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社会集体行动制度化?

地震释放了大地的能量，也释放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能量。

我们所有人，都在很短时间之内看到了中国社会在面临危机时集体行动的能力。这种集体行动的能力，不光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组织动员能力，更多的还有社会自发的集体行动能力。不得不承认，面对社会自发的集体行动，国家各个层面多少都有些措手不及：如何协调来自民间的救援力量与资源?如何安排引导有组织的志愿者?如何容纳、组织如此巨大的社会力量?如何调整危机之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地震是一次外来挑战，是国家与社会遭遇的共同威胁。在外来危机面前，中国社会的巨大反弹让全世界的观察家们都感到震惊。多事的人不禁会问：如果再来一次内部危机，如果危机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会有怎样的反弹出现呢?换句话说，此次地震中的集体行动是社会协助国家的正向集体行动，如果是社会对抗国家的逆向集体行动，又会如何？

此时重读赵鼎新博士《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正当其时。赵博士希望通过对西方历史经验与理论思考的梳理，让读者了解破坏性较小的、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怎样才能成为中国社会集体行动的主流，从。而降低组织性较低、破坏较大的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说到底，《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是一篇大的文献回顾，中间穿插了作者对现实问题殷切而又真切的理论思考。

就文献回顾而言，这本讲义萃取了许多有意思的理论话题。例如，作者在讲到解释与解读的差异时，提到了有学者针对中国与美国性传播疾病的比较研究。在美国的性传染病主要是在低收入的黑人之间传播。而中国这是在社会各阶层之间迅速传播。为什么?作者以此提醒我们，任何理论解释必须建立在对文化传统、社会状况的解读之上。

又如，作者在回顾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时，提到了阚伯尔的《社会结构和雄性激素》，指出人的雄性激素分泌率与其所处社会场合有密切关系。那么接下来就会想，人们参与社会集体行动的动机到底是集体行动还是情感冲动?

作者表明了自己的理论倾向，他认为社会运动在其组织力量很弱的时候，参与者容易受他人情绪感染而做出其他场合不会做的事情，这时情感往往会主事该运动的发展。更进一步，在一个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社会中、在威权社会之中，社会运动的发展往往会受情感主导；反之，在公民社会发育良好的社会中、在民主社会之中，则更容易受其运动组织的策略主导。

回到中心观点，赵博士非常明确，他试图用国家一社会关系来解释社会的集体行动：社会集体行动方式的发展，以及某一个具体的社会集体行动事件的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一社会关系，以及以此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对社会集体行动的制度化能力。

那么，如何才能将集体行动制度化呢?

现代的社会集体行动(包括各种社会运动、反叛以及革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和组织起来的社会之间相互碰撞的产物。一国一旦发生社会的集体行动，它的发展走向也取决于该国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般来说，在国家专制力较强、社会组织力量比较弱的时候，人民为自己权益而进行的集体行动通常采取破坏性比较大的初级集体行动和革命的形式来表现；但有民主法治，中层组织比较发达时，人民对权益的集体性诉求将会体现为有组织、有限度的社会运动。

因此，对西方社会来说，国家对社会集体行动制度化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其民主化程度的影响。西方社会集体行动的发展史，就是一个无组织的集体行动和革命运动被边缘化、社会运动被制度化的历史。所以，在西方，只有制度化和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才是其社会集体行动的主轴。

就像前面提到的中美两国性传染病传播模式差异一样，对中国这个转型国家而言，由于发展轨迹不同，试图在短期完全向西方靠拢几乎不可行，从长期来看，这还涉及政治精英的价值取向问题、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互动问题。

但是，就像地震的能量一样，社会的能量迟早要释放。你不让它通过制度化的渠道缓慢释放，它就会来猛的、来狠的，彻底破坏整个国家－社会的治理结构。面对转型过程中社会涌现的各种集体行动，中国的国家不得不面临将其制度化的难题。如果西式民主走不通，那名中国现在有什么招呢?

赵博士看到目前中国政府最常用的有两招：直接用钱解决问题以及加强上访制度。他认为这两招虽然有时能解燃眉之急，但却实现不了制度化的前景。发放“安定团结费”只会鼓励民粹主义，而加强制度只会给制度建设带来更多后遗症。这是一种两难境地：对上访解决过多，会鼓励民粹主义，并使地方政府和法律失去权威；但大量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经济问题又会被政治化，从而激励更多破坏性的社会集体行动。

直到最后，作者也并没有为我们提供答案。但在这本讲义里，他却将西方社会科学最经典的相关研究抖落得淋漓尽致，清清楚楚地展现给大家。据说，芝加哥的华裔学者对集体行动和它在中国的实证运用向来抱有强烈的兴趣。邹谠教授是先驱，而赵博士则是后来人中的佼佼者。他从昆虫学转入政治社会学研究已经有十多年了，这本讲义，基本上反映了他对这些现实问题进行思考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