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文化自觉

当前，中国知识界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即在全球化形成的话语霸权面前，如何分辨、借鉴西方文明的精华，拒绝“现代病”的糟粕，并在此过程中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反思和新的认定。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互依存”还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仅仅数年之后，它又被一个更新的名词取代了，这就是90年代以来风靡世界的“全球化”。

对许多人来说，“全球化”使生活的节奏加快，生活方式变得便利了。互联网使“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

中国人是幸运的，因为2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恰恰与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汇合，有的海外人士甚至将此称做“中国机会”。一位中国学者指出：“全球化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刻，这些年间国内和国际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没有一件不与全球化相关。”

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全球化”的思考亦在深入。人们在享受经济全球化好处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困惑。“全球化”?“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这些都是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沉重问号。这些问号将会伴随今后好几代中国人。因为在我看来，“全球化”与其说是一个概念，更不如说是一种实践，而人的实践是没有止境的。

我以为，无论是对待“全球化”还是实践“全球化”，要紧的是要多一点文化自觉。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归结起来就是，对现代中国人来说，要想明白“全球化”这个大历史现象是怎么出现的，即它的来路，它的历史渊源。同时也应当尽量看清楚它已显现出来的一些特征，看到它们对社会发展、国家兴衰乃至人类生存所形成的冲击和挑战。“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对时代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文化自觉”是一个观察角度，一种处世心态，一种精神境界，最终应当是对人类文明的终极思考与关怀。

谁在拨动“全球化”的主旋律?

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化，是在精神和物质的层面上不知经过多少“千锤万击”，才从世界历史深处走出来。

我经常参加国际会议，曾八次参加一年一度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看到了一个“全球化”实践的浓缩场景。

“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每年1月的达沃斯都是冰天雪地，但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几百个分会场上讨论的却都是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刚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看热闹。热闹看多了，逐渐也就看出了一些“门道”来。

首先，“达沃斯”论坛真正走出欧洲，开始具有“全球”影响，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这十多年来，“全球化”一直是论坛的主旋律，而不断奏响这一主旋律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整体操作上，“达沃斯人”是很有文化自觉性的。从宏观议题如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到微观议题如克隆羊的诞生，人们不难看出其浓厚的西方主体色彩。这是一种自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以理性主义作为旗帜并持续了300多年的运动，发展到了今天，就是技术至上、科学万能、物质主义。几者加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化”的核心部分。

在“达沃斯”这一被浓缩了的“全球化”场景中，人们也能深深地感受到行为主体们的全球眼光和全球关注。如1998年比尔・盖茨在论坛全会上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2000年他又呼吁人们关注非洲的艾滋病问题。这都是从“全球化”的核心圈里表现出来的世界性。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种世界性就有过十分精辟的描绘：“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可以说，对100多年来西方资产阶级在全世界的扩张并造成的“全球化”现象，还没有人预见得像马恩当年那样深刻和到位。科学的预见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大自觉。它出现在欧洲，而没有出现在世界的别的任何地方。原因很简单，是欧洲，而不是世界的其他地方，开始了现代科学和工业大生产的实践，而这些伟大实践的启端，又可以再上溯到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追溯到古希腊对自然宇宙的逻辑探问和思辨。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我们要研究欧洲观念的发展史，“让精神的历史浮出水面”，我悟其用意，就是要将人类几大主要文明中的这一块西方文明的源头和脉络搞清楚，从而在看当代纷繁世事时，有一种“历史的纵深”。“千锤万击出深山”，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化”，是在精神和物质的层面上不知经过多少“千锤万击”，才从世界历史深处走出来的。

“全球化”现象的人文思考

从物质的贫乏中摆脱出来以后，如何避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西方话语体系是否代表了西方文化中的真正精华部分？

