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合法性及其合法性资源

摘 要：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合法性是一个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及适应性的依据，政府的行为和运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它自身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民众对它的态度。所以政府必须重视自身的合法性。政府要想获得合法性，必须依靠合法性资源。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有效政绩、政治民主、个人魅力。

关键词：合法性；政府合法性；合法性资源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054-02

一般来说，当人类社会进入政治社会之后，伴随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化，以及国家和政治权力的产生，人类社会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合法性的逻辑是建立在政治分化的基础之上的，政治分化必然要求维持既定政治秩序的格局，“只有政治秩序才拥有着或丧失着合法性，只有它们才需要合法化。跨国公司或世界市场不会有合法化问题。这一点对于前国家型社会即所谓原始社会同样是正确的”[1]184。合法性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但是政府合法性不会自动实现，它的实现需要以合法性资源为手段和途径。要获得合法性资源，必须对政府合法性及其合法性资源有一个了解。

一、政府合法性的内涵

在现代政治中，政府作为民意的代表，既是国家行政职能的承载者，也是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的主体，它能否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直接关涉到其自身的存在。因此，政府也必将面临合法性的问题，合法性是一个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及适应性的依据。政府是一个具体的执行组织，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最终落实是由政府来承担的，那么政府的行为和运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它自身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民众对它的态度。所以，政府的合法性就是指拥有一定公共权力的政府组织根据政府职能规定的目标与任务，通过有效地进行自我治理和社会治理，满足社会与公众的需求，从而赢得民众的自觉认可与拥护。具体地讲，评判一个政府的合法性的标准，主要看它能否积极有效地履行其职能，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然而政府的行政行为的有效性不是永恒的，政府也会存在“失灵”的时候，当政府“失灵”时，其合法性也会被削弱。那政府在这个时候如何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性呢？从这个意义来说，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因为它给人民带来了他们应得的利益而赢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当它的作为不能实现人民的利益，甚至还带来负面影响的时候，人民能够与之达成谅解，而不起来其政权。因此，政府合法性的内涵关涉到一个政府有效运行的能力，以及当它的能力缺失时，能够积极地采取措施，提升自身的能力，而不至于引起民众的集体“失望”。

二、合法性资源的内涵

正如人体的存在需要摄入营养一样，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也必然以组织资源的获取和使用为前提。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说人体是一个自然生命体，而组织则是一个社会性的生命体，一切生命体的存在，都需要从外部获取物质的以及精神的资源。政府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公共组织更是如此。资源的概念被引入到政治学中形成了政治资源、权力资源、执政资源、合法性资源等许多衍生概念，成为政治学分析的一种重要方法。

所谓合法性资源，即是指那些可以证明政治系统统治合法性的有形的物质利益或无形的价值符号，它是有利于提高和巩固政治系统已经获得的社会尊重和信任的能量、信息和物质的总和。合法性资源的特征除了有效性和稀缺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损耗性，即一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资源在系统的运行中是不断消耗的，需要不断地追加与维护。任何一个既定的政治系统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它长治久安的重要政治文化条件和政治心理基础。政治合法性的巩固和合法性资源的获得密不可分，合法性资源的获得是巩固合法性的主要路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或政府如果不能有效地追加新的合法性资源，就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合法性危机，进而失去政治合法性基础。

三、合法性资源的类别

关于合法性资源的类型划分，最早实际上可以追溯至马克斯・韦伯对三种理想型统治类型的概括。在学术界，这个问题也是学者们探讨得比较多的问题。总体来说，合法性资源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1.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指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它构成社会意识形态中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中。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能动作用，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即政治系统可以借助于各种政治动员手段，来塑造与影响广大民众的价值观念，从而使他们认可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自觉自愿地服从国家政权的控制和管理。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认同、信仰和价值判断,是合法性资源的最深层次因素,它是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核心因素,是人们从心理和信仰对政权的价值认同,它是对政治和经济层面认同的提升。所以历代统治者非常看重意识形态资源的获取。意识形态对于公共权威合法性的巩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所说:“意识形态能够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并把政治权力转换为政治权威，而这种政治权威不仅比裸的暴力和强制来得可靠和持久，而且还能使统治阶级用最少的政治资源进行统治。与用强制手段相比，用权威手段进行统治要经济得多。”[2]78因此，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权都离不开意识形态及其所提供的合法性支持。

