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政治博弈对伦理共识的诉求

摘要：气候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和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气候政治博弈之所以迟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国际社会缺乏一定的伦理共识。伦理共识的达成应该优先于解决气候问题的政治技术方案的形成，因为任何技术、政治谋划的合法性都将接受伦理道义的考量，这也凸显了伦理共识在气候政治博弈中的价值性。不仅如此，国际关系的向善之道、人类共同利益的定在、普世伦理的兴起也为伦理共识的达成提供了现实依据、利益基础和理论依据。气候谈判中达成的伦理共识应该为：“平等而又差别”的正义原则、“区别而又共同”的责任原则、合作优先于冲突原则以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原则。

关键词：气候危机；气候政治博弈；伦理共识

基金项目：[F]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碳减排政治博弈中的道义共识及中国气候伦理战略选择”（10CZX046）

作者简介：[F]华启和，男，哲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西 抚州 344000）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013）03001505收稿日期：[F]013018

自工业革命以来，无理性的经济发展换来的是一个“濒临失衡的地球”，各种生态危机层出不穷，在这其中最为严峻的是气候危机。但是，一直以来气候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国际社会的气候谈判也演变成了政治博弈。气候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是因为世界各国只追求本国利益的“小善”而忽视了全人类的“大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气候政治博弈在争论资金技术和减排责任的分担时，完全忽视了伦理道义的作用，迟迟达不成一定的伦理共识，伦理共识的达成应该优先于气候谈判的政治技术方案的形成。

一、达成伦理共识：何以必要

气候政治博弈中所形成的任何解决气候问题的政治方案都必须接受伦理道义的考量，只有合乎伦理道义的方案才能赢得广泛的支持，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可见，气候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和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伦理共识是突破气候政治博弈困境的前提，在形成解决气候问题的政治方案之前，还必须首先达成一定的伦理共识，伦理共识的达成要优先于气候谈判的政治技术方案的形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伦理共识关注的是“大善”，而具体的政治技术方案关注的是“小善”，“大善”要优先于“小善”。只有在一定的伦理共识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具有正当合理性的解决气候问题的政治技术方案。没有伦理道德上的共识，就无法达成具有政治合理性的谈判结果，也就无济于气候问题的解决。政治的合理性在于其道德的合理性，政治不能疏远道德更不能背离道德，“无道德的政治”是不可能的。正如柏拉图所说，既然整个世界是一个由“善”的理念所统辖的秩序井然的体系，那么掌握“善”的知识的人（哲学家）就应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并且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是理想国中的“四德”，从而把个人的美德转变成政治的美德，这实际上体现了理想国是一个政治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度。政治是有道德的，任何政治都存在基本的价值向度问题。因此，气候政治也应该是有道德的政治，气候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技术型的政治解决方案，也需要伦理道德的规范协调。可见，伦理共识将是解决气候问题的不可或缺的政治美德，否则解决气候问题的政治方案的正当合理性就成为了问题。

当前气候政治博弈之所以会出现“囚徒困境”的情况，就是因为世界各国的谈判立场存在着差异和冲突。每一个国家都想让别的国家多承担减排责任，自己承担小部分责任，这样就可以通过“搭便车”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果每个国家都这么做，气候问题肯定得不到解决，气候冲突也会不断产生。事实上，越是有冲突，就越需要寻求伦理共识，并通过伦理共识来化解冲突，以避免共同的灾难。在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面前，作为理性的国家绝对不会作茧自缚，经过持续博弈和讨价还价之后，必然会做出让步，达成一定的伦理共识，从而突破气候政治博弈的“囚徒困境”。正如王小锡所言，“囚徒困境”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竞争中的非合作性和“生人圈”背景的三大假设基础之上，以集体理性代替功利计算的个人理性、以合作精神介入理性竞争、坚持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统一是走出“囚徒困境”的三大路径[1]。从一定意义上讲，谈判就是参考各方都愿意在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各方利益的让渡与交换。也就是说在博弈中总会有退让、有妥协。如果气候政治博弈中达不成伦理共识，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也就没有必要每年为气候变化问题召开国际会议。世界各国为什么要博弈，博弈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在解决气候问题上能够达成一定的伦理共识，可以说，伦理共识也就蕴含在博弈当中，博弈必然会走向伦理共识。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气候政治博弈中达成伦理共识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启和：气候政治博弈对伦理共识的诉求

