，现音意兼译为“因特网”；E-mail译作“电子邮件”，现在有人译成“伊妹儿”；modem意译为“调制解调器”。现被电脑爱好者音译成“猫”；bye-bye过去译成“再见”，现在音译成“拜拜”；fans过去译作“……谜”。现在译成“粉丝”；office过去是“办公室”，现在有人译作“奥菲司”；partner过去是“搭档”、“合伙人”。现在是“拍档”。
在将汉语中某些特有的东西译成英语时也存在类似现象。如早先把“饺子”译成dumpling，dumpling的英文解释为smallroundmass0fdoughsteamedorboiledwithmeatandvegetablesinside，即“里面包着肉和菜的面团”。但中餐中包馅的食品种类太多了，所以干脆把它们分别译为baozi、iiaozi、wonton、tang''''yuan；“白酒”先译成alcohol，alcohol含有“酒精”的意思，容易把白酒和工业用酒精混淆起来，所以音译成baijiu；早先把“武术”译为Chineseboxing，但英语boxing的意思是“拳击”，中国的武术和拳击还不太一样。而且种类较多，后来又译为martialarts，似乎还不够准确。所以现在直接音译为gongfu、wushu、qigong、tajjiquan；过去把“豆腐”通常译为beancurd，因为豆腐由中国传往世界各地，而且在国外颇受欢迎，家喻户晓，所以现在英语就有了toufu这样的词汇：把tabletennis改成ping-pong，mandarin改成putonghua均属于这一类。
3、音译意译并存
如上所述。在外来语的翻译过程中，有些从音译改为意译，有些从意译改为音译。有些改译后就舍弃了原先的译法。有些改译后仍保留先前的译法，有些音译和意译可以无条件互换，有些音译和意译在特定条件下不能互换。如motor音译为“摩托”、“马达”。意译为“发动机”：microphone音译为“麦克风”，意译为“扩音器”、“微音器”、“话筒”；bus音译为“巴士”。意译为“公共汽车”；party音译为“派对”。意译为“聚会”。它们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互换。不会产生歧义。但有些词，互换它们的音译和意译会产生歧义或讲不通。如model音译为“模特儿”，音意兼译为“模型”。但人们通常说“时装模特儿”、“人体模特儿”。如果说“时装模型”或“人体模型”。就会产生歧义；反之，人们通常说“塑料模型”、“铸造模型”，一般不说“塑料模特儿”或“铸造模特儿”。再如modern音译为“摩登”。意译为“现代的”，我们可以说“摩登时代”、“摩登女郎”，但不说“摩登科技”、“摩登社会”，更不能把“四个现代化”说成“四个摩登化”。
4、移译
移译是把源语中的词原封不动地搬到目的语中，即不译或零翻译。例如日常生活中见到的VCD、DVD、CT、CPU、CDMA、BBC、VOA、GND、GDP、WTO、OPEC、APEC、UN、PK、DNA、SARS等均属于这一类，还有夹杂在文章中间的英语单词甚至句子。尤其是现代计算机和信息类科学书籍和文章。几乎是中英文参半。移译的优点是最精确地保留了源语的全部含义，但缺点是刚开始会增加阅读困难，使不熟悉英语的读者无法理解。所以在移译的初始阶段。应附上必要的汉语释义。待大多数人熟悉其含义后，方可放心使用。就像现在再没有多少人为不懂WTO、TV而苦恼一样。而且有些词汇在经过一段移译之后，又会变为音译或意译。如过去人们一直用Windows95、Windows98、Windows2000。现在有人将Windows译作“视窗”。
5、时间与空间引起的翻译变化
语言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翻译研究中西文化思维差异
如果说翻译学较其他学科而言，还属于一个年轻的学科，那么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集合：西方人的表达是：Wewillmeetatthecourtyardgateat7O''''clocktomorrowmorninginordertovisitour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的过程。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单纯评价译品的优劣高下，而是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对象，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使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翻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需要长期下苦功夫才能真正学到手。译者的翻译能力的形成不能单靠学习理论知识、强化技巧训练，而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双语功底及大量的翻译实践。
语言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阅读教学中的语言文字训练，要赁凭借一篇篇课文进行。但训练不可能也不需要涉及课文中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也不可能对一段落都不同样的功夫。这就需要确定一篇课文的训练点。训练点的确定，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大纲”对该年级语言文字训练的要求；二是学生语文水平实际状况；三是课文本身的重点、难点、特点。
二、要明确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
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应该是一个理解语言文字和理解内容相统五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阶段构成：第一阶段是借助语言文字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
第二阶段是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体会课文的思想内容是怎样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
这个过程的出发是语言文字，落实点仍是语言文字。目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只完成第一阶段，缺少第二阶段。学生学习一篇课文仅仅知道这篇课文讲的是什么，至于课文的语言字却不甚了了。这从阅读教学的角度看，可以说没有完成任务。现在提出加强语言文字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因此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基本途径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借助语言文字理解思想内容，再通过阅读及其它训练手段指导学生体会思想内容是怎样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
三、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1、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
阅读教学中的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教育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统一起来。思想教育要在语言文字训练过程中渗透，语言文字训练不能脱离课文的思想内容孤立进行。某一个词用得好，某一段写得好，就是说它是此时此地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要表达的内容。离开特定的思想内容，是根本无法讲清语言形式的。
2、语言文字训练与语文知识传授的关系。
