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场域\制度约束与银行业战略选择

摘要：笔者从制度理论的视角来考察银行的战略选择，以交通银行重新组建以来所经历的若干次重大战略选择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其中制度因素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并尝试性地给出一个场域－制度－战略互动模型，提供一个解释框架。

关键词：组织场域；制度理论；战略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2－0138－05

一、组织社会学关于企业战略选择的研究

(一)制度理论视角下的企业战略

关于企业战略的理论解释，最早是在产业组织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的视野之下展开的。而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理论自兴起以来，就在组织研究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并逐渐被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者关注，蔚然成为继之而起的第三大范式。这一理论现象也标志着目前对于企业战略的理解和分析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从关注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到反观企业自身的独特资源优势，重视企业战略(尤其是新兴经济国家的企业战略)中的制度因素或制度背景。

根据制度学派的观点，企业的运行不仅受到技术环境和经济逻辑的规定，同时也受到制度环境和合法性逻辑的限制。制度概念可以分解为3个要素：强制、规范、认知(Scott，1995；DiMaggio，1983)，我们可以从这3个支柱来考察企业所面临的各类制度。在制度理论的视角下，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不仅仅要受到外部市场因素和内部资源禀赋的制约，同时它也是嵌入在一个制度背景之中的，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企业的战略选择必须考虑制度因素，符合制度环境的要求，抑或主动地参与到制度建设中来。从这个角度看，企业战略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产业竞争问题、资源优势问题，更是一个制度遵循和合法性问题(Scott，1995)。

(二)运用制度理论分析银行业企业战略问题

银行业是一个政策性非常强的行业，也是一个政府和法律管制比较严格的行业，其运行与发展所依凭的制度背景较其他行业更加系统和复杂，也因此特别适合运用制度理论来进行研究。更有甚者，十多年来，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一直都在积极地推进，银行在制度迅速变迁的大环境中不断应对内外部改革的要求，主动或被动地调整其发展战略，制度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更是体现得尤其明显(刘鸿儒，2001)。制度及其变迁已经成为影响银行业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因素，对银行自身的战略选择、发展路径和经营绩效起着重大作用。从制度理论的视角来审视银行的战略选择将为我们理解和改善其战略管理提供重要的参照，本文以交通银行重新组建以来所经历的若干次重大战略选择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其中制度因素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考察其具体作用机制。

(三)组织场域与企业战略制定

“组织场域”是Hoffman(1999)提出的一个用于分析制度变迁过程的概念，它最初是指一个分享着共同意义系统的诸组织紧密联系的群体，它包括政府、关键交易伙伴、投资商、专业和贸易协会、特殊利益集团和任何对该场域有着强制、规范或认知影响的一般公众。他指出组织场域不仅是诸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它更是一个对话和协商的渠道中心。场域不是围绕共同的技术或者产业，而是围绕着凝聚各类不同目的的参与者的议题而建立的。场域随议题而兴起，随议题而消失，它是一个被议题聚合起来的组织间的社区。场域并非成员的同质体，而是分歧的对话场所，是制度间的战争，而非同质性的对话。同时，也正是场域中组织成员的变化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发生(Hoffman，1999)。

因此，场域概念要比产业或行业概念宽泛，它不仅包括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组织或者行业内有关商业伙伴，还包括与场域中的议题有关联的一切组织或个人。从这个角度看，场域成员有点类似于公司治理领域的利益相关者概念，但不同的是，场域成员是由议题聚集起来和界定的，而不是由组织或制度规定的，它具有流动性和议题相关性。

从这一概念出发的解释，多数认为组织场域界定了企业战略，组织场域的结构特性和资源分布状况决定了场域内成员各自的战略选择(Hoffman，2001)。从场域的角度来分析制度约束与战略选择以及嵌入于其中的企业，因为具有了流动性和议题相关性的特点，而具有了新的理论探讨的意义。

二、场域、制度、战略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

(一)组织场域的3个结构性维度：范围、成员力量对比、成员间交往关系

本文通过对组织场域的分析来解释制度变迁，进而分析制度约束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并认为组织场域具有三个结构性维度：场域范围、成员力量对比、成员间交往关系。场域的范围随着围绕议题的争论的兴衰而产生伸缩，其引入的成员的类型和身份也随之产生变化。场域中成员力量对比决定了它们在关于特定议题的争论中处于优势还是劣势地位，它包括成员自身掌握的资源与权力、讨价还价能力以及话语权等等。成员间交往关系则是具有不同力量的场域成员间为着各自的目的和利益相互整合重组，结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把握，我们就能比较透彻地对组织场域进行分析。

