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父子互隐”章新证

[摘 要] 文献习见中的“隐括”、“隐揉”、“隐审”、“隐实”、“隐核”、“隐度”之“隐”都当读为“”，因此，将《论语・子路》篇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读为“父为子，子为父”，训为“父亲要替儿子矫正错误，儿子也要替父亲矫正错误”，是完全可能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并非血缘至上主义者，社会公德与父子私情有违时，他们主张的是“不成人之恶”、“从义不从父”。因此，“其父攘羊”，孔子是不会主张子为父隐匿的。从上博简《礼》篇的文义看，“而任不可”与子女为父母隐瞒错误并没有什么关系。至于将简文“任不可”补入《论语》“子为父隐”章中，说儿子不但要“替父亲隐瞒”，而且要“自己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这就违反了孔子做人的基本原则――诚信。

[关键词] 孔子；论语；父子互隐； 规正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005―09

《论语・子路》篇第十八章：“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1]（卷13）近年来关于此章的争议越来越激烈。攻之者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典型的徇情枉法”、“无可置疑的腐败行为”；[2]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J].哲学研究，2002，（2）：43-47；邓晓芒.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J].学海，2007，（5）：5-24.辩护者说这是“伦理常态”，“‘父子互隐’中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与维护的因素。让亲人从亲人的证人席上走开，恰恰具有现代性”。[3]两种意见虽然势同水火，但其训诂学的基础却非常一致，都以“隐”为“隐匿”，因为这是自古以来的通训。

前几年给本科生上课，学生周逸说王弘治有文认为这里的“隐”是“”的假借字，引申为矫治纠正的意思。“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如同栝可以使不规则的木料成为良匠手中的可用之材，父亲是在潜移默化之中端正儿子行为的榜样；又如同矫正曲木需要柔和的外力作用与相应的施力时间，儿子也应该采取不过火的行动来纠正父亲的不当行为。[4]（p93-98）我非常吃惊，课后找到王文，拜读后赞叹不已，又做了一些补充证明，写进了为庆祝清华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成立而作的《从〈论语〉研究看古文献学的重要》[5]一文中。现在，随着大陆《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论语》“父子互隐”章的关注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笔者认为，《论语》此章的问题关系到孔子学说的大根大本，从训诂到义理，有一些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因此，拟在前文的基础上，做一更为系统详细的讨论。希大方之家不吝指正。一 文献的证明

王弘治将《论语・子路》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隐”读为“”，训为“矫正”，看起来匪夷所思，其实从古汉语的语言习惯看，非常正常。

首先，古文献中“隐”与“”通用，当属常例。

“栝”一词，《荀子》书多见。如《荀子・性恶》篇：

故枸木必将待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6]（卷17）

杨注：“栝，正曲木之木也。，谓之使柔。矫，谓矫之使直也。” [7]（p937）

《荀子・性恶》篇又说：

故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直木不待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6]（卷17）

《荀子・大略》篇也说：

乘舆之轮，大山之木也。示诸栝，三月、五月，为帱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栝，不可不谨也。慎之！[6]（卷19）

杨注：“栝，矫木之器也。言诸栝，或三月，或五月也。帱菜，未详。或曰：菜读为，谓毂舆辐也。言矫直木为牙，至于毂辐皆敝，而规曲不反其初，所谓三材不失职也。《周礼・考工记》曰：‘望其毂，欲其眼也。进而视之，欲具帱之廉也。’郑云：‘帱，冒毂之革也。革急则木廉隅见。《考工记》又曰：‘察其蚤不，则轮虽敝不匡。’郑云：‘谓辐入毂中者。蚤读为爪。谓辐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车轮，山之直木。良匠之，其员中规，虽有槁暴，不复赢矣。’” [7]（p1082-1083）

《荀子・法行》篇还有：

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 [6]（卷20）

杨注认为：“栝，正曲木之木也”，“矫木之器也”。《说文・木部》：“，栝也。从木，隐省声”，“栝，也。从木声。” [8]（卷6上）徐锴《系传》：“，即正邪曲之器也。” [9]（卷21）段玉裁《注》：“栝者，矫制曲之器也”，“与栝互训。” [10]（p264）王筠《句读》：“古书多栝连言，许君则二字转注，以见其为一事而两名，群书连用之为复语也。《增韵》 曰：‘揉曲者曰，正方者曰栝。’分为两义，盖非许意也。” [11]（p444）由此可知，“栝”复词同义，“”也是“栝”，“栝”也是“”，它们都是矫正竹木弯曲的器具，依杨说，当为木头所制，所以两字都从木。不过，它们也还有别的写法。

