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的法官解释

摘要："一个典型的法典中，几乎没有哪一条法规不需要司法解释。"①没有解释就没有法律的适用，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法官解释法律的过程。这一论断早已为西方法学界普遍接受，而在我国，学术界对于法官解释争论颇多。本文试对刑法的法官解释进行研究，以期端正人们对法官解释的认识。

关键词：刑法适用；法官解释；特征；原则

一、刑法的法官解释在我国的尴尬地位

刑法的法官解释是指法官在应用刑法规定解决具体案件时，对刑法的理解、分析和说明。

可以说没有法官对刑法的解释，就没有刑法的适用。法官对刑法的解释权源于法官的形式审判权。刑事法官对刑法的解释是行使审判权的体现。

法官在个案中对刑法的解释是有权解释还是无权解释？这要从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以及法律解释的分类进行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确立了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即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我国法学界一般根据法律解释效力的不同，把法律解释分为正式解释和非正式解释。正式解释又称有权解释、法定解释和有效解释，指的是特定的国家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限，对有关法律规范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正式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非正式解释又称为无权解释或无效解释，是指未经授权的机关、社会团体、学术机构以及公民对法律规范作出的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这种学理上的分类是建立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例基础之上的。建立在现行法律解释体例基础上的这种学理上的分类存在着明显的弊端，那就是这种分类把法官解释排除在正式解释的分类之外。按照现行法律解释体例，法官在个案中对刑法的解释无疑属于无权解释。可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地处理案件，往往需要对这种解释再次进行解释，以使抽象的解释能够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从法律解释的目的而言，任何法律解释最终都只能通过法官对法律的适用才能发挥作用。从法律的适用对象而言，其关心的往往不是抽象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而是法官在裁决案件时对即将适用的法律的解释，即法律的个案解释。个案解释虽不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但对于当事者而言，确实至关重要的，个案解释与当事人的利休戚相关，它涉及当事人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等重大权利。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而言，只有通过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才能使静态的法律变为动态的法律，抽象的争议转化为具体的正义。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往往直接以裁判的方式体现出来，称为具有国家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官的法律解释不仅是一种有权解释，而且是一种可以产生直接影响的有权解释。对于法官解释的作用，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已达成共识，都认识到没有法官解释就没有法律适用。只是在如何解释的问题上存在争议。②我国的刑事司法过程中，法官对刑法的解释大量存在。从形式上看，法官的解释虽然不是现行刑法解释体例中的正式的有权解释，但从实质意义而言，法官的刑法解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有权解释。法官对刑法的解释并非源于法律的专门授权，而是源于法律授予法院、法官的审判权。

二、刑法适用中法官解释的界定

（一）刑法适用中法官解释的概念

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又被称为法官适用解释、个案解释。什么是法官解释？刑法的法官解释的含义应如何界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学术界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1）是指法官适用解释，即法官在将抽象的法律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例以获得判决的过程中解释法律。③（2）是指以法官为主体的对刑法文本及词语含义、规范结构的分析、阐释与重构，是将刑法文本类型化的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必要前提。④（3）是指法官在具体案件的裁判过程中，为实现司法公正，对法律文本和案件事实等情况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是法官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寻求公正裁判的具体依据的过程。⑤（4）是指刑法解释，是法官对刑法、案件事实的理解、解释和运用的统一过程。⑥

我们认为上述几种定义对法官刑法解释作了有益探讨，但都存在不足。第一种定义认为法官刑法解释就是法官适用刑法，法官适用法律以获得判决的过程就是解释法律的过程。这样定义存在的问题是犯了同义语反复的毛病，认为所谓的法官解释就是法官适用解释，用解释来界定解释的含义，是不正确的。第二种定义是从解释的主体、解释对象、解释的内容来界定的，但存在将刑法文本与刑法语词并列的问题。因为解释刑法文本必须解释刑法语词，文本是通过语词来表现的，二者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而非并列关系。第三种定义虽然指明解释的过程和解释的意义，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是解释。第四种定义同样也没有说明解释的内涵。

笔者认为刑法的法官解释是指法官在将抽象的刑法规定运用于具体案件以获得判决的过程中对刑法规定的理解、分析和说明。

（二）刑法适用中法官解释的特征

（1）主体的特定性，解释的主体是法官，即只有法官才能进行解释。不仅如此，只有审理具体案件的承办法官才能实施解释。

（2）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定。这里的刑法规定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相关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其内容是在法官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对刑法规定的理解、分析与说明。

