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农村普惠金融测度分析

摘 要：研究农村普惠金融的水平测度，是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运用普惠金融指数（IFI）测算2014年湖北省67个县（市）的农村普惠金融水平。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村整体普惠金融水平偏低，且存在地区差异，普惠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黄冈市、十堰市、荆州市和孝感市，普惠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宜昌市、黄石市、襄阳市和咸宁市。

关键词：农村金融；普惠水平；金融普惠指数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73-04

引言

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将普惠金融理念引入中国，意在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普遍、有效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为进一步消除金融服务空白区，实现普惠制金融，2011年3月银监会出台《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空白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2016年1月15日，我国首个普惠金融的国家战略规划《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标志着我国普惠金融翻开了新的一页。普惠金融是指将金融普遍惠及所有群体，特别强调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以及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中提供金融服务。中国地域辽阔，普惠金融的指标很不平衡。在以上背景下，研究农村金融普惠水平测度对普惠制农村金融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湖北处于横贯东西的长江中游，是中部崛起带的核心，对周边经济区形成强大的辐射与吸纳，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战略支点作用。湖北是中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地，发展湖北经济，提高普惠金融水平至关重要。2015年3月，湖北实施“金融服务网格化”探索普惠金融新模式，这是顺应我国金融服务城镇化、社区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要想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就要先了解湖北省各县（市）的金融服务水平概况。本文对湖北省各县（市）的金融服务水平进行测度，主要分析普惠金融水平。

一、湖北省的金融概况

2014年年末，湖北省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增长15.6%，增速比上年末低0.2个百分点。全年新增贷款3 408.8亿元，比上年多增406.8亿元，是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新增中长期贷款2 388.6亿元，是上年的1.7倍，占全部新增贷款的70.1%，比上年提高22.4个百分点，贷款增长呈现较为明显的长期化趋势。三农、小微企业和县域贷款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全部贷款平均增速1.4个、5.1个和4个百分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贷款增速连续两年超20%，新增保障性住房开放贷款是上年的2.6倍，小额担保贷款、助学贷款及扶贫贴息贷款等实现稳定增长。2014年年末，湖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增长12.1%，实现利润增长3.6%，不良贷款率1.6%，比年初提高0.1个百分点，年末拨备覆盖率163.9%，贷款拨备覆盖率2.9%，比上年末分别提高13个和0.3个百分点。全省新增村镇银行37家，小额贷款公司53家。

2014年年末，湖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为7 414个，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218 000个）的3.4%；从业人员总数为125 762人，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总数（3 725 000人）的3.38%。①由此可见，湖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面是比较低的，从业人员也较少。但湖北省的财务运行相对稳健，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农业、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上在不断加大，这为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理论研究

Beck et al（2007）最早列举了能够反映金融普惠性的相关指标，包括银行机构在地域和人口上的分布数量、ATM 机在地域和人口上的分布数量、人均贷款账户数量（每千人贷款账户数量）、贷款收入比、人均存款账户数量以及存款收入比等八个指标[1]。Sarma（2008）提出用三个维度来测度普惠金融水平（IFI），该指数吸收普惠性金融的三个维度信息（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和产品接触性）提供了测度普惠金融水平的综合方法[2]；Chakravarty（2010）提出金融包容性指数的测算方法，其将不同维度上的影响因素加总成指数，分析各种因素对于总指数形成的百分比贡献，提出了公理化方法[3]；徐敏（2012）运用Chakravarty改进的普惠金融指数计算方法分析了新疆83个县（市）2010年的农村金融普惠水平[4]；王洪光和冉笑影（2015）运用Sarma提出的方法考量了2013年度河南省的普惠金融水平[5]；孙平（2016）采用空间聚类模型方法分析影响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6]。

三、水平测度

根据湖北省行政区域划分，湖北省共包括21个市。①由于难以取得鄂州市全面有效的相关数据来测度湖北省普惠金融水平，因此本文选取除鄂州市外的67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Sarma的研究方法，用IFI指数代表普惠金融水平，选取4个维度，并用具有代表性的统计指标来代表各维度的值，对湖北省普惠金融水平进行测度，即银行渗透性、银行服务获取的便利性、实际使用度和壁垒。