阅读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阅读能力，不是传授语文知识。这一点，教学大纲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培养阅读能力的基本途径是进行严格的语言文字训练。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指导学生学习必要的语文知识，并通过练习使知识转化为技能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经过实践检验，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一些学习方法。必要的语文知识传授包含在语言文字训练之中。
3、语言文字训练中“训”和“练”的关系。
“训”，主要是教师的活动，包括设计、启发、指导、示范和必要的讲解等。“练”，主要是学生的活动，包括听说读写等。“训”的目的是指导“练”，使学生会练、练好。离开练，“训”、“练”结合，以练不主的观念。“练”，主要是指课堂上的练。
语言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互文性”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法国文论家J.Kristeva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她认为每个文本的外形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每个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这样每一个文本都可以看作是“互文”。GeraldPrince在《叙事学词典》中给“互文性”的定义是“一个特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互文性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批评，它同样适用于非文学文本的研究如广告语篇等。
模因(meme)这一概念源于英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动物学家RichardDawkins于1976年出版的TheSelfishGene《自私的基因》这本畅销书中。“模因”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定义为:文化的基木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Blackmore2002)。也就是说任何能够通过“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并得以传播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模因。模因作为人脑里的信息单位，是存在于人脑中的一个复制因子，模因可以是单个模因或者模因复合体。模因可以分为模因的基因型(genotype)和模因的表现型(phenotype)前者指信息内容的自我复制和传播，后者指信息的形式被赋予了不同内容而得到复制和传播。
由此可见，互文性与模因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个语篇通过引用、仿拟、拼贴等各种互文手段将外部语篇融入自身。互文性强调语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指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间自然离不开模因的相互拷贝和模仿。语篇生成过程中模因的相互模仿和传递，使当前语篇与之前的或其后的语篇相联系从而形成互文。因此有必要从模因论角度对包括广告在内的各种语篇中的互文关系进行分析。
2语篇分析
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篇，与语言系统和文化社会系统息息相关，互文性特征显而易见，而模因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传播途径主要可以分为引用、用典和仿拟。下面结合一些广告实例进行分析。
2.1引用
（1）金鸡独立。（金鸡牌鞋油）
这个鞋油的广告引用“金鸡独立”这一成语，用心可谓巧妙之极。一方面运用了成语的原意，说明改鞋油在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质量很好；另一方面，成语中的“金鸡”又正好与产品的名称相符，一语双关。又如：
（2）一毛不拔。（牙刷）
这个成语在这里并不是使用它的常用意义，即指人非常小气，而是契合产品的特性，表明牙刷的质量非常好，非常牢固，不会掉毛。
（3）每逢佳节倍思亲。（月饼广告）
唐代诗人王维写有《七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每逢佳节倍思亲”后来一直成为怀念亲人的千古名句，商家在销售中秋月饼时，运用这句诗来招揽顾客，的确是很能打动人心。
2.2用典
运用典故就是在广告中复制源于历史故事、经典作品、民间传说、圣经、神话等等的人物、事件、情节等的模因。例如：
（1）有了BOL，取经不必上西天。（BOL网站）
这是BOL网站的宣传广告，它所引用的典故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唐僧师徒历尽千辛万苦，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本广告以唐僧取经的故事作为背景，来衬托通过访问BOL网站获取信息的方便。
（2）三碗不过岗。（酒）
这是山东井阳岗酒店的广告，出自另一部名著《水浒传》。该酒店以退为进，采用警告的方式，诱发人们的消费愿望，起到了很好的吸引作用。
2.3仿拟
（1）此时无霜胜有霜。(日本某电冰箱广告)
这是仿拟古诗，即对白居易《琵琶行》中“此时无声胜有声”诗句的仿拟，把“声”改为“霜”，虽一字之改，却赋予了新意，说明这种电冰箱比有霜的冰霜更好。仿拟后的句子，与原句形式一样，但语义却大不同。
（2）特别的美属于特别的你。（某化妆品广告）
这则广告是以流行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为蓝本仿拟出来的。它把“爱”改为“美”，把“给”改为“属于”是相当确切而巧妙地，因为化妆品的美容效果从“美”字中得到突出体现，从而使广告文案主题得到了强调，并受到消费者关注。
（3）书山有路勤读为径，学海无涯报作舟。（中华读书报）
这是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仿拟。前后各改一个字，仍保持对仗形式。新句与原句在形式上紧密相连，但对新句句义的理解，只要同原句对照才见其幽默、风趣的格调。
（4）默默无“蚊”的奉献。（灭蚊器广告）
这是“华力”灭蚊器的广告词。灭蚊器当然要在“灭蚊”上做文章。“无蚊”谐音“无闻”，使人联想到“默默无闻”。既刻画了“华力”灭蚊器内在的品质和潜在的作用，又描绘了静态的功能和奉献谐音双关，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有些广告不仅是对词句的仿拟而是通过一种文体来传达主题，例如：
（5）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浪漫。这个特别日子，期待他的表示。透心凉，感觉这样清爽。自信写在脸上，思绪完全晶亮。
这则广告是上海李奥·贝纳广告有限公司为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制作的雪碧广告。本广告采用了歌曲的形式表达广告内容。这种类型广告容易引起消费者共鸣，还可以利用歌曲来增强记忆效果。国内外许多名牌产品，都巧妙地利用这种方式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广告语篇中的模因通过引用、用典、仿拟等途径与原有语篇构成互文本，说明应用模因论可对包括广告在内的各种语篇尤其是语篇互文性进行分析。广告制作者在设计广告语时借助或依附于成语、谚语、俗语、名言、诗词名句等创造出强势模因，将使广告语具有自我传播的效应能够大大增强广告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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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宁人，张为力.广告妙语大观.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6]王斌.密母与翻译[J].外语研究，2004，(3).