上个世纪上半期，在由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格主编的历史著作《现代欧洲的崛起》中，关于1871年～1900年一卷的题目就叫“物质主义的一代”。该卷作者非常明确地提出：“欧洲启蒙运动在17、18世纪仅仅是一场知识或是精神层面的运动，但到了19世纪后期，启蒙运动已发展到由大机器来生产商品，有了物质的重要内涵，而其过程是充满活力而非静止的。”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精神变物质”。这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所始料不及的。这个“变”变了近300年，它不仅改变了欧洲，而且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命运。遗憾的是，同时代的中国人对这种巨变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任何预见性了。

但是，由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一路下来，现被称之为“全球化”时代的种种“物质第一”的特点，却是明明白白摆在今天的中国人面前了。譬如说，一切“价值”都要“看得见，摸得着”。在物质的时代，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失去了重心。上个世纪的2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到北京大学讲学时曾这样说：“在我看来，知识，艺术，人生乐趣，友谊或温情，本身就是有内在价值的事物……至于人生的乐趣，是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时代，受到生活环境重压而失去的最重要、最普通的东西。”在“物质第一”的价值观面前，“最重要、最普通的东西”受到了最根本的挑战。

我无意否定物质的重要。物质生活的丰富是历史的进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禁欲主义都是无法长久的，如德国思想家海涅所指出的，它只能使罪孽和伪善来到人世。当前的问题是，从物质的贫乏中摆脱出来以后，如何避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们曾热情地讴歌自由和平等。伏尔泰讲：“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但是，在目前“全球化”进程中，单一话语霸权的形成却在挑战早期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想。这种单一话语霸权的出现，大概又是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始料不及的。这一全球化的现象所涉及的已远远超出学术领域，它已经影响到大众的生活。它不仅以语言(英语)的优势主导着人们的交流，而且还以精神主导的姿态挤压着人们的心灵。我国有学者指出，90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是越来越粗鄙了，除了金钱和时尚，别的都没有兴趣，不读诗歌，不习惯沉思，稍微抽象一点的东西就看不明白，甚至迎面遇上了美妙的事物，他都毫无感觉――这样的精神和生活状态，在今天的社会中非常普遍”。

女作家王安忆曾将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描写成“粗糙的年代”。那种粗糙是精神的，当然也是物质的。但90年代则不同，物质是极大地丰富了，精神反倒粗糙起来。这里必定有许多问题值得社会学者、文化学者们研究。但若要看今日单一话语霸权对人们思维习惯的影响，就是“对简单化的盲目崇拜”。任何事物都被归纳得黑白分明，任何概念都以非此即彼来界定，诸如“民主”与“非民主”，“西方”与“非西方”。在美国9.11以后，干脆就是：为什么“他们”恨“我们”（9.11以后，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专文，题目就是“为什么他们恨我们？”如图。作者为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员法里德・扎卡里亚）。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这一简单化的思维模式给“全球化”进程造成了许多问题。德国著名学者米勒指出：“美国曾经拥有一大批杰出的国际问题分析专家，有时我们会对他们的独具慧眼拍案叫绝。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简单地将事物分为两类即‘我们’反对‘他们’的思想以及善与恶的较量等观点，却一直影响美国政界最核心的那一部分。”按照米勒的分析，美国的决策者们需要依次向衣阿华州的农场主、怀俄明州的畜牧者、得克萨斯州的炼油工人和芝加哥的女秘书们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所交的税款必须用于对外政策，这样艰难的说服解释工作实在太难了，只能通过粗略的简化才能迅速完成，那就是为大众树立起一个外部敌人。的确，对政治人物来说，靠这种以简单化的“树敌”方式来收拢人心的做法是最快捷简便有效的。但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简单化的确是一种人类的不幸。

所以，这种单一话语霸权的出现不仅是一种思想现象，它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是屡见不鲜的，但是真正的全球性话语霸权则只能在今天的“全球化”中才能得以实现，因为它必须依靠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霸权必定以自我为中心，而自我为中心则一定是排他的。单一话语霸权的出现说明，造成这一话语霸权的行为者们已丧失了文化自觉。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更是多元的。“文明冲突”理论的始作俑者尽可以将其理论阐述得十分详尽，但若在根本思维方式上仍依托“我们与他们”这种简单模式，那么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未来世界冲突的隐患。毕竟决策者们不会从某一种纯理论来制定政策，他们更多地还是依赖这些理论背后的习惯思维定式。