二、达成伦理共识：何以可能

我们认为，在政治博弈中达成伦理共识，促进共同行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 国际关系的向善之道是其现实依据

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始终伴随着对政治与道德关系的讨论，由此产生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流派。现实主义以利益、权力的追求为第一目标，认为道德只有在其服务于利益、权力时才能被强调；而理想主义以道德追求为第一目标，认为利益和权力只有在道德约束许可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这两大学术流派在理论上的交锋，导致现实中政治与道德的分离。事实上，政治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现代国际关系既需要政治的理论，也需要道德的关怀，政治与伦理的结合成为当今时代的新趋势，道德越来越内化于政治之中，任何政治决策都要接受伦理道德的考量。道德的理想也被设定为政治的理想，伦理道德在国际关系中也就得以复兴。权力作用的局限性和伦理道德的不可或缺性决定了伦理道德在国际关系中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在政治中，忽视权力与忽视道德都是致命的”[3]。任何只讲权力，不问道德的政治是不存在的；任何只注重权力，忽视道德的政治是行不通的。权力作用的局限性客观上为伦理道德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也证实了伦理道德的不可或缺性。国家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无不体现伦理道德的因素，国际社会如果没有道德，只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会陷入霍布斯丛林，而遵循最基本、最具有普适意义的道德原则，恰恰是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世界的标志。如果一个国家总是怀抱霸权的冲动，去征服、去控制、去实现一己之利，终究是要碰壁的。正如万俊人所言，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或政治社会不是一个毫无价值目标和道德关切的社会组织。按照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的通行解释，人类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和社会，其基本目的至少有两个：一是安宁或者安全；二是幸福或者福利。可见，国家或人类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正义或良序与效率或福利是人类脱离“自然（生存）状态”进入“社会（生活）状态”的两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价值目的，舍此，人类建立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行为本身就无法获得充分有效的解释[4]。这些都说明了，伦理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可或缺性。

国际关系领域似乎是一个最不适合谈伦理道德的领域，但同时它的确又是一个最有必要讲伦理道德的领域。1990年代以来，令人惊讶的是，伦理道德理念在世界各个领域都得以复兴，伦理道德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提升，这预示着达成伦理共识的可能性，也为气候谈判达成伦理共识提供了现实依据，伦理共识的形成也将进一步促进国际关系的向善发展。

（二） 人类共同利益的定在是其利益基础

伦理道德因素在国际交往中地位的提升，为气候政治博弈达成伦理共识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要真正促进国际社会在气候谈判中达成伦理共识，还必须具备达成伦理共识的内在因素。当前，这个内在的因素就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定在，这也是达成伦理共识的利益基础。

所谓人类共同利益，是指满足整个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条件，集中体现为人类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后，人类作为生命的存在，就有其最基本的需求。特别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面对来自野兽、疾病的种种威胁，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团结起来，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于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就此诞生了。利益是道德形成的基础，也是人们实践的最终目的和活动的最高准则。没有这种共同的价值判断，共识也就不可能达成。人类“共同生活实践”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利益从根本上决定着达成伦理共识的可能性。只有“共同的生活”，才会有“伦理共识”的需求，才能使“伦理共识”成为具体可行的“实践理性”。当世界各国认识到解决气候问题是当前人类的共同利益时，就能够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是否符合人类共同利益作为评判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的合理与否、正当与否的最高标准。这就是说，在事关全人类生存危亡的气候问题面前，世界各国要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最高原则，适度让渡国家利益，避免为一国之利而相互斗争。只有这样，国际社会才能在气候政治博弈中达成伦理共识。