【摘要】模因（meme）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一种新理论，互文性理论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文本理论。本文以模因论为基础，研究互文性在广告中的表现形式和语篇功能，旨在进一步阐明互文现象的产生源于模因的传递。
语言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儿歌语言;均衡美;修辞手法;文化渊源
均衡，是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培根说：“绝妙的美都显示出奇异的均衡关系”。海森堡说：“美是各种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固有的和谐”[1]。均衡为美是中国人一种极其普遍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追求，正如刘勰所说:“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在右服发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踸踔而已。”[2]儿歌语言也尽显均衡之美，笔者试加分析并探究其文化渊源。
一、儿歌语言体现的均衡
儿歌语言的均衡美主要表现在辞格的运用方面。根据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体现语言的均衡美的主要修辞手法有对偶、对照、排比、顶真、回环。这些修辞手法在儿歌语言中随处可见。
(一)对偶
修辞学家陈炯指出:“倘从文化语言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对偶,这种汉语中独有形态的辞格，汉文化中的珍品,最富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历来为汉族人民所喜闻乐见,广泛运用。”[3]事实的确如此。而这种最具“中国特色”的辞格,其特点就是句子成队、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意义相关。像“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都是对偶名句。当然，儿歌的对偶不像古诗对仗那么讲究“工对”，连词性、平仄、韵部都务求规整统一，而是多用更为自由灵活的“宽对”,彼此只求“大概对应”即可。从上下联意义上的联系来看,其对偶可分为三种:一是正对。这是儿歌对偶形式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其上下联意义相近,内容互补,彼此往往从两个角度、两个侧面说明同一个事理或抒发同一种感情。如（1）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呀，星星多，不如我们草原的羊儿多；天边漂浮的云彩白呀，云彩白，不如我们草原的羊绒白……——《草原赞歌》
（2）两个小娃娃呀正在打电话呀，“喂喂喂，你在做什么？”
“哎哎哎，我在学唱歌。”……——《打电话》
（1）句抒发了草原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无比赞美之情；（2）句凸现了小娃娃的快乐活泼。由于对偶辞格上下两句之间字数相等,意义关联,轻重得当,其均衡对称之美一目了然。
(二)对照
“对照”就是把两个对立的事物或一个事物的两个对立的方面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对偶是形式方面的对称和均衡，对照是内容方面的对称和均衡。如（3）“小槐树，结樱桃，杨柳树上结辣椒，吹着鼓，打着号，抬着大车拉着轿。蚊子踢死驴，蚂蚁踩塌桥，木头沉了底，石头水上漂。小鸡叼个饿老雕，小老鼠拉个大狸猫，你说好笑不好笑。”——《小槐树》
这类儿歌幽默诙谐，可使儿童轻松愉快，也可训练儿童辨别事物的能力。
(三)顶真
用上句结尾的词语做下句的起头，使邻近的句子首尾蝉联、上递下接的辞格,就是“顶真”,也称“联珠”。如（4）“野牵牛，爬高楼；高楼高，爬树梢；树梢长，爬东墙；东墙滑，爬篱笆；篱笆细，不敢爬；躺在地上吹喇叭”——《野牵牛》
（5）“小调皮，做习题。习题难，画小雁；小雁飞，画乌龟；乌龟爬，画小马；小马跑，画小猫，小猫叫，吓一跳。”——《做习题》
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凡运用顶真手法的句子,不仅上下相连,语意贯通，而且彼此也都大体字数相等，结构相同，因而也呈现出一种均衡对称之美。
(四)回环
回环就是重复前一句的结尾部分，作为后一句的开头部分，又回过头来用前一句开头部分作后一句结尾部分。其特点是前后词语、句式相同而语序不同,彼此意思也各异。当然，儿歌的回环,彼此之间只要“大体相同”即可，不必字词全同。如“骆驼驮着货，货用骆驼驮。”（《夸骆驼》）就是以回环形式，用以赞扬骆驼的吃苦耐劳精神。
（五）排比
就是把三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意义相关、语气一致的词组或句子排列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如“什么好？公鸡好，公鸡喔喔起得早。什么好？小鸭好，小鸭呷呷爱洗澡。什么好？小羊好，小羊细细吃青草。什么好？小兔好，小兔玩耍不吵闹。”（《什么好》）就是以排比问答的形式启迪儿童的心智，唤起儿童对各种事物的注意，帮助儿童认识理解周围的世界。二、儿歌语言均衡美的文化渊源
为什么儿歌创作者喜欢运用对偶、顶真、回环、排比等这些富有整饬均衡之美的辞格？我以为,根本原因在于由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固有特征所衍生出来的文化心态及审美情趣使然。具体有三:
一是传统诗歌创作手法的秉承。如顶真修辞手法,在《诗经》中就有体现。如《大雅·既醉》第二章结尾是“介尔昭明”,第三章起头便说“昭明有融”;第四章结尾说“摄以威仪”,第五章开头就是“威仪孔时”,如此蝉联,直至八章。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前八句都是顶真。
二是与传统思维有关。江南曾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汉语修辞》一文中认为,汉语修辞对偶等辞格的昌盛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二元对待观有必然联系。事实的确如此。而所谓的二元对待观，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并且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和相互兼容而非水火不容。《周易·大传》提出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阴阳说”,《老子》主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有无说”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具体到语言修辞,则强调“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4]所以,在语言表达时,常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语句表达相反或相关的意思,以求彼此均衡对称。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便是。
三是与汉语特征有关。从书写来看,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系统，汉字是表意为主的方块文字，可以不多不少地字字连写，规整排列，显出立体感,给人予均衡对称的视觉美感。从语音来看,一方面,汉语多是单音语,可以一音对一音,彼此弄得非常整齐；另一方面，汉语元音较多又有辅音相间，加上声调的抑扬顿挫，颇有音节整齐、音调铿锵、上口悦耳的听觉美感。那么，长期耳濡目染这种语言文字，势必生成一种追求均衡完整的心理趋向。朱光潜先生就深有体会地说:“用排偶既久,心中就无形养成一种求排偶的习惯,以至观察事物处处求对称,说到‘青山’,便不由你不想到‘绿水’……”。[5]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人们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偏爱平衡对称、以均衡为美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大家都喜闻乐见,广泛运用,也就成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集体无意识和心理定势，因而自古而今，长盛不
衰。王希杰在《略说汉语、汉语修辞和汉文化》一文中就指出:“在历史上,四六对偶曾被当作美的典范,虽然‘五四’时曾是新文化的打击对象,但是直到今天,单双音节的对称搭配,对双音节的偏爱,依然有
强大的势力,这反映了汉人的均衡美感,对称心理的强大优势和巨大生命力。”[6]而儿歌本身就是人们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的艺术载体，其作者和受众也以均衡为美当然不足为奇。
参考文献:
[1]钱德拉塞卡，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同的创造模式，湖南科技出版社，1996，P45.
[2][4]刘勰，丽辞[A]，文心雕龙[M].
[3]陈炯，对偶、对仗、对联:汉文化体现的三个层面[A]，江南学院学报，1998，(1).