(二)组织场域、制度、战略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

在制度理论关于企业战略的研究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制度一战略二元模型。该模型认为在制度与利益的互动中，在效率与合法性的兼容与冲突中，企业战略得以形成。但这一模型的不足之处有：第一，忽视了对制度和战略的外生冲击，忽视了组织场域的偶发性和开放性对于制度和战略的影响；第二，忽视了企业战略选择的主动性和不唯一性，有一种过度决定论的色彩；第三，将战略视为一个结果，而没有考虑到战略作为原因同样对制度和组织场域造成影响。因此，制度一战略二元模型很难解释制度变迁的过程，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制度约束之下还会有各种形形的企业战略出现。

为此，作者提出将“场域”作为一个重要的主动性因素引入进来，构成一个制度－战略－场域三角模型，以此来考察三者的互动与共同演化。从组织场域的3个结构性维度来看，组织场域的变化，集中表现为场域范围、成员力量对比和成员间交往关系的变化，而制度的产生和维持是依赖于成员间力量对比和结构性关系的，因此上述三者的变化会导致制度约束发生变化，从而会导致受到制度约束的企业的战略选择集合或者“行动库”发生变化。同时，制度约束和企业战略的变化，也会反过来改变场域中的资源分布和结构特征，从而改变场域范围、成员力量对比和成员间交往关系，最终对场域有塑造作用。由此，一个制度－战略－场域三角模型将突破原来的制度一战略二元模型，更准确地描述现实中的企业战略选择行为。这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几组关系：组织场域建构制度约束，制度约束限定战略选择，制度约束塑造组织场域以及战略选择对组织场域的影响。

下面我们就通过对交通银行在银行业改革过程中的若干次战略选择的分析，探讨组织场域、制度约

束和战略选择三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三、组织场域建构制度约束

Hoffman发展了组织场域概念，并认为场域中组织成员的变化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发生。简单概括Hoffman的理论分析思路就是：有什么议题，就有什么场域；有什么场域，就有什么制度。场域的范围会随着议题的变化而变化，新的成员加入或者旧的成员退出都会对原有的场域成员结构产生或大或小的冲击，构成变革的来源。随着环境的演变，成员间力量的对比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诺斯所谓的“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之下(诺斯，1994)，原先处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可能会失去自己的优势，而原先的弱势群体的力量会得到增强，力量格局的变迁也会成为制度变迁的来源。成员间社会交往关系和交往模式的改变等会导致相互间的整合和力量的重组，改变原有的利益均衡，从而为建构新的制度提供动力。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制度约束是被组织场域所界定的：有什么样的组织场域，就有什么样的制度约束，组织场域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制度约束的性质。当然，这可能会导致有人批评这种观点为场域决定论。但从其分析的积极意义上讲，我们能够为制度分析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超越传统的交易成本的视角，在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对于制度问题的理解。从组织场域建构制度约束这一观点去考察，分析的重点将放在组织场域的结构性方面，可能提出的研究问题有：在具体的分析情境中，组织场域的范围是如何确定的?场域中的成员力量对比关系如何，具有何种相对对位?场域中的成员间交往关系如何，各自交往的模式和渠道是怎样的，在交往中的相互地位如何?。这些问题一旦提出，为我们具体分析场域中的制度约束是如何形成和建构的将具有极重要的启示，指引了研究的方向所在。这一理论上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来解读交通银行的改革过程中，组织场域是如何一步步塑造和建构制度约束的。

交通银行是国务院于1986年决定重新组建的，它作为第一家综合性银行挤进了原先主要由4大国家专业银行构成的银行业中，本身就标志着原先的场域中引入了新的力量，随着场域结构发生变化，它对制度变迁的冲击随之而来。因为交通银行是新成立的，底子比较薄，而4大银行已经瓜分完了当时的行业领域，所以既然要重建交通银行，就得保证它初生之后有一个立足之地。“为了扶持交通银行成长为一家大银行，人民银行决定打破持续了30年的规则，允许已在各专业银行开户的企事业单位同时在交通银行开户，也就是所谓‘双边开户’，从而解决了交通银行的‘立行之本’”(吴雨珊等，2007)。本来“双边开户”制度在当时并没有马上改革的必要，但由于交通银行的重建导致的场域成员的变化，使得这一制度变迁的过程获得了它独特的动力。组织场域在建构制度约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变化往往导致制度变迁的产生，“双边开户”制度变迁的案例显示出新成员进入带来的冲击效应，说明了这一建构作用的存在。

四、制度约束限定战略选择

关于制度约束限定战略选择的观点，是制度理论的核心思想。在制度理论出现之前，对于企业战略的研究主要是从技术环境的角度来予以考察，是一种技术观或者市场观，后来随着资源基础观的发展，也不过是在技术观的外部视角之外发展了内部视角，关注企业自身的资源优势对战略选择的制约作用，本质上还是一种技术观。制度理论则认为企业战略受到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制度定义了什么是可行的战略、什么是合法的经营活动、什么是可接受的逐利行为，简言之，是制度界定了企业经济活动所追求的效率，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效率。不符合制度规定的战略选择尽管有可能符合企业的局部利益和利益诉求，但却是不合法的，将受到制度的制裁，最终可能得不偿失，从而是企业战略选择所要规避的。