（三）普世伦理的兴起是其理论依据

如果说国际关系的向善之道为伦理共识的达成提供了现实依据、人类共同利益的定在为伦理共识的达成奠定了利益基础，那么普世伦理的复兴则为伦理共识的达成提供了理论依据。普世伦理作为世界各国交往时所应当遵循的共同道德规范，是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形成的道德共识，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和道德原则形成的基本共识，其核心理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规。普世伦理倡导人类的普遍义务和责任，世界各国权利的平等性，这是解决气候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所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普世伦理的建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达成伦理共识的过程，普世伦理的存在为达成伦理共识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普世伦理的引领下，在事关人类生存的气候危机面前，任何国家都能够在气候政治博弈当中寻找到本国的希望和利益之所在，也就为伦理共识的达成提供了可能性。虽然激烈的气候利益冲突会使很多人对国际社会达成伦理共识的可能性产生怀疑，但是全球性的气候危机和全球化的世界趋势又对伦理共识的存在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万俊人就从当代人类面临共同的道德问题和解决这些道德问题的共同课题、从人类本身具有相互交流和共享的需要、从人类共享许多基本相同或相似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理念出发，论证了人类达成道德共识的可能性[5]（P14-17）。事实上，今天，处于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全球性的问题上就已经达成了不少的共识，这也是人类理性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结果。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具有理性这一事实，那么在普世伦理的基础上，在全球性的气候危机面前，人类就能够跨越各自社会独特的利益障碍，去寻求人类共同的伦理共识，这也是解决生存困境的必然要求。如果没有这种伦理共识，人类社会也就做不到持久生存，更谈不上协调发展。所以说，在气候危机面前，达成伦理共识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体现了政治的善。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伦理共识呢？

三、达成何种伦理共识

气候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理性的人们并不希望人类文明就此而终结，所以说，国际社会能够就解决气候问题达成一定的伦理共识。这种伦理共识具体体现为：

（一）“平等而又差别”的正义原则

气候作为全球的稀缺公共资源，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要着眼于分配的正义性。那么，怎样的分配才是符合正义？一个正义的分配方案应该是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方案。大气是人类的共有资源，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使用权。每一个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身份如何，都是道德关怀的终极目标，都享有最低限度的温室气体排放份额。对这种最低限度的排放权的分享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对于这种权利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加以分配。正如辛格所说：“对于大气，每个人都应拥有同等的份额。这种平等看起来具有自明的公平性。”[6]（P34）气候正义的权利平等原则体现了起点的平等性、机会的平等性，落实了“给平等者以平等”的理念，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生存需要。当然，气候正义的权利平等原则实际上就是给予每个人以同等的待遇，它并不关注气候变化和成本减少带来的分配效果差异，也没有考虑责任主体历史排放的差异性。因此，在气候治理过程中，除了要坚持权利平等原则，还要兼顾差别原则，也就是“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由于世界各国在减排能力、减排责任和排放需求方面的不同，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受着经济风险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危害”，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不足。因此，在分配温室气体的排放权时，应当适当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向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倾斜，实行差别对待。这也体现了罗尔斯的境遇最差者优先的原则即“最小值最大化原则”，社会不平等的安排应该使社会中境遇最差者的利益最大化。

正义是至善，是国际气候制度的首要美德。从气候政治博弈的进程来看，任何单一的正义原则都无法推动气候谈判的顺利进行，必须要有融合各种主流的正义原则才能发挥作用。“平等而又差别”的正义原则正是兼顾各方利益、求同存异的正义原则，是国际社会在各种正义原则的交锋中逐步应该达成的伦理共识。

（二）“区别而又共同”的责任原则

自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来，该原则就成为国际社会解决气候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片面地强调“共同”责任，而忽视了“区别”责任。一些发达国家更是打着“共同”责任的招牌，要求发展中国家也要承担与发达国家同样多的减排责任，特别是要求“基础四国”承担大量的减排责任，“共同”责任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逃避“区别”责任的挡箭牌。这必然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抗议，从而导致气候冲突不断。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是强调“共同”责任的问题，而是强调“区别”责任的问题。“区别”责任制约着当前气候问题的解决，“区别”责任要优先于“共同”责任的履行，达成“区别而又共同”的责任原则共识。

没有区别，就体现不了每个国家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差异性，也就体现不了公平原则。应对气候变化之所以要强调“区别”责任，是基于两个依据：一是哲学依据；二是事实依据。“区别”责任的哲学依据来源于公平原则，这也是“区别”责任的逻辑基础。发达国家是导致今天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但是，其后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这是不公平的。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并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失给予补偿，这体现了“差别待遇合乎比例地体现了既有事实性差异”[7]（P150-155）。“区别”责任的提出除了具有公平原则的哲学依据以外，还有它的事实依据，这个事实依据就是基于解决气候问题的能力与影响的区别。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历程，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经济基础薄弱，特别是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维持生存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就完全不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拿出一定资金用来解决气候问题，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而这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可能会影响其生存。因此，世界各国在分担气候责任的过程中，就存在一个责任的限度问题，一个国家所承受的责任要与它的承担能力相适应，如果让一个没有责任能力的国家去承担过多的责任，这个责任终究也是虚幻的。所以说，基于理论与现实的依据，发达国家都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也说明了“区别”责任存在的正当性。在强调“区别”责任的基础上，还要倡导共同责任。不能把“区别”责任等同于发达国家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袖手旁观，就可以享受应对气候变化的“便车”。因为这样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能力的提高，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发展，这就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问题。所以说，国际社会在分配气候责任时，要重视“区别”责任，兼顾共同责任，坚持“区别而又共同”的责任原则。

