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理论名著译丛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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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音乐出版社图书研发中心主任苏兰生根据统计，通报了我国翻译出版外国音乐理论著作概况。“自清统治十一年起至2007年9月止，已翻译出版外国音乐理论著述960余种，其中，1978年之前130余种，1978年至今830余种”。苏兰生比喻说：西方音乐理论文献足以装备一座图书馆，而我们的译著只够填进一个小书箱。他认为，我国音乐理论翻译事业现存的问题主要有三点：选题缺乏系统规划、翻译队伍亟需建设、术语译名尚待统一。

在我国近现代音乐专业教育教学和理论研究领域，西方音乐文献译著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北京市教委资助、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创新团队由杨通八教授牵头筹备一年的《西方音乐理论名著译丛》，再度拉开新一轮翻译出版系列的序幕。2008年1月7日，学界泰斗、中央音乐学院前任院长于润洋同第一批选题责任人、译著者，应邀出席在中国音乐学院召开、该院作曲系主任王宁主持的研讨会。

杨通八教授特意就这项“工程”做出了说明，“要了解我们工作的意义，首先要从‘音乐理论’的概念说起”。音乐理论约定俗成的概念有不少属于“作曲技术理论”范畴，但这个概念无法囊括全部内容与涵义。简称“乐理”显然容易同“基础乐理”混淆。他认为，是否称谓“音乐形态学”倒是可以讨论。但现在采用“音乐理论”命名这项工程更为妥当，因此，这套书就叫《西方音乐理论名著译丛》。

第一期选题包括6部专著，即《格罗夫音乐理论概览》（2002年办《新格罗夫音乐词典条目选译》）、拉莫《和声的构成――论音乐的理论与实践》、富克斯《艺术津梁》、理曼《9－19世纪音乐理论史》、福特《无调性音乐结构》、《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史》，罗忠F、杨通八、朱世瑞、杨静茂、任达敏担任责任人和翻译工作，至2009年底将全部完成。第二期选题将在一期工作进程中确定。之所以称其“名著”而非“经典”，是项目组接受于润洋教授建议并达成的共识，“这样在选题上可以更加主动、灵活，较为符合实际”，杨通八这样解释。

一本斯波索宾的《和声学》统治中国和声讲坛半个多世纪，在产生积极良好效应的同时，也存在某些问题。如“功能圈”，在中国的音乐教学中先是成了难以突破的“洋八股”，后又被翻新引申为“反功能”“功能倒置”等戒规。而功能和声的元理论到底讲什么？怎么讲？许多人并未弄懂。星海音乐学院任达敏教授从作曲理论文献运用于教学中的“四大件”分类，言及一大批老旧的“经典”之后的“断代”现象，目前最缺少的“桥梁”，需要有质量新译著源源不断保证供给。他指出，一些影响广泛、甚至被奉若经典的译著中，存在大量误区与空白，这绝不是耸言听闻。例如台湾某华人学者译著黎翁・达林(Leon Dallin)《20世纪作曲法》的中译文，某些概念翻译语焉不详，十分含混；而原著中一些专业性的关键术语和重点段落，竟然错翻或不翻。这会给使用者造成误导、困惑和麻烦。

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教授提出，《新格罗夫音乐词典》等无不为音乐术语学的研究成果。他认为，搞音乐文献翻译，首先要通晓《音乐术语学》。刘教授例举几个音乐术语的演化，说明词源研究的重要性。如，今天的“交响乐”（Symphony）一词，如何从源自希腊文“和谐”的Symphonia，柏拉图等用作音乐理论术语指简单避暑关系的音程，又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大型经文歌《神圣的和谐》（Symphonia sacrae）到作曲理论中的的“引奏”、“间奏”，大约在1744年，萨马蒂尼等作曲家致力于音乐会交响曲，Symphony，遂成为人们熟知的交响乐专属名词。苏兰生提出：在高校常设音乐编译专业、建立音乐专业翻译学术机构、建立协调机制，力争学术利益和出版利益共享等数条建议，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呼应。

正如杨通八所言，“我们对西方音乐理论的不少问题仍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尤其对一些重要领域的专业学术理论的原始文本更缺少深度的研究。而引进格劳特《西方音乐史》的翻译出版，帮助了众多中国人了解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但，仅仅因为polyphony一词的误读（将‘复音音乐’译成‘复调音乐’），导致了不少的理论混乱，误导了大批年轻学者，甚至作曲技术理论的研究生论文也由此引申出更大的谬误”。杨教授强调，音乐学术名著的翻译，并非简单的一般意义的语言“制式”转换，而是在对原著文本与所涉及的学科知识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语言和智慧所作的具有范本意义的专业叙事，必须以高度的科学性与责任感来对待这项历史性的工作。他本人负责的《格罗夫音乐理论概览》，将2002年版《新格罗夫音乐词典》有关音乐理论的15个条目，翻译成大约35万字中文，将于2008年6月完稿，力争12月前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