单一话语霸权一经形成，甚至已到了“对一切挑战都不屑一顾”的状态，它的走向就很难说了，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更何况，现在还有各种力量在强化这一趋势。这种话语霸权的强大惯性力量，会继续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向披靡，无情地挑战人们的精神自由。看清这一点，我们所能做的，大概就是多保持一点“对简单化的盲目崇拜”的清醒，对自身的实践多几分体悟和敏感，而不是去加入对简单化的炒作。这的确是无奈之举，但比起盲目来，人在无奈之中多少还可保留一点心灵的自由。

对今天4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讲，受“简单化”思想的折磨和摧残实在是有切肤之痛，其登峰造极之时就是“”。当然，现在风行世界的单一话语霸权在当时尚未完全形成。当时的中国人是生活在中国式的话语霸权之中。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从那种集体盲目和集体愚昧中摆脱出来。但毒素还未来得及完全清除。

人为什么会盲目服从某一种话语霸权?这是值得人们在痛定思痛时深思的。精神上的免疫力既重要，又难得。“”式的那种单调和空洞的口号毕竟很容易叫人厌烦，而披着“现代化”斑斓外衣，有丰厚的物质做依托，以系统的理论为支柱的话语体系是会让人着迷的。我们是否需要这样问，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被人们首先感受到的西方话语体系是否真正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否代表了西方文化中的真正精华部分?

对中国知识界的考验

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能不能从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滋养中走向新的精神高度？

当前，对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是，能不能在“全球化”形成的话语霸权面前，动用中国人的全部聪明才智，不急不躁，仔细识别辨分，将西方文明的精华部分借鉴过来，将西方人称之为“现代病”的糟粕部分拒之门外，将目前还困扰着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的问题逐一归纳、整理、讨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反思和新的认定。

世界历史证明，任何民族和国家，如果要真正发展强大并具有影响力，物质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还要有“精神的高度”，而精神的高度的标志，是出思想家，出大思想家。尽管在真正的“全球化”到来之前，人们在沟通交流上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名字，本身已成为沟通中西的桥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北京大学讲话，亦要引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一闪烁着中国古代思想光辉的名句。只要是经过大浪淘沙而延续下来的文明，在哲学层面上，都是应当能够“神交”的。因为不管哪一种文明，探究和追求的本源性问题都应当是一致的。人类文明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全球化的回答。

世界变了，而且是巨变。去年我在纽约拜访基辛格时，这位一生从事国际事务研究与实践的美国战略人士说，“世界变了，美国的主要敌人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全球非政府组织”。真可谓是“大敌无形”。他认为，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条约》以来的国际关系的内涵已经起了变化。

历史在继续。我们既要研究精神的历史，也要研究物质的历史，而且要亦中亦西地比较研究。不理解历史的复杂，恐怕对现实的复杂也会缺少敏感和理解。没有一种文化和文明能在自我封闭中永恒。应当说，尽管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但中国文化的复兴面对的毕竟已是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国人看世界、看人生的坐标系变大了，这是积极的。比起已陷入以自我为中心，从而又走上文化霸权之路而缺乏自我反思的西方主流文化来，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发展碰上了极好的历史机遇，值得庆幸。

追求“精神的高度”，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能不能从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滋养中走出新的高度来？如有的学者猜想的，21世纪的新智慧的产生可能将是许多人和许多学科的共同发展创造的结果，在强调学科联合的同时，各种学科可能会有一种哲学化的倾向。“哲学化”，就是再回到本源性，但应当是在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新的境界上。对此，我们还不完全熟悉。

需要有大历史眼光。宋健同志在他最近的一篇宏文中用几个数字勾勒出一个大世界观，“地球年龄46亿年，生命诞生于30亿年前，人猿分手约200万年，产业革命至今不到300年”。他还引用了在1964年《贺新郎・读史》开始的几句：“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在21世纪，中国人的精神高度在哪里?这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世纪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