（三）合作优先于冲突原则

温室气体的排放是经济发展的附属品。如果限制了温室气体排放，也就限制了能源的消耗，这就必然会妨碍经济的发展。面对着稀缺性的、以公共物品形式存在的气候资源，在市场失灵和无政府状态之下，自利的国家都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过度地使用气候资源并推卸减排责任，从而陷入“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当中。如果这种困境得不到突破，冲突得不到解决，带给人类的就是自我毁灭。作为聪明、智慧、理性的人类肯定是不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博弈论指出，合作是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最佳路径。拯救人类的出路就在于人类社会的通力“合作”，特别是面对气候变化这么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每一个国家都是污染者，同时每一个国家也都是受害者，避免人类的毁灭是它们共同利益之所在。如果说适者生存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法则，那么弃恶择善就是人类的基本选择。气候冲突导致的是人类的自我毁灭，这是一种恶；而气候合作则是人类“公共福祉”的实现，这是一种善。选择合作，放弃冲突，合作优先于冲突是人类社会的应有选择，这也是人类社会对“善”的选择。当然，面对着全球气候变化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合作优先于冲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这是一个长期讨价还价的结果。但是，世界各国必须明确一个事实：气候问题是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置身其外。人类毕竟只有一个地球，面对气候危机，为了避免人类自我毁灭的悲剧发生，合作优先于冲突应当成为人类的理性选择。

（四）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原则

由于世界各国家发展水平不一样，面临的具体问题不一样，利益诉求也不一样，它们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主张也不一样。发达国家基于资本的内在逻辑要求，主张的是一种享乐式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并且经济水平落后，主张生存与发展是其第一需求，强调的是生存式的发展。在气候政治博弈过程中，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迥异，政治主张不同，生存权与发展权处于背离的状态。国际社会在气候谈判过程中必须达成生存权与发展权相统一的伦理共识。事实上，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人权中最基本的两项权利，是相互包容，相互促进的。没有生存就无所谓发展，发展也是为了更好的生存。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就论证了人们在生存的基础上一定会追求发展，生存与发展是人们最基本的需要，两者密不可分。而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则不仅论证了人们在生存的基础上会追求发展，还论证了生存的合理性问题与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人们不能为了生存去破坏环境，破坏了环境终究会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另外，在生存基础上所追求的发展一定要是合理的发展，否则就会陷入发展与生存的悖论当中。所以说，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的合理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要真正实现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统一，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跳出狭隘的国家利益观，追求合理化的国家利益。发达国家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必须放弃环境利己主义，要顾及到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发展中国家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生存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必须把这两者统一起来，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实现合理的发展。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统一是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气候政治博弈应该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伦理共识。

四、结语

气候政治博弈中所达成的伦理共识并不是大一统的伦理共识，而是一种包容性的伦理共识，是一种“和而不同”、蕴含差异性的伦理共识。在这四个伦理共识当中，“平等而又差别”的正义原则和“区别而又共同”的责任原则是基础，合作优先于冲突原则以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原则是目标。四个具体的伦理共识是突破气候政治博弈困境的道德力量，表达了正义的呼声，也将为我国乃至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政治博弈中抢占道义制高点、争取话语权提供伦理辩护。

参考文献：

[1] [Z王小锡经济道德观视域中的“囚徒困境”博弈论批判[J]江苏社会科学，009，（1）

余潇枫伦理视域中的国际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005，（1）

[3] [英]爱德华·卡尔二十年危机[M]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005

[4] 万俊人政治如何进入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008，（）

[5]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009

[6] [美]彼得·辛格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M]应奇，杨立峰，译；顾肃，校上海：东方出版社，005

[7] Rajamani，LDifferential 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M]Oxford University Press，006[Z）][BF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