语言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作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深感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一民族语言学，十分必要。本文对这门新型学科的构
建提出有关分析与设想。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著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五、学科研究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性质
、功能和应用范围的不同，科学方法可分三个层面：认识方法、哲学方法和学科方法。认识方法即理论思维
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法和辩证唯物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为普遍规律的方法。哲学方法包括
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是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学研究中都适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方法指适用于某一类型学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
、生物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又叫人文历史学方法）。我们需要阐述的是适用于民族语言学的语文学方法。
除田野调查法、音位记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调查方法外，本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种。
1．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
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
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19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
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2．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
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
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
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傈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
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3．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
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
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状态。
4．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
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5．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
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40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
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
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6．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
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
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
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
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
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8．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
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
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约81％）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
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
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9．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
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
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
心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一民族语言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语言学，可以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语言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扩展语言研究的广度，推
进民族研究的深度，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语言学界应与民族学界密切合作，为建立这一学科共同努力。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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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古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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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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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原始文化》。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方加方下加土
语言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沉淀。所谓“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指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和一般的知识，也特指某一领域或某一范畴体现的思想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有着鲜明的文化特性，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作为信息传递的工具，地位举足轻重。
“翻译”，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民族共同语与方言，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地转换。作为语际的交流，把握文化所传承的信息，至关重要。曾经有一个翻译的轶事：一位外国人参加中国的朋友的婚礼，他称赞新娘很漂亮，新郎谦虚地回答：“哪里，哪里。”外国朋友大吃一惊，以为是问哪里美，只好硬着头皮说：“鼻子，眼睛，耳朵，嘴巴都很美。”无独有偶，在我们地现实生活中，大型公司也因为不懂文化的内涵，同样犯了大笑话。BraniffAirlines（布兰尼夫空公司）想宣传其舒适的座位，可当它的广告语从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时，意思却告诉人们乘坐他们的飞机可以不穿衣服。同样theChevroletautomobilecompany（雪佛莱公司）试图在拉丁美洲推销theChevyNovacar，广告译文同样也很糟糕。Nova意思是星星，而在西班牙语里是走不动的意思。
故而，翻译不仅仅单纯是语言的转换，更蕴含与文化之中。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说：“对于真正成功的翻
译而言，熟悉这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地理位置的不同
语言文化离不开人类的生活的环境。正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语言渐渐形成。因而各自的文化被赋予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特色，有浓厚的地域风采。
英国是一个海岛，渔业和航海业在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中国传统是内陆文化，农业在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因而在英语中很多习语与水有关，但在汉语中很难找到相同的对应。例如：