《荀子・非相》篇：

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赢绌，府然若渠堰括之于已也。

杨注：“括，所以制木。” [6]（卷3）此“所以制木”之“括”，无疑就是《荀子》上文“正曲木之木也”、“矫木之器也”之“栝”，只是“栝”写作了“括”。

《淮南子・修务》：

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中规，括之力。[12]（卷19）

“括之力”即“栝之力”。这里“栝”也被写成“括”。

葛洪《抱朴子・酒诫》：

是以智者严括于性理，不肆神以逐物。[13]（卷2）

刘勰《文心雕龙・熔裁》：

蹊要所司，职在裁，括情理，矫揉文采也。”[14]（卷7）

这里的“括”，都应读为“栝”。“严括于性理”，即对于“性理”要严格规范。“括情理”与“矫揉文采”相对，“括”即“矫揉”，也是规范的意思。

文献中更多的则是将“栝”写作“隐括”。如《说苑・杂言》：

东郭子惠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夫隐括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砺之旁多顽钝。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 [15]（卷17）

此条记载亦见于上举《荀子・法行》，只不过将“栝”写作了“隐括”。

《韩非子・显学》：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括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者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16]（卷19）

又《难势》：

夫弃隐括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16]（卷17）

《韩非子》这里的三处“隐括”，显然就是《荀子》书屡见之“栝”。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

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以善存，亡汲汲，盖蘧伯玉之行也。[17]（卷6）

同是这一段话，“隐栝”《韩诗外传》卷第二作“隐括”，[18]（卷2）《孔子家语・弟子行》亦作“隐括”，[19]（卷3）《尸子・劝学》则作“括”。[20]（p267）孔广森《补注》：“揉曲者曰隐，正方者曰栝。” [21]（p561）王聘珍《解诂》：“隐读为。” [22]（p115）这里的“隐栝”，读为“栝”，犹如“规矩”。

《韩诗外传》卷第一：

仁虽下，然圣人不废者，匡民隐括，有在是中者也。[18]（卷1）

此“隐括”即“栝”，所以屈守元《笺疏》云：“以喻法制。” [23]（p88） “匡民隐括”就是以“栝”匡正百姓，“栝”之义也相当于“规矩”。

《鬼谷子・飞箝》第五：

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24]

许富宏注：“隐括，也作括、栝、。原指矫正竹木弯曲的工具……这里指对同异、是非、内外、有无加以剪裁或修改。” [25]（p78）案：此“隐括”义亦为规矩，本字亦当为“栝”。

《盐铁论・申韩》：

故设明法，陈严刑，防非矫邪，若隐括辅檠之正亻 瓜剌也。[26]

王利器校注：“隐括”，张之象本、沈延铨本、金蟠本作“栝”，张之象注曰：“，揉曲者也。栝，正方者也。辅檠，辅正弓弩者也。亻 瓜剌， 亻 瓜（kua），歪邪。《文选・张衡〈南都赋〉》：“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乱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李善注：“睢剌，喻祸乱也……王逸曰：‘剌，邪也。’”弓之不正者也。《荀子》曰：‘不得排檠，则不能自正（《性恶篇》）。’” [27]（p580、583）此用来“正亻 瓜剌”之“隐括”，也当是《荀子》书所谓“栝”，其与“辅檠”一样，都是矫正之器。

又《盐铁论・大论》：

俗非唐、虞之时，而世非许由之民，而欲废法以治，是犹不用隐括斧斤，欲挠曲直枉也。 [26]（卷12）

此“隐括”与“斧斤”一样，是“挠曲直枉”的工具，也当作“栝”。

蔡邕《郭有道林宗碑》：

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28]（卷5）

能够矫正时弊的“隐括”，本字显然当作“栝”。

董《广川书跋・蔡邕石经》：

独蔡邕镌刻七经，著于石碑，有所检据，括其失。[29]（卷5）

“括其失”，即矫正其错误。此“括”当为“栝”，名词作动词用，遂有矫正规正之义。

何休《〈春秋公羊传〉序》：

往者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28]（卷5）

此“隐括”是“规正”的意思，指规正错误使之符合规定，其本字当作“栝”。

《颜氏家训・书证》：

吾尝笑许纯儒，不达文章之体，如此之流，不足凭信。大抵服其为书，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30]（p509-510）

