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的花木兰

作为一个打工妹自己组织起来帮助自己的民间组织，木兰公社到底能不能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女工？创办人之一齐丽霞说：“我们解决不了她们的实际问题，能做的最多的就是陪伴，陪着她们度过这些灰暗的日子。”

2012年11月开始，每个周六下午，花旦工作室的创意总监陶阳阳和同事们都会乘坐5号线地铁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再坐半个多小时公交车，到达木兰社区所在的昌平区北七家镇东沙各庄村。木兰社区是2010年年初四个打工妹自己创办的民间组织，服务在京务工的打工妹和打工子弟。

“这里也算是北京？”陶阳阳第一次来到木兰社区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就像进入了中国西部的小镇，两边的商铺占道经营，下水设施基本靠脏水在街道上自由流淌，街道看起来只能过一辆汽车，行人不少，街道摆着肉饼摊、堆着面粉、脸盆等各类货品，只有搬家常见的破旧小面包车司机倚仗高超的驾驶技术，可以快速地避让穿行。

2012年12月的第一个周六我们探访木兰社区，北京降温下起小雪。进村口步行15分钟左右，几个红色大字“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在斑驳的白色外墙上格外醒目。这是一处红砖平房，墙上裂痕很深，门口正对着一个七八百平方米大的空场，建筑垃圾随处可见。

走进大门，掀开棉门帘，肆意爽朗的笑声迎面而来，陶阳阳的同事们正在带领木兰社区的成员―打工妹们玩“你说我做”的游戏。二十来个人围成一圈，中间是正在PK的两位。

三四位花旦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参与到游戏中。两人描述的动作和模仿的姿势，不断引发阵阵欢笑。一轮模仿结束，有人自告奋勇，做表演赛。

游戏所在的房间大约三十平米是活动房，有一排靠墙的书架。上面的书和门口堆放的衣服都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捐赠。活动房的右边是电脑房，十几台电脑来自英国大使馆的捐赠。几张彩色的塑料桌椅是中华捐书网捐给木兰社区的。电脑房与活动房差不多大，只有一个小小窗户，“这窗户是我们自己挖的。”木兰社区总干事齐丽霞说。

齐丽霞坐在电脑房的蜂窝煤炉边告诉我“木兰”名字的源起：“我是河南人，河南有著名豫剧―花木兰。我觉得打工妹跟花木兰挺像的，都是远离家乡。花木兰赫赫战功，打工妹们在各行各业的贡献和牺牲也很大。”齐丽霞觉得，每一个打工妹都是当代的花木兰，为她们服务的组织就叫木兰社区。

前传

39岁的齐丽霞也做过打工妹。从河南省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她撇下3岁的女儿，到深圳一家纸箱厂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月几百块。”齐丽霞说，这就是女工全部生活，因为有这段经历，来木兰的打工妹们一个小小的表情，她就能明白她们在想什么。

“在工厂里打工的女工，年轻的十四五岁，大一点的十八岁，很孤单，除了工作，只能谈恋爱，情感的原因常常让她们要生要死。”精神失常、意外怀孕、自杀的非常多，齐丽霞刚开始听说还觉得心里被刺痛，但听到太多她开始麻木了。

2004年的一天，刚加完班的齐丽霞有气无力地往宿舍走，遇到了一辆大巴车，播放着公益宣传语：“和我们女工们一起聊天，分担工作中的不顺心，生活中的不如意，给我们讲《劳动法》。”齐丽霞便上了车。

这辆大巴车是深圳民间组织“女工关怀”派去接工厂女工参加活动的。齐丽霞从那天起成了女工关怀的志愿者，工作热情很高。“那时，好像突然明白我自己要做什么了。”齐丽霞说。

加入女工关怀，齐丽霞负责轮流值班热线电话，别的员工就是上班时间接听，齐丽霞24小时开机。开始是利用休息时间，2005年齐丽霞辞去了工厂的工作，成为了女工关怀的全职员工。当时齐丽霞的丈夫跟她在同一间工厂打工，“他觉得，工厂有意留你，给你涨工资，你去做公益又不赚钱，凭你的能力，可以找更好的工作。”齐丽霞说：“反对无效！”后来，丈夫一个人回了老家。