Restonone’soars暂时放一放
Allatsea不知所措
Drankthefish牛饮
Neveroffertoteachfishtoswim千万不要班门弄斧
气候同样也带有地域特色。中国人喜爱东风，因为东风象征着春天，给大地带来一片生机，通常用来比喻革命地气势和力量。而西风是冬天的象征，给大地带来一片萧瑟和凄凉，通常用来比喻没落地腐朽势力。“东风压西风”（），如果不了解此殊涵义，外国人势不会明白其特殊含义。但在西方，英国是海洋性气候，西风代表着春天，象征着生气勃勃，大地复苏。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天的讴歌。同样，中国的夏天是炎炎夏日，烈日难耐，通常人们觉得不舒服。但是英国的夏天气候凉爽宜人。莎士比亚曾经写了《仲夏夜之梦》，并且还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把爱人比作夏天：
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r’sday?
Thouaremorelovelyandmoretemperature.
三、思维方式的不同
民族思维方式属于传统文化，这种观念文化的主要载体式语言的句法结构。汉语句子重“意合”，反映中国人重“综合”，英语句子重“形合”，反映西方人重“分析”。在中文的句子中多采用“流水句”，在叙述事实的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涵几个甚至十几个句子。譬如在《水浒传》中就多采用这样的“流水句”。但西方人注重逻辑分析，惯与“由一到多”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到各个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层层叠加，形成“树杈形”的句式结构。所以在英文翻译中，译者通常用连词“and，but，or”等，并多用分句，从句来表达原文层层递加，有主到次的信息。此外，汉语多主动句，英语多被动句，反映了中国人不重本体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重本体的思维方式。汉语通常从已知到未知，从大到小的词序和英语从未知到已知，从小到大的词序，反映了中国人的顺向思维和西方人的逆向思维。譬如在地址和时间地顺序上，中国人先省份，后城市，再地方，而西方人则习惯与先小地方，再大地方。
四、人名文化的差异
人名的文字形式以及人名的结构模式影射出不同的信仰、习俗和价值观。中国传统的姓名由三个字组成，第一个是姓，第二个是家族的辈分，第三个才是名。名字的选取代表着取名者的所寄托的希望。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都有名有姓，但是在姓名的排列顺序上，却有很大不同。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西方人则是名在前，姓在后。这种姓和名的不同排列顺序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宗族观念，而姓代表这宗族、氏族、群体和血缘关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代表宗族、家族的“姓”必然在前，而代表个性的“名”理应在后。然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西方更强调个性和个体，尊重个体独立的人格和主体意识，所以必然把代表个体的“名”放前，而代表共性的“姓”放在后面。故而，这种“重姓”和“重名”的观念识中西方人人名文化中最明显最重要的差异。所以中国有“百家姓”，蕴含深厚的文化积累，但西方的“姓”则多来源与以父姓、地名、诨名、职业、颜色或自然现象。
五、意识形态文化的不同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其文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关联。
（一）政治上的概念和知识
中国传统信奉儒家学说，所以“孔孟”特指儒家学说。在美国，MartinLutherKing是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他的生日“马丁·路德·金日”是美国法定的节日，象征着着民权，尤其是黑人的民权。“lobby”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常用词。原指“休息室”，国会在会议期间对议员的游说活动多半在议会前面的休息室进行。“lobby”在政治生活指对议员进行游說。“Naverick”指在政治生活中我行我素。“Naverick”原为美国德克萨斯农场主的名字。因其养牛方法上与众人不同，以我行我素著称。所以这个词指在政治生活中不循规常理、出人意料、不墨守成规，与一般人政见不同的人。（二）经济上的概念和知识
以美国为例，“NikkeiIndex”即我们常常听到的“日经指数”。它是由东京证劵交易所根据美国道琼斯阿囡公司的股价修正计算方式计算出来的每日股价指数，列入计算表的股票有225种。它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亚洲经济状况的晴雨表。“Fed’（federalReserveBank）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SiliconValley”（硅谷）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附近的圣克拉拉县，该地区因集中了一大批半导体公司及新兴地信息产业而声名远播。由于硅是制造半导体的原料，这个地区便称之“硅谷”。同时，硅谷有时一大批网络公司的聚集地。“硅谷“已经成为高科技信息产业地代名词。例如中国北京西北海淀区地中关村汇集了大批知名信息产业，被称为“中国的硅谷”。“bioeconomy”（生物经济）是本世纪出现的一个新词。它指以生物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例如克隆技术、生物工程食品、优生等生物技术。
（三）文化中的概念和知识
同样以美国为例，“Hippie”指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对现实不满，标新立异，崇尚先锋派艺术，表面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性格，称之“嬉皮士”。”Yuppie”是指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雅皮士，即城市中上阶层的青年专业人士，是”YoungUrbanProfessional”的缩写。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有雄心、追求金钱和享受、衣着讲究、追崇时尚。”Broadway”是一条纵横美国纽约市的“百老汇大街”，集中了众多家剧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每天都有大量的戏剧和娱乐演出，是被公认为纽约戏剧和娱乐中心，是美国戏剧和娱乐业的代名词。著名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究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上。
（四）其他典故传说的反映
典故传说是历史的精髓，是文化的浓缩，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典故传说具有隐喻性，这一特点表明人们在以文化语境为基础，通过想象、联想、映射等途径进行一系列认知活动时，典故传说的隐喻文化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汉语中的“怒发冲冠”，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据说赵国大臣蔺相如带和氏璧去秦国换十五座城，献璧时秦王拒不给城，“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冲冠。”由于这个典故，汉语成语“怒发冲冠”形容头发竖立，表示非常愤怒。
有些典故本身就是对历史事件的概括。如“卧薪尝胆”、“负荆请罪”、“四面楚歌”、“闻鸡起舞”等。
有些典故表达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评价，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例如“助纣为虐”、“殷鉴不远”等。
在神话传说中，汉语“点石成金”来源于古代神仙故事，说的是仙人用法术可以使铁或石编委金子。还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通过这些神话传说，表达说话人的见解或对现实的隐喻。
在西方，“aJudaskiss”（犹大之吻）比喻口腹蜜剑，阴险的背叛，源自《圣经》。指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以接吻为暗号出卖耶稣，导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TheGordianknot”（戈尔迪结）比喻棘手的问题，源自希腊传说，戈尔迪在木桩上系了一个众人皆无法解开的绳结，后由亚历山大王一刀斩开。
“theswordofDamocles”（达摩克里斯之剑）比喻临头的危险，源自希腊传说，古Syracuse过往命令其廷丞达摩克斯坐在以一根头发悬挂的剑下，以示君王多危。
“Crocodiletears”（鳄鱼的眼泪）比喻假慈悲。“Eden”（伊甸园）比喻乐园，安乐之所。“olivebranch”（橄榄枝）是和平的象征。“aSphinx’riddle”（斯芬克斯）比喻难题或难解之谜。“Solomon”
（所罗门）比喻聪明人或贤人。
六、结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今天，翻译离不开文化，文化也离不开翻译。“文化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特征，因此不同地文化需要交流和沟通，而交流和沟通离不开语言地的翻译，文化及其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民族特色的集中体现。只有充分地了解民族文化和语言，才能领悟到文化负载的内涵和信息，才能进行有效的翻译。只有对民族特色文化深刻了解，才能做一名优秀的翻译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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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廖国强.英汉互译理论,技巧与实践[M].国防大学出版社,2006.
