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视角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加强和巩固的态势。东北亚地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资金和技术力量雄厚，虽然开发较晚，但却是当代最有发展前途的地区之一。因此，应加强东北亚区域的投资合作，把全方位经济合作推向前进。

一、东北亚区域内各国投资合作现状

（一）我国是日本在东北亚区域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且日本有相当一部分投资流向韩国。首先，从投资规模上看，自1995年形成高峰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趋势呈不平稳上升势态，在对华投资国中位列前位。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2006年3月5日公布的数据，2005年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为65.2977亿美元，占日本海外投资的14.4%，创历史最高记录。2006年减少到45.9806亿美元，几乎减少了30%，这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据日方统计，目前日本对中国投资又已经进入第三次高潮，截至2007年10月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9万个，实际到位金额607.8亿美元，日本是中国利用外资的第二大来源。

1962～1988年期间，外国对韩直接投资总计为41.5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0.8%，为21.12亿美元，居第1位。日本贸易振兴会白皮书（2001年和2002年）资料表明，2000年度日本向韩国直接投资额为8.13亿美元，至2002年，日本对韩投资额达14.03亿美元，占韩国引进外资额的15.4%。

日本对东北亚区域内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相对较小。据相关资料显示，日本对俄罗斯的投资数量相对较少，规模小，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比例。日本企业由于朝鲜债务积压问题以及两国尚未建交等原因对向朝鲜投资持消极态度；对蒙古的投资主要面向中、长期的基础设施、能源电力等领域，这为日蒙经济合作程度的加深和为蒙古有效地进入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经济条件。

（二）韩国对东北亚区域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从1992年中韩建交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较快，投资项目金额和层次逐步提高，投资区域也逐渐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受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合同金额和实际使用金额都有较大幅度下降。从2001年开始，中韩两国企业的经济合作又获得新发展，2001年韩国对华投资额为19.7亿美元，已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02年以后，投资进一步加快，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为27.21亿美元，居外国对华投资第5位；2003年增至44.5亿美元，上升到第四位。2004年韩国对华投资额突破62.5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额达35.2亿美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54.4%，其投资金额首次超过日本和美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韩对华投资3，452个项目，同比下降19.01%，实际投资36.8亿美元，同比下降7.89%，韩对华投资占中国吸引外资的比重达到4.92%。韩对华投资件数、规模和比重都有所下降，但韩国首次超过日本（35.9亿美元）成为仅次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第三大投资来源。

韩国对日本的投资规模小，投资数量不大。一直以来，具有较高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的欧美企业在对日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到2003年，日本FDI存量9.6万亿日元，北美和欧盟15国合计占85.5%，其中美国占40.8%，是日本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其后依次为荷兰15.1%、法国13.7%和德国5.5%。亚洲仅占5.5%，且主要来自中国香港2%、中国台湾1.8%和新加坡1.2%。韩国在日本投资数量显然要比这个比例还要小。

（三）东北亚区域内其他国家相互直接投资现状。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东北亚区域内其他国家之间只有规模很小的相互直接投资。从目前对蒙古直接投资的国别分布来看，按投资多少排列分别是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美国等。据蒙方统计，截至2004年底，在蒙登记注册的中资企业达1，640多家，总投资额为4.6亿美元，占蒙古国吸引外资总量的40%多。由于各种条件制约，中国与朝鲜的互利合作规模一直不大，2001年中国批准对朝投资两项，协议投资金额395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260万美元。

二、制约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的因素

（一）历史、文化及社会制度因素。首先，历史遗留问题。领土、领海的争议问题以及日本政府对侵略东北亚有关国家的领土等历史问题缺乏反省，使得东北亚各国政治互信难以建立，对经济合作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其次，民族发展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这一地区经济合作的主体―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深受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三国的民族意识和并不相同，而与俄罗斯的斯拉夫文明相差更远――这和欧盟的单一基督教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文化上的差异加大了该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本，并加剧了合作前景的不确定性。再次，东北亚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转轨国家制度并存。各国经济的互补性与该地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非一致性相矛盾，它不仅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区域内各国共同利益的形成和确定，限制各国经济合作的紧密度，而且将直接影响到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和原则。

（二）地缘政治因素。东北亚是大国利益特别集中的地区。军事、能源大国俄罗斯，政治、人口大国中国，经济大国日本，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这四国关系因各自国家利益，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状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制约和影响着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尽管不是亚洲国家，但它始终直接或间接插手亚洲事务。美国为维护和扩大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不愿意看到东北亚建立不受其约束的自由贸易区。美国通过拉拢日韩、打压朝鲜、遏制俄国、渗透中国等手段深入介入东北亚军事、安全与政治事务，极力扩大在东北亚的利益范围，成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另外，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尚未建立。在东北亚六国中，日本、韩国与美国分别签订的排他性的以军事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安全保障协定，使得东北亚各国难以建立真正的信任机制。朝核问题及其背后朝鲜与美国之间尖锐对峙的关系不解决，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隐患就不会消除，也就很难做到真正的合作和一体化。资本是向投资最安全、回报最高、最有市场的地方流动，是按照市场规律来发展的。所以，东北亚地区的投资，安全问题是制约因素之一。

