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出版传媒业的“文化自觉”浅析

摘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建设主流价值文化，坚持文化传承创新，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在此宏观态势下，中国出版传媒业如何适应新形势，便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

文化自觉　西方文化　出版责任文化软实力

“文化自觉”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首次提出，是一种关于异同共处生存的哲思，以全球一体化为时代背景，关照人与人的关系和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突，提倡取长补短，促进文化双赢。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新闻出版业的文化自觉，首先要明确对文化选择的知性化策略，需当代编辑自身有知性力，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清醒的认识，理解所接触到的各种文化，看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所处的位置，处理好文化输出与引进的关系，争取民族文化的独立地位。

一、“文化自觉”逼使中国出版传媒业正视面临的严峻形势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日新月异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全球信息和交易费用大大降低，各行各业都在运用新技术成果。互联网的出现和广泛利用，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精神和心理的存在方式，甚至可将其视作人类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全球化已无可辩驳地存在，且正在迅速扩大着，全球性市场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控制和全球性媒体对我们精神世界的侵染，便可证明这一点。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日益与国际接轨，许多外来文化纷纷涌入，传统文化正在被外来文化稀释，甚至取代。这究竟是国有文化的自我缺失，还是外来文化的公然侵略?对此，须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析，明确中国新闻出版业“恰是将人类世代集聚的智慧和发现、思想和情感薪火相传，保存演习”。“守望传统，立足文化，永远是出版的价值所在，也是每一位心怀崇高理想的出版人自觉努力的方向”。

在对文化内容选择的知性化策略上，如何保留自己的特点，同时研究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处之道，正确处理文化输出和文化引进的关系，作出不与民族利益相矛盾的判断与选择，增强抵御西方文化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侵袭的自觉性，增强其针对性，是出版传媒业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

二、“文化自觉”在当前文化建设中的选择性

自觉就是作为主体的一种觉醒，这种觉醒，就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究竟应怎样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怎样吸收外来先进文明，最终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目标。知性是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认知能力。对文化选择的知性化策略，要求编辑在源于实践的编辑工作经验(知性认识)的基础上，“有对周围事物和自身状况的客观认知，不断提升自身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自主地位和能力”，所以要求当代编辑自身要有知性力，即通过对自己的理性审视，对外部社会环境冷静的独立判断和思考，从而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有正确的认识，并在编辑实践中提升自身创造文化产品附加性价值的能力，同时还能作出真挚的感性表达。体现在文化的功能与价值选择的策略上，既保持对于中华人文精神的自觉认同，又对所接触的异域文化有一定理解，同时能看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所处的位置，在文化全球化的交融、碰撞乃至博弈中争取中国文化的自主地位。鉴于此，对于异域文化产品的判断与选择需要“睿智”，在与西方文化的交往中需要保持几分清醒。

“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不同文明的交融与冲突渗透到政治、经济等方面。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销售其文化产品、攫取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在竭力输出其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文化的侵蚀和同化。在文化上，西方发达国家处于攻势。西方媒体巨头支配着当今的全球文化市场，有数据显示，目前转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西方七大国家垄断，其中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有研究者对2009年3月1日到2010年2月28日期间央视中文国际频道21点播出的《中国新闻》进行了抽样调查(以播出日期尾数为“0”和“5”的节目为样本)，结果显示：在71个样本包含的566条国际新闻中，仅有68条为央视驻外记者自采。也就是说，近90％的新闻来自美联社、路透社等西方媒体。中西方文化对外传播实力的差异影响了信息流通的方向，这种信息流通的不对等，直接导致了信息生产控制权和信息传播自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偏移。这种文化形势，迫使决策者们在引进异域文化作品时作出正确抉择。

“编辑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文化信息传播。在文化信息传播过程中，选择是传播的起点，也是传播成功的关键”。出版传媒业编辑人员应通过选择活动来隐蔽地显示其倾向性，鼓励提倡什么，反对排斥什么。编辑首先要对文化信息的价值与功能作出判断，然后对所选择的作品稿件进行加工整理，再以出版物的形式进行传播。这个过程首先要求编辑把好关，而不是编辑策划什么、加工整理什么。把关就是选择――选择合乎标准的允许复制传播，舍弃不合乎标准的作品，中止后者在传播渠道中的流动。所谓“标准”，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在同一历史时期，受阶级、政党、民族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标准”呈现多元化；在同一社会环境中，不同时期占主流地位的哲学观、政治观、道德观、文化观不同，其选择文化产品的标准也就不同。选择的首要标准绝不是“受众的需求与兴趣”，而应是国家所确立的政治思想路线、所制定的新闻出版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法规，同时还有新闻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

中外出版传媒业的发展历史证明，重视和发挥编辑的职能对于促进文化传播、行业发展，乃至思想启迪和社会革新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因为编辑对准备进入传播环节的文化作品的选择和精化，可使先进的科学思想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充分发挥导向作用，能最有效地促成受众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量变与质变。这就要求当代编辑首先要有清醒的文化自觉意识，要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实践，着眼于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顺应社会生活的变迁，在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汇点上，对外来异域文化进行筛选、择优，坚持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以健康的文化观引领社会生活，提升国民的人文素养。

三、“文化自觉”亟须出版传媒业高度自律

“文化自觉”首先需要出版传媒业形成高度的自律。“传媒需要有自行调节、自我制约的机制，传媒的发展才可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没有理性支持的民主运行更易带来破坏而不是建设。以自律求自由，可以为传媒赢得较多的有弹性的活动空间。为了避免较多的他律，就需要更多的自律。

《出版管理条例》是我国新闻出版业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的内容，例如：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宣扬、迷信、、、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等等。凡是出版内容中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种种情形的，均为非法出版物。《条例》第二十六条还对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作出了规定。因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都未完全，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之一，很容易受到客观因素的引导，在耳濡目染中形成模仿动机和模仿行为。

从参与要素和运作过程来看，出版传媒业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文化生产、流通场域。

出版者是出版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对行业的发展具有宏观掌控和“隙望”作用。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Web2.0时代以来，对出版者主体认定的视域应当放宽――将精神产品物质化并送入传播环节的组织和个人都可被认定为“出版者”，而不仅仅局限于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出版组织和机构。

出版物是精神产品的载体，是出版传媒业经营的主要客体。出版物的量是行业发展程度的量化指标，而出版物的质是行业发展的主导力量。衡量出版效果，出版目的是尺度，即社会效益是出版的首要目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立足本土，博采众长，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以记录民族文化精髓、传播先进思想为己任，确立中华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独立地位，是“文化自觉”对出版传播业提出的时代性要求。

出版发行渠道是连通出版传媒业和受众的中介。网络的普及使出版发行渠道呈现出虚实结合的形态，越发多样化和创新化。如何将编辑精心选择的文化作品及时传递给社会公众?对此要树立起文化服务意识，扩宽文化作品的发行渠道，缩短公众接触通道。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必须重视出版传媒业的制度建设和政府的参与，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的文化传播管理路径，引导民众的文化自觉，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建设我国的主流价值文化。

结语

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理念，是对文化传统的真切诉求，是对文化融合的深刻思考，也是对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祈愿，饱含博大的人文关怀，源于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文化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或“群体成员之间共同具有且被保持下来的行为方式”，应正确把握新观念的输入和传统观念重构的契机，在汲取西方文化精华的同时，维护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J].思想战线。2004.3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