“女工关怀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组织，他们不缺资金，他们需要有热情的人。”齐丽霞负责项目执行，一做就是四年。“我对自己的执行能力很自信，但是离开才发现，除了这个，公益组织的其他工作―写项目书、募款等等，我什么也不会。”齐丽霞觉得这是分工明确的弊端，后来在做木兰社区的时候，她就有意让所有参与的员工，尽量能够从头到尾跟追一个项目，“可能开始的时候做项目执行，慢慢地可以做调研，写项目书，最后，可以参与募款。”齐丽霞希望姐妹们都可以独当一面，打工回家之后，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类似木兰社区的东西服务当地的妇女和儿童。

为女工关怀服务是以被辞退结束的。一名女工找到齐丽霞求助，她觉得在恋爱关系中被了。出于对女工的保护，男女双方一致认为，不能通过公开的方式解决此事。齐照办了，私下帮助他们协调解决。女工关怀则认为，所有的求助都应该按照组织的规章制度执行，不可以有私下解决的情况。齐丽霞被开除了，她感到万分委屈，“在这个事情上，我就是一个女工，没有被尊重。”

单干

齐丽霞面对重新选择。有专门从事劳动纠纷的律师邀请齐丽霞加盟律所，条件诱人。齐丽霞还是想做帮助女工的事，而不是帮律所招揽生意。定下目标，齐丽霞来到了北京，这次她把自己的女儿也带在身边。

2009年冬天，齐丽霞结识了在公益机构同心希望家园工作的张睿，之后陆续认识中华女子学院毕业的张春芬和赵逸帆，她们也都曾是打工妹。“服务女工”―四个人目标一致，一拍即合，她们一人拿出一万块钱，2010年1月木兰社区成立。她们选择在当时北京地铁能够达到的最北端―天通苑北站，圈定了的服务点―芦村―打工妹聚集居住的地方。芦村位于东三旗，这是木兰社区的第一个地址。按照每个月1300元租下一座小楼的二层，二层房间隔成三个空间，一个空间是几个人的宿舍，四人上下铺，都不拿工资。“外面是活动室，里面是我们的宿舍。姐妹们来了，就是到了我们家了。”

她们首先想的是组织一个文艺队。“我们不像其他阶层的人做民间组织，他们有资金有人脉，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姐妹们不那么孤单，心烦的时候有人倾诉。有些外来的帮助很需要，但是，只有我们打工妹自己才知道真正需要什么，什么东西能够把大家连接起来。”齐丽霞们决定创办一支属于女工自己的文艺队，“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

所有的花费都要降到最低。齐丽霞翻开当时的帐本，“当时，每个月都有十几二十个志愿者过来，我们都会一起做饭吃饭，整整一个月我们只花了四百块钱。”一天三顿馒头配咸菜，日子过得很艰难，“可是很快乐。”

找钱

齐丽霞开始想办法筹款，这是之前她从没接触过的，她们想到向致力消除贫困的公益组织乐施会寻求帮助，对方要求她们提供项目策划书。

项目书写了整整两个月。“现状分析、项目设计、项目框架，憋得很困难。”齐丽霞找到同样做公益的朋友请教，但是不同的基金会项目书要求不同，“在那里好像听明白了，回来一对照，还是不会写。”

现状分析需要实地考察做问卷。齐丽霞几个人设计了一页纸的十几道题的问卷，第一次做问卷，不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我们就互相问，看看如果是陌生人，我们自己愿意回答些什么。”齐丽霞带着三五个学生志愿者，在芦村开始了陌生访谈。她发现，南方工业区和北京这样的家庭聚集区，完全不一样，后者的防备心理更强。“我们就去那些小店里跟服务员聊天，看准哪个比较好说话的就跟人家说，我们想做个调查。”耗时两个月，做了100多份调查问卷，齐丽霞和张睿合作，把提交乐施会的项目书初稿完成了。

最终乐施会的钱到帐了―六万元人民币，这是木兰社区募集到的第一笔资金。2010年3月6日，她们做了第一欢会，“算是提前庆祝三八妇女节”。39岁的女工何文琼在那欢会上一口气唱了五首歌，那是她第一次登台唱歌，“紧张得不得了”。她是四川人，有两个儿子，老公也在北京打工。

何文琼记得，那时的“舞台”其实就是木兰出租屋的屋檐下，正对着马路，人来人往，很多人停下观看，“还有一辆车停下呢，就为了看我们表演。”后来，木兰社区经过了几次搬家，何文琼一直坚持从芦村转车过来参加文艺队的活动。