（三）经济因素

1、日、韩、中、俄的经济重心和战略重点不在本地区。就目前东北亚区域内贸易总额来说，仍低于区域外贸易总额。日本、韩国的经济利益重点在欧美。中国虽然非常重视发展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关系，但同欧美国家的经贸往来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俄罗斯在传统上和现实中都是所谓的欧洲国家，俄罗斯东部又是人口稀少、资金缺乏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显然，其战略重点不在东北亚。蒙古和朝鲜经济规模很小，很难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2、东北亚地区各国经济体制不同，经济水平差异巨大。我们必须承认，国与国之间经济体制的不同，会导致经济政策的不同，经济政策的不同必然会影响经济合作。但我们也应看到，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中、朝，在改革中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俄、蒙也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这就会使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逐步趋近，向着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向迈进。

东北亚各国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还有新兴工业化国家乃至转型国家。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例，2005年中、日、韩、俄、蒙这5国的名义GDP分别为22，288亿美元、45，059亿美元、7，876亿美元、7，637亿美元和11亿美元。悬殊差距最大者达到4，096倍之多。而欧盟中差距较大的德国和葡萄牙不过13.6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在、墨两国差距也只有16.2倍。因为东北亚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它们通过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能够得到的经济利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又由于这种经济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政策也存在的差异，各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情与资金投入比例很难协调。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直接构成经济合作的障碍，但如果没有实现共赢的经济合作方式或模式，经济合作就难以向前推进。

3、东北亚地区尚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性区域合作机制。区域经济合作的直接原因是资源优化配置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率。但能否实现有效合作，其深层次原因却是经济合作中各方竞争与合作博弈的制度规则问题。制度是降低风险并保证交易者稳定性预期的装置。从这个角度出发，区域经济合作是需要制度保证的。由于缺乏相应的组织机构作为制度性保障，导致这种松散经济合作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影响了资本在本地区的流动。

三、加强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的对策

如果说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是以贸易合作为先导，那么投资合作应该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向深层次发展的“助推器”。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进展缓慢是限制该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想把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向深层次推进，区域内各国应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投资合作：

（一）在投资互动力较强的两国之间开展直接投资活动。从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来看，区域内各国之间直接投资活动只有互动起来，才能形成活跃的经济联系。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多年来两国直接投资的实际效果和双力合一的受益程度十分引人注目，两国直接投资对韩、俄、朝、蒙各国的影响和拉动力也日益明显。九十年代以来，韩、朝、蒙和俄已把中国和日本作为主要经济合作伙伴，中日两国直接投资活动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这些国家。进入21世纪，只要中日两国能够继续扩大直接投资，就能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凝聚力，影响和带动东北亚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地区间经济合作。

（二）各国应加强政策建设，为区域投资合作建立制度基础。由于各国政策的不透明和不稳定，使本来可以在域内进行直接投资的项目改为贸易交易或转向了域外投资。日本虽然是该地区经济体制最为完善的国家，但为了摆脱长期萧条状况，国内也在进行着改革，其政策还具有不稳定性和不透明性。韩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除，经济还处于调整时期，一些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俄、蒙三国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各种政策、制度很不完善。朝鲜还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国家。我们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各国一定要加强其政策的稳定性与透明性，为区域投资合作建立制度基础。

（三）各国应积极参与东北亚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所谓次区域合作是相对于东北亚整个区域而言，在该区域内相邻或相近的数国开展小范围经济合作。目前在东北亚地区内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已经逐渐形成了环黄渤海经济区、图们江经济区、环日本海经济区和中、蒙、俄沿边经济合作带等几个不同的次区域。

环黄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主要是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近年来，三国的经济发展重点均不同程度地向环黄渤海沿岸地区转移；各国环黄渤海地区地方政府的自在不断扩大；各国环黄渤海沿岸城市的发展战略在面向环黄渤海、面向国际合作进行调整。要实现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的突破，必须加强中、日、韩三国的全方位经济合作。

图们江地区经济合作是另一个率先开展起来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图们江地区开发是东北亚6国都感兴趣的唯一项目，并且也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政府的重视，在21世纪最有可能成为东北亚地区次区域合作成功的范例，进而决定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走向。各国应积极参与图们江三角地带的合作开发，充分发挥在这一地区的当事国作用，促进投资合作在该地区的长足进步与发展。

（四）各国应共同采取一系列支持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的措施。首先，加强信息技术支持：由三国有关部门提供数据，构建内容广泛的投资数据库；成立合作组织，对符合区域发展目标的投资提供技术支持；合作开发区域内投资项目。其次，提供金融支持，建立东北亚投资合作基金；建立投资银行或东北亚开发银行，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再次，投资鼓励和投资保险支持，建立投资鼓励机制，改善投资引进国的投资环境，如取消各种双重征税和改善劳资关系等。提供投资保护，为有关投资提供保险支持，提高国内对外商投资的保护水平，签署东北亚投资保护协议。最后，放松管制以促进投资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