宋孙奕《示儿编》引此段话，“隐括”就写作“括”。[31]（卷22）

除“隐括”之说外，文献习见中的“隐揉”、“隐审”、“隐实”、“隐核”诸说中的“隐”也都是“”的借字。

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今夫车轮，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圆中规，虽有槁暴，不复嬴矣，故君子慎隐揉。

吴则虞集释：“孙星衍云：《荀子・大略篇》：‘君子之括，不可不谨也。慎之。’‘隐’与‘’通，谓括。” [32]（p347、349）王弘治引《汉书・公孙弘传》：“臣闻揉曲木者不累日。”颜师古注：“揉谓矫而正之也。”认为“隐揉”不是一个联绵词，而“隐”也可以单独使用表示“矫正”的意思。[4]其说是。

《后汉书・安帝纪》：

刺史举所部，郡国太守相举墨绶，隐亲悉心，勿取浮华。

李贤注：“隐亲犹亲自隐也；悉，尽也。言令三公以下各举所知，皆隐审尽心，勿取浮华不实者。” [33]（卷5）案：“隐审”复词同义，“隐”即“审”，也就是审查、检查。故李贤注以“隐审”释“隐”。《旧唐书・食货志》：“开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剩田、色役伪滥，及逃户许归首，免五年征赋。每丁量税一千五百钱，置摄御史，分路捡括隐审。得户八十余万田。” [34]（卷48） “隐审”与“捡括”并列，都是稽查的意思。这里的“隐”实际都是“”的借字。

《后汉书・孔融传》：

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33]（卷100）

《晋书・张辅传》：

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35]（卷60）

“隐核”、“隐核”都是审核、校核的意思，这里的“隐”也当读为“”。

《晋书・宣帝纪》：

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魏朝欲加隐实。[35]（卷1）

又《庾冰传》：

又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35]（卷73）

此“隐”与“核”同义，“实”也即“核”，“隐实”也是“隐核”。这种审核、核实意义上的“隐实”，“隐”本字就是“”。

《尔雅・释言》：“殷、齐，中也。”徐朝华今注：“‘殷’，通‘隐（yǐn）’。‘隐’，隐栝，矫揉弯曲的竹木等使之平直或成形的器具。引申为正，居中。” [36]（P77）这是说，“隐”即“栝”，本是名词，是“矫揉弯曲的竹木等使之平直或成形的器具”，引申为动词，就有“正”，使不直者直，使不正者正，也就是矫正、规正、纠正的意思。

《尔雅・释言》又说：“隐，占也。”郭璞注：“隐，度。” [37]（卷2）《广雅・释诂一》也说：“隐，度也。” [38]（卷1）所谓“度”，就是审度。这里指用“栝”去审核规正。

《书・盘庚下》：“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郑玄注：“言当庶几相隐括共为善政。”孔颖达疏：“隐谓隐审也。” [39]（卷8）这里的“隐”，《熹平石经》作“乘”。孙星衍《今古文注疏》：《周礼》“人”郑众注及“宰夫”郑玄注都云“乘，计也”，以为“言当计度之，亦犹云隐度也”。[40]（p240）所谓“计”即“审”，也就是审度。郑玄注以“隐括”释“尚皆隐哉”之“隐”，说明此当本于用“栝”来规范之义。盘庚这是希望“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都要能用“栝”来规正自己，都要能遵守规范。

《管子・禁藏》：“是故君子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尹知章注：“隐，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当效之也。” [41]（卷17）姜涛注：“自隐：自我纠正。隐，借为‘概’，校正用的木板，引申为纠正。” [42]（P386）其说是，不过这里的“隐”并非“概”的借字，而是“”的借字。

东汉崔子玉《座右铭》：

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

李善注：“刘熙《孟子注》曰：‘隐，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吕氏春秋》曰：‘内反于心不惭，然后动也。’” [43]（卷56）案：“隐”当训为正、规正。“隐心而后动”，即“正心而后动”。以什么“正心”呢？自然是“栝”。所以，这里的“隐”也当读为“”。

“”本为“正曲木之木”、“正邪曲之器”，其为木质，故字从木。名词作动词，“”遂有规正、矫正、纠正之义。这一意义上的“”，古人常写作“隐”，训为“度”。所谓“度”，也就是规范。《左传・昭公三年》：“公室无度。”韦昭注：“无法度。”[44]（卷42）《后汉书・清河王孝传》：“蒜为人严重，动止有度。” [33]（卷85）都是明证。《尔雅》郭璞注与《广雅・释诂一》训“隐”为“度”，是从“栝”的规范、规正义而言的，引申就有了审核义了。所以，文献习见中的“隐括”、“隐揉”、“隐审”、“隐实”、“隐核”、“隐核”、“隐度”之“隐”都当读为“”，不是训为规正、矫正，就当训为检核、审核。

