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家训中的薄葬观

【摘 要】魏晋时期在丧葬观念和丧葬形制上一改两汉流行厚葬的习惯，而表现为薄葬之风大兴。这种由奢入俭的薄葬观念在当时的家训中也有比较明确的反映。

【关键词】魏晋；家训；薄葬

魏晋时期，薄葬盛行，这种一改前代的丧葬观念在当时的家训中也有不少反映，由于家训一般是家族长辈对晚辈进行教育、训诫的文字记录，因而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而魏晋时期的家训又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家训名篇，这对于研究当时的薄葬观念、探究其成因提供了有力佐证。简而言之，魏晋时期家训中所反映的薄葬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坟丘规模小，多因地而建，地上不封不树，配套设施简陋。

曹操《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表达了他对葬不封树的态度。曹丕《终制》则对禁封树做了更详细的规定：“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曹丕认为封树非上古之制，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厚葬封树之害：“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金缕玉匣，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不亦明乎？” [1]（卷八《终制》） 这就明确表明了其主张不封不树的原因。素以清介著称的沐并临终前诫子说：“后亡者不得入葬，不得封树。” [1]（卷三十五《预作终制诫子俭丧》）王观《遗令》也说：“葬足容棺，不设明器，不封不树。”王祥《训子孙遗令》也规定：“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垄。”石苞《终制》亦诫道：“定窆之后，复土满坎，一不得起坟种树。”皇甫谧《笃终论》更是郑重告诫子孙其葬地要“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可见不封不树的薄葬观念已逐渐代替两汉来的厚葬之俗，在当时的家训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同和遵循。

第二，随葬品少，墓室设施简陋。

曹操《遗令》规定：“吾死之后……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并规定死后多余的遗物可分于家人：“余香可分与诸夫人……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1]（卷三《遗令》）在《题识送终衣奁》中又规定：“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曹丕《终制》对随葬品作了更详细的规定：“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曹魏郝昭经常盗发墓葬中的木器作为作战工具，对盗墓之害深有体会，他在《遗令诫子凯》中遗令其子避免重蹈覆辙：“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司马孚《临终遗令》也说：“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王祥《训子孙遗令》不但规定随葬品务必简陋：“气绝但洗手足，不烦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绶笥皆勿以敛。”同时也规定了墓室设施和墓祭时的祭品要简单朴素：“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 [2]（卷十八《训子孙遗令》）裴潜《遗令子秀俭葬》规定：“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枚，其余一无所设。”皇甫谧则对随葬品规定的更加详细：“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3]（卷五十一《皇甫谧传》）

第三，葬不择日，丧服、丧期短。

自汉代以来，就流行时日禁忌和择吉日而葬之风。自死自葬，停殡时间最短者七日，最长者达五百多日。如汉代有一例“永和二年岁在丁丑七月下旬，临乃丧葬父，……来年月葬。”[4] （《葬期》））杨树达注释说：“与腊同，谓十二月也。自卒至葬盖五百许日矣。”[4]（《葬期》） 这是汉代习俗，而到了魏晋则不讲究葬期和葬日。曹操《遗令》一改汉代择日而葬之风，规定下葬之后便可除掉丧服，家人、官员、军队各就其位、各司其职，都不得以丧事而放弃日常职责。王祥也规定死后“家人大小不须送葬，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 [2]（卷十八《训子孙遗令》）俞峻《遗敕子珉》同样主张死后立即下葬：“朝卒暮殡，幅巾布衣，葬不择日。”皇甫谧也说：“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 [1]（卷七十一《笃终论》）此外还有很多相似言论，这些家训遗言都不再讲究葬日吉凶，表现了对厚葬传统的颠覆。

第四，祭祀制度由墓祭改为庙祭、家祭。

汉代流行墓祭，即墓前祭祀和墓内祭祀。顾炎武《日知录》说：“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墓陵。”[5]（卷十五《墓祭》）魏晋时期，祭祀地点发生变化，人们不再亲临陵墓祭祀祖先，而是移于庙堂中。一般官僚贵族在家庙祭祀，而普通百姓则在家中厅堂进行，即家祭。墓祭导致许多弊端，这一时期的家训中关于禁止墓祭的言论颇多。曹丕《终制》曰：“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司马懿《遗诏》令后世：“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皇甫谧则对家祭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在《笃终论》中规定家祭时“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通过详细规范家祭的形式，薄葬观念被贯彻得更加彻底。

丧葬中的薄葬观念，在魏晋时期影响很大，不仅曹魏，蜀、吴二国也相继实行薄葬制度。不管其实行薄葬的动机如何，其的却是履行了节俭的传统，并通过家训的形式继续对子孙后代进行节俭的家庭教育。由此节俭风气更加普及，成为一时风尚。

魏晋家训中强调薄葬，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社会经济状况起着关键性作用。魏晋战乱频仍，中原经济破坏严重，民生凋敝，农业人口大大减少，“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6]（卷八《张绣传》），在这种社会经济状况下，即便是统治者也无相应物力、财力进行厚葬。史载：“魏武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7]（卷十五《礼志二》）西晋末年发生了历时十多年的“八王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地区经济再遭破坏，人们在丧葬观念上更趋于俭约。

其次，政治动荡，皇权衰落，倡导薄葬成为统治者笼络世家大族的重要手段。魏晋之际，政权的稳固程度更多取决于豪强大族的支持与否。为了笼络世家大族，魏晋皇帝多倡导薄葬，许多帝陵的规模都与大族墓葬相差无几甚至略有不及，这就使世家大族获得了政治上的优越感，从而有利于统治的稳固。

再次，盗墓现象的盛行是人们提倡薄葬的重要原因。自汉代以来，盗墓之风尤盛，魏晋动荡的政局更加剧了盗墓的猖獗，面对这种局势，统治者不得不提倡薄葬。曹丕《终制》明确指出：“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堀，……祸由乎厚葬封树。”

此外，这还与人们生死观念的转变有关。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道教的发展和玄学的兴起，传统儒学受到冲击，人们倾向于洒脱、豁达、自然的生死观。沐并《豫作终制诫子俭丧》曰：“养生送死，苟窃非礼。由斯观之，桓棺石椁，不如速朽。”晋明帝《遗诏》云：“自古有死，贤圣所同。寿夭穷达，归于一概，亦何足特痛哉！”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囿于现世的物质追求，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变得自然、豁达，奢侈的厚葬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与时人的生死观念相背离。

【参考文献】

[1]严可均.全三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6]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