语言研究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本文基于SSCI数据库1992-2011年语言学领域影响因子排名前20位的期刊论文和引文数据，对该领域论文的分布特征和引文影响进行分析，并探究中国作者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情况及论文影响力等研究现状。
关键词：语言学 国际论文 引文影响
语言学是社会和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是一个涉及心理学、声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的交叉学科。本文选取国际SSCI数据库1992-2011年收录的16757篇语言学领域的代表性论文，通过论文和引文的数据分析，探究该领域国际论文的分布规律和引文影响，并对中国作者的相关论文分布和国际合作等问题进行具体讨论和分析，为语言学领域的科技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基础和政策依据。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美国Thomson Reuters公司的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和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 期刊引证报告。选取JCR中语言学（Linguistics）领域影响因子排名前20位的期刊为研究对象，下载1992-2011年该20种期刊在SSCI中收录的所有16757篇论文，并分析其论文分布及相关引文特征。所研究的20种期刊刊名及影响因子展示在表1中。
表1 语言学领域排名前20位SCI/SSCI期刊名称及影响因子
二、语言学领域国际论文分布特征及引文影响
1. 语言学领域国际论文的时间分布
图1展示了1992-2011年20年间语言学领域国际论文数量的发展趋势。从图中可见， 1992-2001十年间论文数量持续增长，从最初（1992-1993年）的814篇升至1969篇（2000-2001年）。2002-2003年论文数量有所下降，其后4年（2004-2007）再次增长，2006-2007年达到峰值（2080篇），但之后两年再度回落，最终2010-2011年上升至2043篇。
图1语言学领域国际论文的时间分布（1992-2001）
2. 语言学领域国际论文的国家分布及引文影响分析
对下载的16757篇论文作者地址进行分析，其中来自美国的论文共9010篇，占所有论文的53.8%，居绝对统治地位，远远超出排名第二的英格兰（2081篇，占12.4%）。图2展示了论文份额高于1%的前15位的国家，其中中国排名第14位，共发表181篇论文。
图2语言学领域国际论文的国家分布（1992-2001）
3. 语言学领域高影响论文分析
在16757篇论文中，被引次数最高的一篇论文题目是‘The nature of recollection and familiarity： A review of 30 years of research’[1]， 该论文是发表于2002年的一篇综述性论文（Review），截止2013年1月17日已被引1067次。在研究型论文（article）中，被引次数最高的前三篇论文题目分别为‘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elicited by syntactic anomaly’（1992年，被引509次）， ‘Mixed-effects modeling with crossed random effects for subjects and items’（2008年，被引502次）， ‘Category interference in translation and picture naming - evidence for asymmetric connections between bilingual memory representations’（1994年，被引474次） [2-4]。
三、 语言学领域中国论文分布与引文影响
1. 语言学领域中国论文机构分布
在研究的16757篇论文中，署名含中国（Peoples R China）地址的论文共有181篇。表2列出了发文超过10篇的前6所机构英文名称和论文数量，分别为，香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论文的机构分布非常集中，前6所机构的论文数达到156篇，占中国全部论文数的86%。
表2 语言学领域中国论文的机构分布
2. 语言学领域中国论文的国际合作分布
在论文地址包含中国的181篇论文中，有88篇为国际合著论文，国际合作率高达48.6%。在国际合著论文中，美国、英格兰和澳大利亚是中国在语言学领域最大的合作伙伴，分别合作发表43篇、33篇与10篇论文。中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北美、欧洲和澳洲国家为主导，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合作相对较少。对比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与国内论文的影响力发现，在中国作者独立发表的93篇论文中，篇均被引次数为5.19次，而88篇国际合著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为7.75次，由此可见，国际合作可显著提升论文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四、研究结论
语言学领域的16757篇代表性国际论文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在该领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美国、英格兰和澳大利亚是中国在语言学领域最大的合作伙伴，国际合作论文提升了中国论文的影响度，但中国论文的整体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中国作者发表的181篇论文中，超过半数的论文（99篇）是从心理学的方向研究语言学的相关问题的，在其它相关领域和方向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挖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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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论文范文第10篇
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学观念的变革中，内在地包含着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从变化的总趋向看：是由过去的语言“工具论”到语言“本体论”。二者之间的学术界限是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前，语言是“工具”、“手段”、“形式”、“载体”、“媒介”。在词典中的经典表述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小说中，语言只是一种载体，它的功能在于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自身并无价值可言；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形式要素，处于被内容决定的地位。
工具论意义上的“语言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成为创作的信条。无论是作家，还是理论家抑或是批评家，都将语言视为表达思想、交流信息的“工具”，语言不过是创作的副产品，小说语言的选择只不过是工具性的选择，而不是小说存在方式的选择。
但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所定义的“语言”区别于上述语言观。海德格尔有一个著名的命题：“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说明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一切认识离不开语言。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认为：“最好的词汇的最好的排列就是诗”。正像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语言也是诗的存在方式，而且，语言按最好的排列方式组合起来，才成为诗。从语言的自然存在到语言的最佳排列，存在一定的审美法则，这决定了构成诗的语言不可能是简单的工具。按雅各布森的说法，“语词在诗歌中的作用不只是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实实在在的客体，是自主的、具体的实体……词和词的排列、词的意义、词的外部和内部形式具有自身的分量和价值”在这儿，语言是本体，是文学的元素，语言在文学中不再只是“表现”生活，塑造形象的“工具”，语言本身也是艺术形象的组成部分，是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组成部分，语言本身就是艺术、就有美。这里虽然谈的是诗歌语言、文学语言，但涵盖了小说语言。
受西方这一理论的影响，我国的小说语言观念也从“工具论”逐渐转向“本体论”。1980年代后小说语言观念的转变在创作和理论中已经若隐若现。
二、创作和理论双重觉醒：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早期信号
小说语言观念的这种转向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和社会变革、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对人自身的重新发现与肯定相联系的，同时也与西方语言学转向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社会历史的大转折将人们带人了新时期，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结束了一段时间的惯性运动之后，在新旧杂陈中拉开变革的序幕。新时期小说在直面的严峻生活、反思建国以来的曲折道路的过程中，开始了对小说技巧的恢复与修整。