由此可知，将《论语・子路》篇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读为“父为子，子为父”，训为“父亲要替儿子矫正错误，儿子也要替父亲矫正错误”，从古汉语的语言学规律看，是完全可能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二 义理的证明

《论语・子路》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章之“隐”之所以不能训为隐匿、隐瞒，是由其义理，也就是孔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首先，从《论语》此章上下文的文义看，孔子与叶公讨论的是何者为“直”的问题。“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叶公是以矛盾上交似的对外举证为“直”；“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而孔子则以家庭内部的互相规正错误为“直”。两者都是“隐（）”，都是矫正错误，规正错误，目的相同，所以都能称之为“直”。 但两人手段不一，方法不同，此“直”不同于彼“直”：叶公之“党”是以对外举“证”，以告官的方式解决“攘羊”的问题；孔子之“党”则是以“隐（）”，以家庭成员内部互相规正来解决“攘羊”的问题。如果“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父子相互隐匿错误的话，孔子还称之为“直”，以为“直在其中矣”，那就是以不直为直，以不正为正。这就决不是“直”，而只能说是“曲”了。所以，从《论语》此章的上下文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隐”只能为“”，决不能训为隐匿。 案：退一万步说，即使可以“子为父隐”，也不能“父为子隐”。父母替子女隐匿错误，不论古今，都是不明智的，适足以害之。

其次，除此章外，《论语》关于孔子的记载中并没有“匿过”说，更没有相互包庇错误说；相反，多见的则是改过说。如《学而》篇：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1]（卷1）

“主忠信”三句，又见于《子罕》篇“子曰”，可见这是孔子经常说的话。“过则勿惮改”，就是说要勇于改过，不要害怕改正错误。

《卫灵公》篇又载：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1]（卷15）

这是从反面讲不改过之害。可见对于“过”，孔子主张的是“改”，反对的是“不改”。

《述而》篇还有：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1]（卷7）

“不善者”也是“过”，也是错误，孔子强调的是“改之”，其担“忧”的是“不能改”。《学而》篇孔子所说的“就有道而正焉” [1]（卷1），“正”是“匡正”，是用“有道”匡正自己的“不善”，其意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同。

孔子对待错误的这种态度，其弟子深受影响。《子张》篇载：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1]（卷19）

子夏认为小人犯了错误一定会加以掩饰，“文”实质就是隐瞒，这是“小人”而非君子之为。这是子夏的话，也可以说代表了孔子的思想。正因为孔子不掩饰错误，勇于改过，所以子贡称赞自己的老师：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1]（卷19）

“更”就是“改”，“君子”勇于改过，“人皆仰之”，而非鄙视。孔子勇于改过的思想和行为，可谓深入其弟子之心。从《论语》的这些记载看，说孔子主张父子相互隐匿错误，不是视孔子为小人，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孔子不主张父子相互隐匿错误，在其他的早期文献里也能得到证明。《左传・昭公十四年》云：

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44]（卷47）

叔向是春秋晋国的贤大夫，叔鱼为其弟。叔鱼卖狱，当权的韩起征求叔向的意见， 叔向在“义”与“亲”的选择面前，选择了“义”，结果“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 杜预注：“末，薄也；减，轻也。”孔子赞之为“古之遗直”。孔子既然许叔向“不隐于亲”为“直”，又岂能以父子隐匿错误为“直”？

《孝经》还有：

子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 [45]（卷7）

《荀子・子道》也说：

孔子曰：“父有争子，不行无礼。” [6]（卷20）

正因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父子相互规正、矫正错误，所以孔子才肯定“争子”，才强调“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如果“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父子相互隐匿错误，“争子”说又从何说起？

先秦儒学向来主张家国同构。《礼记・大学》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46]（卷60）

正因为“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欲“平天下”者，就要“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就要“先齐其家”。原因就是“天下国家，本同一体”，家与国是同构的，治国与治家，道理是一样的。这一理论，实质也代表了孔子的思想，是孔子学说的基石。

《论语・为政》篇有载：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1]（卷2）

孔子认为在家讲“孝悌”，就会影响到政治，“孝悌”就是“为政”。因为家之孝子，才能是国之忠臣。在家不孝，在朝就会不忠。其弟子有子更说：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卷1）