2.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活中人类政治行为的基本规则，是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之间普遍存在着利益和矛盾冲突，这就需要制度化的规则来进行约束和引导，否则就会导致政治行为的无序，甚至引发政治秩序的混乱与动荡。一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制度化水平越高，那么该政治系统被民众认可与拥护的程度也就越高，其政治合法性也就越稳固。此外，一套政治制度的正义性、参与性与民主性也是它赢得民众认可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一套政治制度是正义的，能够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它就会被民众所认可；如果一套政治制度能够广纳民意，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一个畅通的渠道，从而在政治当局与社会公众之间打开一个有效沟通的“话语频道”，并在制度化的体制内积极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那么它就会得到民众的自觉认同。而对政治制度的认同，能够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认同，从而获得合法性。总之，一套有效的政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合法性资源。

3.有效政绩

一个政党或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它在社会治理尤其是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效果或成绩体现出来的，这也是政治合法性最直接的一个来源。因此政治绩效的有效性与其自身的合法性有着内在的关联，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体系来说，它的合法性的建立、维护和巩固，都离不开统治有效性的支持。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M.利普塞特指出的，如果“一再地或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而“延续几个世代，长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3]56-57，因此，对于一个政治体系来说，保持一定的统治绩效是必要的，这是维护和巩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当然，政绩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呈正相关性。经济的发展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波动的、周期性的螺旋上升，任何政府都无法保证本国经济的永远进步，无论是有多长的发展周期，最终都要面临一定的衰退期。经济的发展对普通大众来说具有双重作用，它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在一段时间以后，它又会不断提升民众追求物质需求的欲望，而且还会开发出他们对新的需求的欲望，比如对社会公平与政治权利的需求。如果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不上民众欲望增长的速度，通过政绩赢得的合法性便会逐渐丧失。在政绩成为合法性主要来源的威权国家，政绩不佳则极有可能将统治者的“在职”合法性危机引向更深层次的制度合法性危机。因此，有效政绩作为一种合法性资源带来的合法性是不稳定的，必须和其他合法性资源结合使用。

4.政治民主

在当今时代，民主已经被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得到普遍承认，事实上已经成为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最好资源。对于一个政府来讲，它的民主性程度如何，也直接关系到民众对它支持与认可的持续性与持久性。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民主通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政治权利的实现，确保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最大限度地实现和协调人民的共同利益要求和利益矛盾，从而实现人民内部的团结和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发展，使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得到相应的维护与巩固。

5.个人魅力

根据马克斯・韦伯对统治类型的划分，魅力型统治的合法性是依赖于人们对具有超凡品质和独特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尊敬。“关于魅力的适用是由被统治者承认决定的，这种承认是由实际的考验――原先总是由奇迹――保障的，自由的，产生于献身于默示、对英雄的崇拜和对领袖的信赖……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承认’是一种产生于激情或者困顿和希望的信仰上的、纯属个人的献身精神[4]269-270。韦伯甚至认为，魅力是一种创造性的革命力量，“魅力在其最高的表现中，从根本上突破规则和传统，干脆所有神圣的概念。它不是让人孝敬历来就习以为常的、因此是神圣的东西，而是强制服从，还未曾存在过的，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是神圣的东西。它在这种纯经验的和无价值偏见的意义上，当然是历史的特别具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5]452。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这样的领袖人物，如丘吉尔、、邓小平等，由于他们受到人民的崇拜与尊敬而使得他们领导的政权也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与拥护。但是个人魅力作为获取合法性的一种资源是有限度的，因而也是不稳固的。因为魅力型领袖的生命是有限的，终有离去的那一天，再者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是不具有可再生性的，随着领袖人物的离去，作为一种合法性资源的个人魅力也就不复存在了。一般来说个人魅力在一个新政权刚刚建立之初对于巩固其合法性有一定的作用，随着法制的完善，它会渐渐失去其合法化的功能。“倘若魅力型的统治想把自己改造为一种持久性的机构……不可避免地要开始转入章程和传统的轨道上。”[5]460因此，在一个民主与法制日趋完善的国家，要维护与巩固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应该把侧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与制度完善上面。

参考文献：

[1][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刘钢敏，聂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