（3）稳定性与灵活性。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法律秩序必须稳定而同时又必学灵活。刑法的法官解释也是如此，一方面必须保持刑法立法的稳定，不能频繁立法，频繁修改；另一方面，这种立法的稳定性又必须通过法官的解释赋予刑事立法以生命力，保持一定的张力，必须在稳定与变化之间进行平衡。

（4）解释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通常是对于同一刑法条文往往有多种解释，解释结果具有非唯一性，但最后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往往又必须确定一种解释，解释适用的结果又具有唯一性。

（5）解释效力的特定性。解释的效力仅对个有效，法官解释存在于审理个案的过程中，所以解释效力仅仅对个案有效。这一点是其与司法解释的区别之一。司法解释具有普适性，解释效力是普遍的；而法官解释仅仅针对个案，其效力仅及于个案。

三、法官解释刑法的必要性

(一)法律的相对不确定性

众所周知，法律规范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具有指引、评价和预测作用，确定性因而成了法律的内在要求。法律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规范规定了某种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才具有可预见性，人们在行为之前就可以参照法律文本预见自己的行为后果而慎重设计自己的行为。法律的可预见性又要求法律尽可能对每一种行为模式作出设计，并预告每一种行为的后果，也就是说，法律的规定应尽可能面面俱到。确定性还意味着法律不能朝令夕改，一旦法律设定了某种权利义务关系方案，就应当尽可能避免对该方案不断修改，以免让人无所适从。

但是，社会的绝对发展和法律的相对稳定性是存在矛盾的。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发展的，即使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也不可能创造出能预料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争议并预先加以解决的永恒不变的法律。立法者所制定的这种相对稳定的法律面对这些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伴随着法律稳定性而来的缺乏应变性只有依靠司法解释以弥补，才能使稳定的法律适应已发展了的社会情况，适应于丰富多变的案件。正如哈耶克所说的："我们应当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秩序的方式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然鄙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审慎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这是我现在对我就这些问题四十年研究所下的最终结论。"⑦

哈耶克立基于人类理性有限的洞见，反对建构主义唯理论所主张人类可以知道并掌握社会成员的偏好并考虑到型构社会所需境况的所有细节。事实上，人类社会存在许多零散化、个人化的知识，这是任何个人、社会、国家都无法掌握的，基于此，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完美无缺的法典，法官在作出判决时必然会运用分散化、个人化知识，这是立法者难以掌握的。

（二）法律语言的局限性

任何法律文本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法律规范。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由于起草者、制定者的无意或疏忽，甚至是标点符号的误用，都会引起法律条文意义上的歧义。另外，由于语言本身的有限性，一词多义的现象不可避免，因此极易造成语言的歧义性，由于对于语言的理解受到语言环境、对象、以及理解者的经验、知识、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当语言脱离其发出者而被表述和展示于他人时，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就未必是发出者的本意。因此，通过法官的法律解释，统一人们对语言的不同理解是极其必要的。正如哈特对法律语言进行分析后指出，与所有的经验领域一样，在法律规则的领域存在着一般语言所能提供的指引上的限度，表达法律规则的语言并不具有数学的精确或逻辑上的严密，这使法律具有一种人类语言本质所决定的"空缺结构"。⑧

（三）立法者自身因素。

立法者认识能力存在局限性。立法者并非是万能的，他们不过是被推到立法者位置的常人，常人预料不到的事情，他们同样可能预料不到。立法者的认识程度还要受到一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们只能对一定时期某些问题的基本方面及普遍可能的解决措施达成共识，但对某些特殊问题或某些问题的特别解决措施并没有达到共同意见，所以法律规范中的语言一般都是高度概括性的术语。立法者无法克服的问题就只能由特殊情况下特别案例中法律的适用者即法官来解决了。现代社会发展变化之迅猛是惊人的，而立法者不是万能的，他们制定的成文法不可能涵盖和预测所有现实社会中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全部内容，因而法律存在空白、漏洞的情况在所难免。