“孝弟”是“为仁之本”，也是“为政”之本，“君子务本”，“为政”就当从“孝弟”始。后来孟子就概括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47]（卷12上），认为尧舜的“仁政”，本质上就是“孝弟”的推衍。所以，从孔子到有子，从孟子到《大学》，都认为治国与治家同，家国一体，并无二理。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主流认识。

但是，如果《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讲的是家庭里父子相互隐匿错误，那推衍到国家政治层面，君臣之间也就可以相互包庇，相互隐恶了。出现了问题，发生了错误，从家庭到国家，从父子到君臣，不是积极地想着怎样去解决，怎样去改正，而只是消极地、一味地去隐匿错误，掩盖问题，这虽然照顾到了人情，但又置社会的公平、政治的理性于何地？所以，从归谬法可知，将《论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讲成是父子相互隐匿错误，只顾亲情而罔顾大义，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将《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讲成是父子相互隐匿错误，从逻辑上看，是陷入了一厢情愿的两难推理。因为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并非只有告官和隐瞒两种选择。告官是顾及了公义而不管亲情，隐瞒则是只顾亲情而罔顾公义，这两者皆非最好的选择。事实上，面对父亲偷羊的问题，完全还可以有第三种选择，还可以有另外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儿子可以规劝父亲，将偷来的羊给人家退回去，向人家赔礼道歉。如果人家不满意，儿子可以代父亲赔偿，可以出更高的价格，做好人家的工作。这样，“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身为人子，既能不犯包庇罪，又能不伤害父亲的感情，何乐不为？所以，置合情合理的解决之道不顾，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看成是父子相互隐匿错误，可以说是陷入了道德二难的误区，自陷于险境。

现代学者多认为，儒家是亲亲为上、血缘亲情至上主义者，孔子也是如此。 比如刘清平就认为孔子“坚持把‘血亲情理’作为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见氏著：《论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哲学门》，2000年第1卷第1册；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第853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父子有亲”，“其父攘羊”，其子就只能为父隐瞒，否则，就是不孝。这其实是对孔子思想的误读。《论语・为政》篇载：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1]（卷2）

孔子认为“孝”之“无违”并非是无条件的从父，而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要以守礼为前提。用《颜渊》篇的“子曰”来说，就是“父父、子子” [1]（卷12），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换言之，当父亲不像个父亲的样子时，儿子是不能“无违”的。这就叫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1]（卷2）。“父攘羊”属于父的无礼，是“父不父”，“子为父隐”瞒，就是“成人之恶”了，孔子怎能同意？所以，在社会公理和父子私情之间，孔子无疑是以父子私情服从于社会公理，不会因私而废公。

《荀子》的记载则更清楚。其《子道》篇云：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 [6]（卷20）

孔子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子从父命，孝矣”，应该是“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用《论语・阳货》篇的“子曰”来说，就是“君子义以为上” [1]（卷17），“孝”要以“义”为基准。荀子因而说：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6]（卷20）

孝弟、顺笃比起道义来，有小道理与大道理之别。道义作为社会公理来说，要高于父子私情。所以，当道义与父子私情发生矛盾时，就应该“从义不从父”，而不是为孝而背义。这是荀子的意见，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主流看法。所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虽然重视亲情、强调亲亲，但他们并非血缘至上主义者，他们基于家庭伦理讲社会公德，基于“父子有亲”讲“君臣有义”。但真正到社会公德与父子私情有违时，他们还是能分清大是大非的，这就是“不成人之恶”、“从义不从父”。用《左传》“君子曰”来说，也就是“大义灭亲”[44]（卷2）。从这一理论看，“其父攘羊”，孔子是不会主张“子为父隐”匿的，隐匿就是“成人之恶”，是为“小行”牺牲“大行”。从“父子有亲”出发，儿子替父亲解决问题，只能“子为父隐（）”，规正父亲，为父亲矫正错误而不是掩饰错误，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互相包庇，隐瞒错误，为私情而废道义，是小人之为而非君子之行也。三 《内礼》篇的问题

吾友梁涛最近著文，以新近出土的简帛材料来阐释《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章之义，颇有特色。梁文说：

2004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中，有《内礼》一篇说：“君子事父母，亡私乐，亡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隐而任之，如从己起。”（第6、8简）面对父母的“不善”之行，《内礼》主张“止之”。

