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摘 要：《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由20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时的讲稿改编而成。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论述了史的目的及意义、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中国传统史学、史学改造、几种专史的做法等，充分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该著作不仅在当时对转型期的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当今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思想

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在西方思潮的大力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体系日渐解体，新的文化体系尚未确立。中国学术界也进入了转型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各学术领域的学者们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力求改造传统文化使其能适应时代需要，在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得以传承。梁启超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史学思想，形成了新的史学观并成为中国新史学的积极践行者。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得到充分反映。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的主要内容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这门课整理的讲稿。《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是1926年10月到1927年5月梁先生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演讲。前者主要论述了史学的意义及范围、中国传统史学、史学改造、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等，偏重史学理论；后者主要论述了史学目的、史学家的“四长”、两种专史的做法，偏重史学方法。概括而言，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主要分以下几部分：

1. 史学的目的、意义与范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界定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①同时指出中国史研究的目的有：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推求其保存盛大原因，察其有无衰败之征；说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调和冲突及其结果等。在《补编》中，梁启超对此进行补充：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以及供吾人活动之资鉴。

2. 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史学起源甚早，最迟殷时已有史官，专门的史学著作开始于司马迁的《史记》。此后历朝历代都有为前朝作史的传统。史书的体例也有编年体、纪传体等，种类有断代史、通史等。另外还出现了史评等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

3.史学的改造。梁启超认为史书的读者应为“个性圆满发达之民”，历史应为今人或后人所作；史学范围应当收缩在历史范围以内之事；历史应裁抑主观忠于客观；史学应有搜补、考证两种劳作；史学不能只叙述，还必须有说明和推论；作专门史不仅要有史学的素养，更要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②

4.史料。史料是过去人类思想行事遗留的痕迹，有证据流传到今天。获得史料的途径有两个：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包括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及遗下之古物；文字记录的史料，包括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和外国人著述。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史料搜集与鉴别的方法。

5. 史迹之论次。史迹之论次主要指历史事实的发展顺序，有的持续数百年或数千年，因此比较复杂。梁启超对研究历史事件因果关系提出了几点建议：画出“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整理组成史迹集团的各种史料，将史迹“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于心目中；常注意史迹外之关系；认取各史迹集团之“人格者”为其骨干；精研史迹之心的基件；精研史迹之物的基件；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观察所缘即事件起因。

6. 史学家的“四长”。章学诚认为史学家应有“四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梁启超对此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史德排在首位，史学次之，史识又次之，最后才是史才。

7.五种专史的做法。在这一部分，梁启超详细论述了人和文物两种专史的做法。提出人的专史可分为五类――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并对这五类的做法作了举例说明；文物的专史包括政治专史、经济专史和文化专史三大类，做文物专史有几点需要注意：文物专史的时代不能按政治史的时代划分，文物专史的时代不必具备，做一种专史要对它的主系特别注重、详细描述，文物专史须注重人的关系，要多用图表。

二、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的史学思想既有中国传统史学的合理成分，又在其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史学的先进思想，可谓“中西合璧”的典型代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是他的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1. 对旧史学的批判。梁启超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1890年他参加科举会试失利后，阅读了一些有关西学的书籍，开始接触西方思想。随后他日益感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弊端，为此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旧史学的弊端作了批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旧史针对的读者是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其结果非为专制帝王养成忠顺之臣民，即待绩学专门之士徐整理而自索解。这就导致了国民性之畸形发展。这种做法在今日早已过时，若保存之则“惟增其毒”；（2）旧史的目的在“因文见道”，作史是其手段，“明道”才是其目的，因此缺乏客观性，许多史学家凭个人喜恶对历史事实加以夸张、附会甚至篡改，这使得史学著作不再真实可信，失去了其作为史料的价值；（3）“旧史描述历史事件仅限于摹体，而割裂时间、空间、环境的作用。”③旧史著作以一人或一事为起讫，将史迹纵切横断，人与人或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将整个社会活动割裂开来，难供后人直接使用；（4）旧史偏重政治，以政治的治乱、朝代的更替为主线，忽视了其他如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性；（5）旧史学缺少精神，即理想，旧史著作仅如流水账一样记载事件，不能对其原因及后果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无法对后人起到借鉴作用。④

2.对史学的改造。针对旧史学的弊端，梁启超提出了对其进行改造的一些具体方法。他明确了史书的读者应为社会一般民众，而非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史学目的在于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在史学的内容方面，梁启超认为史书记载的事实应客观真实，这样才可为信史，而后方为良史，具有研究价值；史学的研究领域应扩充，不能局限于政治，在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都应有所涉及，且应在对某一领域有一定学术功底的基础上做该领域的专史。新史学不仅要描述人类具体的活动，还要关注这些活动所反映的人类心理。在史书的形式方面，梁启超认为要关注事件之间的联系及因果关系，不能将其割裂开来。他提出今日所需之史分专门史与普遍史两类，做专门史不仅要有史学的素养，还要具备该专门学的素养，做普遍史则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

三、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对当今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

梁启超对传统史学存在的弊端进行批判，同时提出了史学改造的具体方法。他的史学思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当今的史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一，对历史事实的研究应保持客观态度，追求历史真相，不应为主观情感所左右；其二，对历史事件的研究要进行时间、空间的联系，把握因果关系的脉络；其三，对专门史的研究应该更加专业，要在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作者单位：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注解：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② 同上

③ 杨光，《浅谈中梁启超对史学的改造》，《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④ 黄莹，《从探析梁启超的史学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2] 姚玳玫，《学术转型期的困惑――梁启超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2期

[3] 杨光，《浅谈中梁启超对史学的改造》，《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4] 黄莹，《从探析梁启超的史学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