（二） 测度结果

1.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14年湖北68个县（市）农村金融为研究对象，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县（市），最终选择67个县（市）作为样本数据，占98.53%，能够代表湖北农村地区。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银监会和中国农业信息网。主要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1）维度1（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恩施市和襄州区，总平均值为0.2036；标准差为0.1467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2.8557，说明该样本变量成右偏态分布；峰度为12.5363，说明该样本变量有过度的峰度，分布形态相对较陡峭。（2）维度2（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宜都市和随县，总平均值为0.3605；标准差0.1716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0.5562，说明该样本变量成右偏态分布；峰度为-0.1224，说明该样本变量有不足的峰度，分布形态相对较平稳。（3）维度3（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恩施市和襄州区，总平均值为0.2991；标准差0.1579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0.4677，说明该样本变量成右偏态分布；峰度为0.2257，峰度值较小，说明分布形态相对较平缓。（4）维度4（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恩施市和沙洋县，总平均值为0.4655；标准差0.2277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0.0444小，说明该样本变量基本成正态分布；峰度为-0.1948，说明该样本变量有不足的峰度，分布形态相对较平缓。

2.IFI计算结果

（三）结论

1.整体县（市）的普惠金融水平较低。2014年，湖北省67个县（市）的IFI值平均值为0.3059，其中33个县（市）IFI值位于平均值水平以上，占所有统计县（市）的49.25%。IFI值位于0.3～0.5区间的县（市）个数有36个，占总数的53.73%，普惠金融水平居于中等水平，这36个县（市）主要分布在黄冈市、孝感市、荆州市和十堰市。其余31个县（市）IFI值介于0.1～0.3区间内，占总数的46.27%，普惠金融水平均较低。英山县IFI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最高水平，但只有0.4950小于0.5。赤壁市IFI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最低水平，仅0.1727。从这些数据可看出，湖北省的整体普惠金融水平并不高，但特点是分布相对均匀，有半数达到均值以上。

2.同一县（市）各维度值排序存在差别。综合各县（市）4个维度值可知，任一维度值的大小都无法确定其他维度值的取值，也无法预测IFI值的大小。例如云梦市，其d1的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第54位，偏小，而其余3个维度的值排序依次为第17位、第47位、第19位，其IFI的值居于第28位，相对较大。而通山县，其d1的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第11位，较大，而其余3个维度的值排序依次为第60位、第36位、第60位，其IFI的值居于第60位，相对较小。这表明，湖北省各县（市）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差异性，衡量IFI指数采取综合性指标和对各指标进行线性无量纲化的必要性。

3.同一地级市下的不同县（市）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差异。同一地级市下的县市，其普惠金融水平高低不一，存在差异。例如，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和鹤峰县这8个县（市）均隶属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其IFI值分别是0.4355、0.3726、0.2306、0.2735、0.3077、0.2741、0.2583、0.3262，在所有县（市）排序中分别居于第3位、第13位、第57位、第46位、第31位、第44位、第49位和24位。

结语

综上，湖北省67个县（市）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区差异，IFI值最大的是黄冈市的英山县（0.4950），IFI值最小的是咸宁市的赤壁市（0.1727）。同时，整个省的农村金融普惠程度偏低。湖北作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交通枢纽，经济的发展对周边省市的经济推动作用明显，故提高湖北农村金融普惠水平，从而促进湖北省经济发展，辐射带动中西部金融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普惠进程提出以下建议：

1.湖北省地区的农村金融产品目前仅局限于银行和保险，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大都集中在存、贷、汇。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的需求不仅是存、贷款业务，理财、咨询和业务也不断增加。故要不断创新金融服务的方式，提供灵活多样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发展金融机构农村地区业务的多元化，满足农村经济主体的各类金融需求。

2.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各级政府切实做好政策保障工作。目前，惠农、支农法律法规还明显不够健全，政策支持力度不到位，政府部门应建立政策法规制定健全监测评估体系；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切实保障农村经济发展；发挥政策激励引导作用，保证地区金融均衡发展。同时，各级政府应加强普惠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推广，定期开展“金融知识宣讲”活动，另外将金融体系与电信体系和互联网公司联系起来，充分开通手机金融服务，这样可以大大扩充金融服务的运用范围。切实提高农村人民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了解与应用。

3.普惠性金融推进既要满足农户、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又要充分考虑金融机构尤其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金融机构应该根据市场金融需要明确其市场定位，采取形式多元化的方式既满足农户、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又要维持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的盈利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小微企业和个体等应加强自律管理。做到诚信经营与借贷，不断完善积累自己的信用记录，使得普惠金融活动能有序高效地进行。

参考文献：

[1] Beck Thorsten，Asli Demirgüc-Kunt，Honohan Patrick.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Measurement，Impact，and Policies，2007.

[2] Mandira Sarma. Index of Finacial Inclusion[N].Working Paper，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2008.

[3] Chakravarty S R，Pal R.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An axiomatic approach[R].Indira Gandhi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Mumbai Working Paper，2010.

[4] 徐敏.农村金融普惠的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为例[J].财政与金融，2012，（5）：104-107.

[5] 王洪光，冉笑影.河南省普惠金融水平测度[EB/OL].中国科技论文在线，2015-05-28.

[6] 孙平.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市场，2016，（25）：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