乐施会半年期女工项目结束了，齐丽霞没接触过项目总结报告，她们就把做的事情如探访家庭、文艺队、培训讲座、对儿童一对一课业辅导等一项一项列出来，对每一项工作的情况、分析、项目执行效果、改进方案等都写进了报告。二十多页的项目受到乐施会一致好评，乐施会还把木兰的项目报告转发给众多公益机构，供他们参考学习。但当齐丽霞着手准备向乐施会提交新申请时，对方告知：我们不能支持木兰社区了，因为经济情况不好，基金会自身资金都有困难。

造血

外来的支持没了，怎么办？办二手义卖店―发动高校社团捐衣物，拿到村子里义卖，获得的款项支付房租。齐丽霞觉得，这是木兰社区唯一能够独立操作的事情，

2010年10月，第一批衣服来自北方航空航天大学。那时，高校军训刚结束，捐来的衣服基本都是军训服。几个姐妹一合计，去工地上卖吧。没有运输工具，志愿者和木兰姐妹们每人抱几件，蚂蚁搬家式运到工地上。

“卖了200多块钱，大家特别开心！”齐丽霞笑着回忆，她们不再着急寻找基金会的项目支持了，“项目申请周期太长，即便申请上了，如果基金会想做的事情跟我们想做的有偏差，我们怎么做呢？”

裤子十五块，衣服按照不同等级卖五六块、七八块或者更贵些。2012年一年，义卖店销售额4万人民币，除去运输成本，刚好可以支付木兰社区的房租。

高校志愿者一直是与木兰社区最亲密的同行者，最初合作的学校是中华女子学院，木兰社区有两位创始人就来自这里。通过这所学校的社团、学生会，木兰社区跟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很多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各所大学可以选取自己擅长的进行服务”。2012年秋季项目单上详细地列出8个儿童项目，4个女工项目，3个社区项目需要志愿者服务的岗位、服务时间、服务地点、人员需求，有可以个人报名的儿童影院项目，也有需要学生社团报名高校衣物募捐项目。

现在每个周末，木兰社区的活动已经安排满了。周六上午有志愿者交流会，下午原本是木兰文艺队的排练时间，现在跟花旦合作，开展参与性游戏。星期天是儿童的摄影、绘画、英语班级，下午有电脑课，有从事软件工程的志愿者上课。最近，周日齐丽霞和同事还会外出上课，到一个幼儿园给家长上为期6周的家长课堂。平日的晚上，有高校学生去小孩家里，进行一对一的课业辅导，还有每周两次的魔法数学课。

今年夏天，通过企业赞助或主办方邀请，木兰公社成员的孩子们参观了海洋馆、水立方，还前往曼城足球学校，跟球星踢球，很多孩子说，这是他们过的最快乐的一个暑假。齐丽霞觉得，让孩子们走进城市，是走出打工子弟边缘化的第一步。

未来？

质疑的声音一直都有。

义卖店收入还远远不能维持各项活动的运转，木兰社区又先后从滋根基金会和南都新公民分别获得四万元和十多万元项目支持。木兰在2010年接受第一批资助款项时便在工商局进行了商业企业注册，“没有努力在民政局注册，是因为我不想挂靠，想为姐妹们做一点事情本身已经够难了，不想再给自己找一个婆婆管着自己了。”但是商业注册也使木兰失去了很多机会，壹基金等项目就明确提出，如果是民政注册，木兰做的事情，他们就可以提供资金支持，而现在也无能为力。

木兰社区现在的房东对木兰做的事情依旧无法理解，他们认为木兰做的是商业企业，应该收取商业电费。

“你们搞这么多衣服卖，多赚钱啊。”房东首先提出房租涨价，任凭齐丽霞怎么解释都没用，要从1300元每月涨到2000元。木兰无法负担，只能搬家。后来因为拆迁，木兰又搬了次家。现在的东沙各庄，是去年年底搬来的，有的姐妹觉得离不开木兰社区，就跟着搬家过来了。

创思社会企业孵化器运营总监张冬栎觉得，木兰社区的状况很尴尬，“她们提供的服务相对简单，质量不高，向基金会寻求支持会比较困难。如果从二手衣卖店看，商业模式也无法达到社会企业的标准，无法真正为自身造血。”

另外一种更深入的质疑是，木兰公社到底能不能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女工？

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边缘的群体，“打工妹”面临的问题是多层面的。“她们在职业上很难有上升空间。家庭也容易出现问题，有的两地分居，即使都来北京打工，也可能住在各自的宿舍。有的姐妹离婚后，娘家婆家都没有她容身之处，净身出户。”实际上，齐丽霞也觉得对这些姐妹的帮助很有限，“我们解决不了她们的实际问题，能做的就是陪伴，陪着她们度过这些灰暗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