问题是，当子女的谏诤不被父母接受时，又该如何实现直道？又该如何兼顾情理两个方面呢？《内礼》的回答是“隐而任之”，任，当也，即为父母隐匿而自己将责任担当下来。故根据儒家的观点，直躬的根本错误在于当发现父亲攘羊后，不是为其隐瞒而是主动告发，正确的态度则应是，替父亲隐瞒而自己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

所以，为全面反映孔子、儒家思想起见，“亲亲相隐”章应根据《内礼》的内容补充一句：隐而任之，则直道也。[48]

梁文能运用新材料来讨论《论语》“子为父隐”问题，可谓别出心裁。但是，其解释不但重走“隐”为隐匿的老路，又提出儿子当替父亲“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新说，实在是难以服人。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内礼》篇简六所谓“隐而任”之“隐”，原作“”，整理者隶作“”，注：“”，从、从心。“”为“邻”，……字从心可读为“怜”。“怜”，《尔雅・释诂下》：“怜，爱也。”[49]（P77，P225）《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篇简一“诗亡志，乐亡情，文亡意”之“”字，李学勤先生读为“隐”。[50]笔者曾据此，认为简文此处“”读“隐”比读“怜”更文从字顺。[51]这一意见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我曾经着文讨论过：《孔子诗论》简一的“”当读为“”，训为混乱。“诗亡志，乐亡情，文亡意”当读为“诗无志，乐无情，文无意”，是说诗不能有昏乱之志，乐不能有昏乱之情，文不能有昏乱之意。[52]因此，将《内礼》篇简六“”读为“隐”，在出土文献里难以得到支持。

《内礼》篇简六、简七原释文作：“君子事父母，无私乐，无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而任不可。虽致于死，从之。孝而不谏，不成[孝；谏而不从，亦不成孝]。”[49]（P224-P225）原整理者将简六与简七连读，就有“（）而任不可”之句。但魏宜辉却认为简六与简八似可相缀连，“君子事父母，……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怜而任之，如从己起。”这与《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中的“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十分相近。简文中的“如从己起”与“行之如由己”应是一致的。[53]董珊也接受了这一意见。[54]

其实，魏宜辉的编连是错误的。简六与简七的主题是讲向父母进谏的问题，简八以后则是以“父母生病时的礼数为主题”，如果以简八接简六，简七的内容就无法安顿了。林素清、福田哲之对此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我们可以参看。 [55，56]

由此看简文“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而任不可。虽致于死，从之”，“”还是从原释文读为“”，训为爱好。“”字从“”得声，读为“邻”文献习见，而读“隐”，则很难找到先例。从文义来看，简文是说“君子事父母”，不是一味地无原则地“无违”，而是“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父母的意见对，就听父母的；父母的意见不对，就要劝阻他们。“止之而不可，而任不可”，是说如果父母不听劝阻，就是出于对父母的爱担当起父母犯下的错。“虽致于死，从之”，哪怕有牺牲的危险，也要负责到底。“止之而不可”是说提意见制止，但制止不了，“不可”即“不能”。“任不可”，指对这种不能，不能制止父母犯错负责。“”不是“隐”，因为隐瞒解决不了父母“不善”的问题。读为“”，训为爱则是说父母“不善”而子女不能制止时，子女当出于对父母的爱替父母承担责任。所以，从简文的文义看，“而任不可”与子女为父母隐瞒错误并没有什么关系，以此来印证《论语》“子为父隐”之“隐”为隐匿说，只能说是误读。

至于将简文“任不可”补入《论语》“子为父隐”章中，说儿子不但要“替父亲隐瞒”，而且要“自己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这就好心好过了头。纵然“父子有亲”，感情深厚，但也不能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感情总得服从理性。自己没有偷羊，替父亲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这样“其父攘羊”的错误解决了吗？并没有解决，反而犯下更大的错误，违反了做人的基本原则――诚信。所以，梁兄此说，是好心办坏事，实在是个馊点子。其实，笔者上文已经说得很清楚，“子为父隐”是“子为父隐（）”，儿子替父亲矫正错误。矫正“其父攘羊”的错误而又不过分伤害其父的办法有多种，隐瞒固然不在其列，儿子替父亲顶罪则更不在其列，而且是较之“告官”（“证之”）更坏的办法。因为“告官”固然伤感情但也不违反诚信原则，尽管方式方法有问题，但本质上还是“直”。而顶罪说是陷己于罪，就不仅仅方式方法的问题了，而是有关做人底线的问题了。所以，将简文“任不可”补入《论语》“子为父隐”章，不但是“蛇足”，更是糊涂。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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