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国”成为“主义”

“爱国”不是什么人教育出来的，而是人很自然生出的一种情感（当然，这里所说的“国”，是指民族长期置身的“家国”，决非某一“政体”，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在一片特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我们从一出生就有了这样一种群体性归属。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和家园。我们很自然地承继一种特定的文化、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和历史记忆，于是我们与这一切形成一种难以分割的联系。我们的精神和思想在与它的联系中生成，只有在这个群体里，我们的精神、思想和言行才最容易获得沟通、理解和亲近。如果我们作为个人离开了这个群体，离开了与人沟通、理解、亲近的可能，就会如英国思想家伯林所说的，“造成一切人性特质严重脱水的现象。不言而喻，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群体都不会有如我们生长的这个群体那样引起我们的绵绵情意。即使我们对它并不满意，或者反对其中一些东西，甚至成为民族传统的“叛逆”，也只是在这个群体中才有意义。即使我们因为什么原因跨海飘洋，远涉异国他乡，已经成为一个外国公民，但与故国的精神联系仍然无法割断，也会情不自禁地关注它，因为“练习”和“记忆”已经融入我们的生命，故国的山川、文化、人物、风情总会让我们梦绕魂牵，“落叶归根”的“归属”之情也会油然而生。

“爱国”作为一种情感，中国人最不陌生。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闪耀着光辉的名字，大多都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最早的如屈原，长期以来就被国人作为“爱国主义伟大诗人”来歌颂的，虽然他爱的仅仅是自己的“邦国”；两宋以后，更有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袁崇焕、史可法、闫应元、郑成功、林则徐、刘永福、邓世昌等载入“民族英雄”的史册。“杨家将”故事系列就因其“爱国”主题而至今久演不衰。虽然因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复杂经历，“爱国”本身被赋予了不同的历史内容，但它却―直是中华民族最崇尚、最具神圣性的情感。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人们一直崇尚的士大夫的“治平”情怀，就是与“爱国”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然而，我们也需注意到，“爱国”这种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情感，在我国也发生了畸变。首先，因为我国早期文化的发达和历史形成的“中国”与“他国”很少交往的封闭状态，产生了“天朝上国”和“华夷之辨”的顽固、自大、偏狭的文化心理。虽在近代“天朝上国”受到“化外小国”的欺侮，甚至明明看到“化外小国”已经比自己强大了，不得不虚心下气地“师夷长技”，但“夷”、“制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又似乎得到了强化，格外显示出了“中国特色’。此种思维再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相结合，“爱国”就不单单属于情感范畴，而是成了一种伦理精神和神圣的“主义”，有谁胆敢违降它的精神或对它提出疑义，就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本来一种很自然的情感，成为一种伦理精神和神圣的“主义”，就要特别警惕了。自然情感属于人性，具有个人的主体性。一旦把它变成“主义”，变成强制人的“道德律令”，个人的主体性就要被扭曲、被消弭。谁都无法割断对祖国之爱，谁都可能通过把这种情感神圣化而把自己神圣化，再通过已被神圣化为“爱国”的自我思想和意志来要挟别人。谁服从我，谁就是“爱国”，谁不服从我，谁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于是“爱国主义”―不小心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种专制的意识形态。

大凡什么东西被神圣化，什么东西都有这种危险，而“爱国”这种人人都有、人人都无法回避、人人也不能不尊重的情感就更有这种“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吓唬别人”（鲁迅）的危险性。“爱国”成为神圣的“主义”，显然对于国人来说，是一种潜在的精神危机。

人们常常把“祖国”比喻为“母亲”。应该说，这有一定合理性。母亲用奶汁、用心血把我们哺育成人，我们也在祖国文化的自然哺育下得以成为一个中国人。然而，另一方面，正如一个人的“成人”是与摆脱母体、摆脱母亲的哺育，成为自在、自为、自立的独立个体一样，人与“祖国”（族群）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他决不永远是“族群”的被动产物，永远依附这个群体。一个民族的成长常常是与这个民族的成员在怎样的程度上脱离对族群的依附，成长为自在、自为、自立的独立个体相联系的。自近代以来，很多有识之士在“中国落后”与“西方强大”的对比中认识到“根柢在人”，于是产生“新民”、“立人”的想法。只是他们不太了解这种“新”的“民”和“立”的“人”，归根结底是自在、自为、自立的独立精神个体。因为只有这种自由的人才能发挥出人的巨大潜能和创造力，一个民族是由这样一些“成人”聚集在一起的，自然是无比强大、无比文明的。康德在谈到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时，就特别指出“馆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样的“成人”当然仍然有“爱国”的情感，但那“爱”决不是任何人强加于自己的，而是自己的情感需求；他也不会因为这种“爱”而失去任何个人的自主和独立，把自己变成“国”的依附物。

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_直是中国人的一个“心结”。其重要原因，就是它包蕴着太多的内容，有着太多值得深思、玩味的意义。我以为它最深层的意义在于，它以“个性解放”这样也许并不太确切的表述，实质是传达了国人摆脱依附、渴望“成人”（成熟）的追求。这追求既反映在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决绝态度上，也反映在‘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情绪上，也反映在一代热血青年的“爱国”激情和主体的充分张扬上。只是“追求”“成人”并不意味着已经“成人”，其间的种种作为反映的恰恰是追求“成人”而远不“成熟”的简单和冲动。但它毕竟划开了一个历史――自那以后，中国人就进入了脱离“母体”的精神成长期。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中国人不久前才脱离“家国一体”的宗法制，这个成长期可能会相当漫长，其间的种种坎坷和曲折也在所难免。

因为“爱国”是人很自然生出的一种情感，在我看来，它既是必须尊重、决不可以轻易抹杀的，也不是什么特别神圣的价值。它自然会形成民族的“凝聚力”，特别在受到外国（民族）侵略的时候，会使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但它从来不是一切，也没有更多、更深刻的意义：

它不会造就民族的繁荣和强大，更不会推动民族走向文明和进步。这原因就在于一个民族（国家）的繁荣和强大、进步和文明，需要比“爱国”这种情感多得多的东西――需要知识，需要理性，需要在其历史发展中提炼出足以推动它繁荣、强大、成长、进步、文明化的伟大价值来支撑。如果缺少这种价值支撑，这种民族的“凝聚力”可能只是让它“凝聚”在非常落后的状态，甚至可能因这种“凝聚”而干出许多蠢事来。

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中国历史本身了。我们的“爱国主义”或说“民族凝聚力”，固然造就了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超稳定的王权专制主义社会结构，然而它却也在19世纪中叶后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震惊中最早醒过来的中国人才意识到：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爱国主义”理想原是十分空洞、甚至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最有意义、也是至为关键的，其实是“治”一个什么“国”的问题。这就涉及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价值，于是，也就有了从器物到政制到文化的革新之举。这些革新最后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想回避也无法回避的价值认同上来，它在现代的表述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多元、宽容……它们全都落实在一个终极意义上：“单个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或尊严”。（卢克斯：《个人主义》）也就是胡适多次说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这些价值说到家，也就是促进民族个体成员真正“成人”、“成熟”，形成有力“自我”的价值。

我要再一次强调，这样的人并不脱离“爱国”的情感，但这“爱”却博大、恢宏、理性而深沉。他不会让“国”的概念凌驾于个人的头顶，让自己成为“主义”的奴隶和附庸。他要努力建设自己的祖国，为的是要它成为最能保障个体、个性尊严和成长的“族群”。为着这一点他勇于牺牲而无怨无悔。祖国将因为有这样的儿女而强大，他也将因为有这样的祖国而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