对比下面两篇小说的话语片段：
例1：谢惠敏从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受益不浅．具备了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但是，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白骨精化为美女现形的斗争环境里，光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容易陷于轻信和盲从，而“白骨精”们正是拼命利用一些人的轻信与盲从以售其奸：就这样，谢惠敏正当风华正茂之年，满心满意想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想为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而奋斗，却被“”，害得眼界狭窄，是非模糊。
——刘心武《班主任》
例2：路灯当然一下子就全亮了的。路灯当然是一下子就全亮了的。但是陈果总觉得是从他的头项抛出去的两道光流。街道两端，光河看不到头。槐树留下朴质而又丰满的影子。等候公共汽车的人们也在人行道上放下了自己的浓的和淡的各人不止一个的影子。
——王蒙《夜的眼》
例1锁定在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中，“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革命者”、“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等政治话语，缺乏审美表现信息，这种话语并不是基于个人立场的言说，它完全是对“极左”路线毒害青年一代的政治批判情绪的传达。当时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比较多的都是以这样的批判性政治话语来展开情节、组织本文的。
例2描述的是夜晚，但语言重在显示的是人心理上对夜晚的感觉，接下来，便是各种各样的景物和意象。文本频繁使用句号，短句组成的夜晚的景象构成了王蒙感觉中的夜晚。这种对传统语言体式、规范的挑战，是小说语言观念更新的最初萌动。
小说语言观念变异最初是在1981年9月出版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中初露端倪的。该书标志着小说语言问题开始受到了理论的重视，它在当代小说理论史上第一次从小说语言人手探讨现代小说的艺术特质与独特形态，体现了作者前瞻性的理论视野。高行健强调，小说家的语言运用应当多有创造，而不必顾虑先在的语法规范和修辞尺度，他提出“语言风格是作家的个性气质、文化修养、美学趣味的总和，是超乎语法和修辞学之上的语言艺术”赞成作家“有意识地对语法传统结构的突破”，因为这可以“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此外，他还注意到当时小说中“省略了引号的相互对话”等小说语言形式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他批评了当时小说评论中重思想性概括轻艺术性研究，重分析小说的人物语言轻探讨小说的叙述语言的缺陷。在对小说语言的研究中，高行健摆脱了以往的单纯修辞学分析与风格论的窠臼，而是将其与叙事学、现代派艺术等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小说语言研究方法的转变，也拓宽了研究的领域与视界。高行键虽然没有太多的理论归纳，没有明确提出小说语言观念的变异问题，但他对小说语言的研究，还是启迪了后来的作家们及批评家们。《小说界》(1982年2期)发表了王蒙致高行健的信，信中对该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思路”，同时对一些小说技巧问题进行了探讨：“小说的形式和技巧本身未必有高低新旧之分。一切形式和技巧都应为我所用……用得更好的，可以达到小说的最高境界——无技巧境界”。继王蒙的信发表后，《上海文学》(1982年2期)辟专栏——《关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通信》发表了冯骥才、李陀、刘心武的信。
当《春之声》等小说的语言显示出与以往小说语言的不同形式时，引起了理论家的关注与讨论。如李陀的《现实主义和“意识流”——从两篇小说运用的艺术手法谈起》、曹布拉的《王蒙近期小说的语言风格散论》和于根元的《王蒙小说设计的套话》。显然这种关注与讨论最初还只是从语言的表达方式、修辞手法、句式特征、叙事形态、意识流等技巧层面人手，而且大多是在单篇作品上的就事论事，从具体到具体，很少从理论高度加以概括，离语言观念层面的深入思考也还有一定的距离。
“十七年”小说语言以政治意识形态的传达为旨归，新时期之初仍存在历史的惯性，小说的语言必须明晰、准确，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透明符号。莫言所传达的生命冲力、韩少功所诠释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残雪看到的丑陋、阴暗、变态的世界等等，已不再作为政治符号，而是作为审美符号而存在，见下文：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梁红成光泽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
——莫言《红高粱》
这段文字与其说是语义的表达，不如说是能指的狂欢。规范化的小说语言随着作者的主观臆想而加以颠覆和重构，莫言依据对位法，把二元对立的语词组合在一起，密集铺陈，重复强调，与政治意识形态符号透明的语义指向不同，高密东北乡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作者不说，也无需说，读者不深究，也无需深究。重要的是，当读者认同了语义不透明的小说话语时，也就意味着：变异了的小说语言方式，同时改变了人们惯常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
随着西方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与美学等理论资源的引进，不少作家转向了小说语言的思考和实验。作家的小说创作中语言意识不断强化，作品中的语言千姿百态，小说语言观念的更新也随之浮出水面。
三、重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理论驱动
1984年鲁枢元在《文学语言特性的心理学分析》中运用心理学的观点对文学语言所表现出的“情景性”、“暗示性”、“贴切性”、“口语性”、“音乐性”、“独创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文学语言的奥秘远不在作品表面的篇章词语之间，而是更为隐散地存在于诗人、作家对于语言运用的心理活动过程中。文学语言的独创性或称风格性的心理学基础从主观方面讲，总是为言语主体的气质、个性所规定。这篇文章讨论问题的角度，与以往论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已经呈现出不同的学术面貌。
真正驱动新时期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理论发难，来自1985年黄子平的《得意莫忘言》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进行的重新审读。基于“工具论”的语言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传统理论中的含义是：文学是艺术，是有别于绘画、雕塑的语言艺术，语言是承载内容的形式和工具，语言是“用”，而不是“体”。黄子平第一次“把文学语言观念必须转变的问题真正挑明了。”文章开篇指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却是“忘却语言的艺术”。常见的格式是：“最后，谈谈作品的语言……”。当语言放到“最后”来谈的时候，“无非是把语言的处理方式当作文学创作的副产品，把语言作为外在于文学的体系来看待，因而，文学也外在化了。”而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的改变，必须更新语言观念。即小说语言应占据“本体论”的位置：“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于是文学评论以‘文学语言学’的崭新面貌出现了，它不仅研究‘语言的文学性’，更注重研究‘文学的语言性’。前者在旧有的批评框架中处于‘最后’的卑微位置，后者在新的理论学科中却是根本的出发点”。黄子平的批判可以说是文学理论家对小说语言观认识的强刺激，对小说语言观向“本体论”的转变具有催化作用。当然，由于这是一篇笔记体论文，作者仅仅是将问题提了出来，没有进一步展开，作较为系统而细致的论述。但是这篇文章在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唤醒了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语言意识。
考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新时期小说语言观念变革的关系，不能不考虑汉语的特点：用西方语法的眼光看，汉语的句法控制能力极弱。只要语义条件充分，句法就会让步。这个特点使汉语的表达言简意赅，韵律生动，有可能更多地从语言艺术的角度考虑，同时，这也使得汉语语法具有极大的弹性，能够容忍对语义内容作不合理的编码。利用汉语结构的这一特点，进行不合理但却合情的词语组合，使小说语言的基本单位变得活跃，利用语境使语义偏离，使语言的表意功能增值，同时增加语言的审美信息，是小说语言变异突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表现途径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80年代初，作家还只是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语言”和“生活”包括人物、故事、意义之间的“媒介”关系，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发出质疑，此时，作家们已经开始对这一传统命题进行根本性的追问：何谓语言?何谓小说语言的功能?小说语言的艺术价值?小说语言的文学性?小说家们通过对自己写作本身的探讨来思考这些问题，写小说的过程成了语言的“艺术”过程。在小说语言实验的历时过程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较大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表明小说语言观念变异在不同阶段的演进。也就是说，透过创作实践中小说语言的变化，我们可以寻得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线索。