四、刑法的法官解释的原则

法官对刑法的解释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以防止法官解释刑法所可能产生的风险。我国并不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司法权并不独立，法官审判案件时不能随心所欲的解释法律，且其对法律的解释要受到合议庭、审委会以及不同层级的领导的监督，法官个人对案件虽有自己的解释，但这最终要取决于法官所在的审判组织或者单位的认同。因此，与其说对法律作出解释的是法官个人，不如说是一个司法单位。从裁判文书的表述方式即可见一斑。我国裁判文书的表述方式是："本院认为……"这就说明对法律解释的最终决定权是一个集体，而不是审判案件的法官。审判体制对法官的解释就是一个很大的制约。笔者认为，法官对刑法的解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合法原则。法律的解释尤其是与人民厉害关系最重的刑法的解释不应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法治国家的一切法律活动包括法律解释必须合法。我们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不仅不能创造法律，反而要受到成文法的制约。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不能违背上位法如宪法，不能违背法律业已确立的无争议的刑法原则和刑法的规定。刑法的解释应遵循法律的规定，符合法治的精神，不得违背法律的规定作出扩大、限制或改变法律规范含义的解释，法官在进行刑法解释时不得任意扩大犯罪构成，不能以解释的方式增加罪名及加重法定刑，不能侵入刑法立法领域，以解释的方式变相立法。

2、合理性原则。一般而言，合法的也是合理的，但也不完全重合。但解释得是否合理也可以提作为评价法律解释质量高低的一个参考标准。合理性原则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则，其内容包含法律、道德、情感诸因素在内，判断自由裁量是否合理，主要是看法官自由裁量的过程中是否考虑了包括法定与酌定情节在内的相关因素，考虑法官对法律的理解、经验乃至个性、情感等问题是否符合社会通行的价值观。法官要做到合理自由裁量，必须正确选择裁判依据的法律条文并明确法律条文的意思，把握立法目的、法的原则和有关的形势政策，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公平正义是法律解释合理性的应有之意，法官在解释刑法时应服从法律的基本价值--正义和良知，应本着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

3、一致性原则。这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官对于同一法律规定在适用同类案件在不同时期作出的解释应尽量做到具有一致性，以符合刑法适用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第二、不同法官对于相同刑法规定适用相同案件应作出相同解释。为了实现刑法适用中法官解释的一致，我们认为应当严格遵循解释方法的顺序，首先，法官解释法律首先应采用文义解释方法，文义解释应该优先于其他解释方法而被运用；其次，当应用文义解释得出的结果存在合理性怀疑时，才可以考虑运用系统解释方法；再次，只有在考察了文义解释和系统解释的结果之后，才能进行考虑目的解释；最后是法意解释。法官对刑法的解释无论用那种方法，对刑法解释的结论都不能超出人们的可预期范围，即对刑法的解释应在人们可预测范围内。⑨为了达到法律解释的前后一致性，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的遵循先例原则，只有责令法官对判决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理由才能保证法官不至于滥用自由裁量权。只有责令法官遵循先例才能保证法官解释的一致。在发达的法律制度中，先例所涵盖的领域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它们确定了法官工作开始的出发点。在无数的诉讼中，法律都是非常清楚的，法官也没有什么裁量，他们的确有权在空白之处立法，但那里常常没有空白。霍布斯也承认，法官必须而且确实立法，但他们只是在空隙中这样做；西方国家的判例法制度为法官个案中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了积累与普遍化机制。假使无此制度，则法官在个案中所生发的经验、智慧就无从为其他法官所知，其余个案中生发的经验也不能普遍化，势必造成分散化、个体化知识的丧失。所以我国法官也应该以先前法官的先前案例的解释作为自己以后裁判类似案件的借鉴。

总之，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是一个客观存在。刑法的适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自由甚至是生命，因此在刑法条文运用到具体的案件中时，法官如何理解刑法至关重要。理论服务于实践的，为了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我们有必要在刑法理论中对法官解释进行研究。对法官解释的界定和如何解释在理论界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关于刑法适用中法官解释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美）约翰·亨利·梅里曼著，顾培东、禄正平译：《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

②参见李荣："西方法官解释的历史与学派之争"，载《坏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4期，第17页。

③参见李国如：《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中的刑法解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④梁根林："刑法解释规则略论"，载《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3年第1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

⑤陈艳美："论法官解释"，《山东电大学报》2004年2期，第24页。

⑥参见刘晓莉："刑法解释的主体"，《吉林大学学报》2003年2期，第47页。

⑦[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2页。

⑧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权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127页。

⑨参见李荣：《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页。

参考文献：

[1]李荣．西方法官解释的历史与学派之争[J]．环球法律评论，2007，4

[2]李国如．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中的刑法解释[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3]梁根林．刑法解释规则略论[J]．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3年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4]陈艳美．论法官解释[J]．山东电大学报，2004，2

[5]刘晓莉．刑法解释的主体[J]．吉林大学学报，2003，2

[6]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7]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权术出版社，1996

[8]李荣．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9]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0]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梁亮,1983年3月生，籍贯：山西平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0级在职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