1985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现了异动现象，仅见于《人民文学》的标志性文本就有：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人民文学》1985年3期)／徐星《无主题变奏》(《人民文学》1985年7期)／韩少功《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6期)／莫言《红高梁》(《人民文学》1985年3期)／残雪《山上的小屋》(《人民文学》1985年8期)。
这些小说的语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2篇已摆脱政治话语的束缚向个人话语过渡，因为传达了“麦田守望者”式的情绪心态，也因为“夸张嘲讽故意粗俗又忍不住炫耀高雅的情绪型叙述语调”和“无中心人物无秩序无情节无故事‘无结构’的结构”，而被称之为“新朝小说”，但当时人们的视野更多地落在前者，而对后者体现的小说语言观念变异意义上的新质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文学摆脱了政治性话语的规范，小说语言的本质以及小说语言如何确立自己新的功能成为这批作家迫切思考的问题。
在雅各布森的理论中，“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需要重新表述为“文学是语言本身如何排列组合，如何构成审美的符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艺术”。但是中国当代小说的审美取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偏向于主题、题材的开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被人们解释为语言是主题、题材的附着物，是具有鲜明、准确、生动属性的工具，新潮作家开始把语言作为小说艺术创造的元素来使用，不能不说进行了一场小说语言运用的大胆实验并对后来具有一定的影响。不少小说家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蜕变。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蒋子龙的《饥饿综合症》系列、谌荣的《减去十岁》、张洁的《他有什么病》等都属于此。这促使小说家在变化了的小说世界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并以积极的姿态与之对应。这种寻找、对应取向的汇合，也就成为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指向。
1986年唐跃、谭学纯发表《寄希望于文学的语言学批评》(《文论报》11月1日)为语言学转向后刚刚启动的语言学批评助跑，同时或稍后，谭学纯、唐跃发表于《文艺研究》等刊的“语言情绪”系列论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的“语言变异”系列论文，唐跃、谭学纯发表于《文学评论》等刊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系列论文，在小说语言观念的转变期留下了自己的话语权。这些理论探讨使本体论意义上的小说语言功能突显出来，对小说语言观念的思考也带有明显的审美意味。本体论意义的语言功能、语言审美价值的发现为小说语言变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进了小说语言观念转变的发展与深化。当语言变异在其实践过程中进行了对自身功能、特性的反思时，也就意味着语言变异现象背后的观念意识开始走向成熟。
1988年《文学评论》对文学语言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第1期发表了程文超、王一川、伍晓明等十人的一组笔谈《语言问题与文学研究的拓展》。其中，程文超的《深入理解语言》十分引人注目，他在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影响下，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语言命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便意味着它必须打破常规；语言显示着作家的思维模式和关于文学乃至世界本体观念的差异；语言的变异反映出“文本”之外创作主体的思维模式、艺术观念、哲学意识的某种程度的变化。同时，王一川的《语言作为空地》、伍晓明的《表现·创造·模式》、季红真的《回到狭义的语言概念》、潘凯雄和贺绍俊的《困难·分化·综合》、陈晓明的《反语言文学客体对存在世界的否定形态》等也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这组“笔谈”推动了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此后，理论家们在更新的小说语言观念的指导下，使得小说叙事、小说文体、小说语言变异、小说语言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更加深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李国涛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提出了小说文体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陈金泉论述了当代小说非规范化语言的意蕴无限的包孕美；南帆指出了小说语言功能研究的广阔视角。
四、“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片面的深刻
南帆在总结1976—1986这十年间，中、短篇小说技巧时，从叙述语言的角度考察了其变化。变化首先体现在“新朝小说”对当代小说家语言观念的冲击，对中国小说深层的心智模式的启迪性影响，对现代小说技巧的现代性拓进，对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推进。从“新朝小说”到“后新潮”，一批又一批作家开始致力于形成独具个性的语言风格，“寻找语言”成为作家的兴奋点，以致汪曾祺干脆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种极端化的表述包含着片面的深刻。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片面在于：这是一种从起点直接抵达终点的表述，越过了小说写作中不能越过的一个环节。完整的小说生产流程包括：生活经验艺术经验语言经验语言文本，当作家的生活经验转换为艺术经验，借助语言经验凝定为语言文本的时候，创作层面的小说才是完整的艺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从“得意忘言”走向“得言即得意”，从忘却语言的艺术走向唯语言的艺术，屏蔽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写语言”不是随意性的涂鸦，而必须是艺术经验提升了生活经验之后的语言外化。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深刻在于：不是艺术经验照亮了生活经验之后就必然产生优秀的小说，如果作家在语言环节受阻，再好的艺术经验，也只能是小说家的胸中之竹，而不是手中之竹。关于这一点，1988谭学纯等两次论及。谭学纯、朱玲就物象、意象、语象的转换，强调了语言在语言艺术定型中的功能。唐跃、谭学纯的《语言能力在文学创作中的用途和类型》讨论得更充分。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片面的深刻在一些相关的理论表述中时有显现：
1986年王晓明的《在语言的挑战面前》指出：一切所谓的文学形式首先都是一种语言形式；更是作家酝酿自己审美感受的整个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语言的过程。小说语言不再只是接受和遵循既定的普通语言规范，而在接受规范的同时更加着力于超越规范和创造新的规范，唯其超越才有可能获得语言表达的充分自如或者说最高境界。
李洁非也持有同样看法，他指出，语言艺术之所以是一种艺术，关键在于它具有“形式意味”。小说的文体使其语言与日常语言相区别，尽管小说语言和日常语言都遵循了大致相同的构词、造句等语法规则。他借鉴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认为《堂吉河德》的主人公是“小说结构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塞万提斯精心刻画描绘的产物，并强调生活事件进人小说框架和结构后，就符合与体现出该结构的形式，他着重强调“结构因素在一切散文作品写作中占支配地位”，它使得小说中的语言彻底摆脱了非结构的松散状态，创造了语言的“别一种世界”。
1988年秋，《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了李劫的《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文艺评论》第6期发表了辛班英的《当今小说的叙事风度》、季红真的《精神被放逐者的内心独白——刘索拉小说的语义分析》、罗强烈的《矮凳桥系列小说的叙事结构》都是评论家试图将更新的小说语言观念运用于小说文本研究的巨大成果，其研究视角、论述方式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把语言强调得过了头的地方。
1990年代，在新的语言观的指导下，小说语言的实验操作、从不同角度人手的小说语言理论的建构、文学批评的“语言论转向”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学观念从“反映论”的单一本质规范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身的广阔性和多样性；语言批评突破了单一的技巧论模式，向多元化批评模式逼近，也就是说，语言观念在不断更新，新的理论体系正在重构。与此同时，“玩语言”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呈现。
摘要：本文在语言学转向背景下，观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小说语言观念变异，剖析语言学转向前后的语言观、创作和理论的双重觉醒、重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等，以期管窥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