从制度理论出发来分析战略选择，并不是说制度约束就完全决定了企业的战略行动，也不是说我们只看到制度因素对于战略决策的影响――事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但如果我们仅从经济角度、产业组织角度去理解企业战略，那就必然面临很多不能解释的现象。为此，一种制度理论视角的企业战略分析就成为必要。根据笔者对于制度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制度对于战略的作用，即：制度约束限定战略选择。这里说的“限定”意思是说，制度约束了企业的战略选择集，使得企业只能在一定的选择集内去考虑可行的战略，而其他的战略虽然或许有助于企业达到其目的，但未必是为制度所许可的，从而是不可行的。此外，制度还在另一方面约束着战略选择，这就是制度中的认知因素对于企业的作用。制度为企业提供一个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框架，企业的认知也是局限于制度之中的，因此这一认知机制也具体表现了制度对于战略选择的限定作用。由此，这样的一种理解就不是一种决定论的视角了。

在交通银行的多次战略选择中，都可以看到制度约束的作用。在重建之初，交行获得国务院和中央银行的许可，实施了混业经营，以建设综合性银行为战略选择。但后来随着1992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秩序混乱，中央整顿金融秩序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在制度上强化了分业经营，并通过1995年颁布实施的《商业银行法》而得以正式确立。为此，交通银行不得不改变其既定战略，放弃了混业经营的模式，与旗下的太平洋保险公司和海通证券“脱钩”，重新聚焦传统的金融业务。可以说，制度约束对交通银行的混业经营战略的作用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制度约束牢牢限定了企业的战略选择，对于银行业这类监管较为严格的行业来说，制度约束的作用更为突出。

五、制度约束对组织场域的作用

不仅组织场域建构制度约束，制度约束反过来也会对组织场域产生作用，维持或者改变场域的结构。首先，场域本身就是嵌入在更大的制度背景之中的，制度决定了场域成员的初始位置与初始资源和权力配置，而且场域作为对话和协商的渠道本身就需要制度予以支持，否则无法成为一个可运转的渠道。场域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和社会交往模式也是有其制度背景的。一旦某一制度在场域中获得中心地位，整个场域就会围绕着它而建构起来，没有制度作为基础，场域及其成员就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结构，场域成员之间的互动、合作与冲突最终也要通过制度而固定下来。制度是场域的抽象化和概括化，场域则是制度的具体化和动态化。

其次，排除既有的制度背景之外，场域所建构出来的制度同样也会影响场域自身。任何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一种惯性或者稳定性，不会轻易地发生改变，这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被称为“路径依赖”。制度一旦建立，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场域及其成员也不得不对此产生依赖，从而受到制度的约束与反作用。因此制度与场域之间具有着辩证的互动关系，居于中心地位的制度对场域及其成员具有很大的塑造作用，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制度则难有这种影响。但是，一旦时机成熟，这种边缘制度也能得到生长，甚至有

可能取代原来的制度而获得中心地位，这也是所谓制度变迁的一种形式。考察这种制度对场域的反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能进一步揭示出场域与制度相互之间的复杂的依赖关系，以及制度及其变迁过程的复杂运行机制。

以交通银行为例，在未实施严格的专业经营制度的情况下，各专业银行纷纷在不同程度上通过不同渠道涉足其他金融业务，“大量银行资金通过国债回购、同业拆借进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导致199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经济泡沫”(吴雨珊等，2007)。各银行业纷纷开办自己的各种经济实体，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发生改变，场域成员间关系开始出现变化，由此导致金融秩序混乱，进而促使中央加快了完善分业经营制度的步伐。这一制度变迁使得我国的银行业出现了一次银行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大潮，场域内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关系在制度约束下再次发生改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被分离为三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各自分开监管，除了极少数企业以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不得混业经营。从这个角度看，场域结构是依赖于制度结构而存在的，哪怕这个制度结构本身也是由场域自己产生出来的。

六、战略选择对组织场域的影响

制度约束对于维持和改变组织场域产生作用，具体的某个企业的战略选择同样会对组织场域产生影响。任何企业都是在组织场域中生存和发展的，其战略选择自然不仅影响自身的活动，也会对场域中的其他成员产生影响，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还可能作用于整个组织场域，改变其结构，这是企业相对于组织场域的能动性的一面。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有可能引入新的商业伙伴，增强自身的实力，实现自身的经营目标，这样就改变了场域的范围。企业的战略选择也可能改变场域成员间的力量对比和交往模式，从而场域成员间的格局会随之而产生变化。总之，企业战略选择不仅是被动地适应组织场域和制度约束，而是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场域的建设中来，微观的企业战略选择将对宏观的组织场域产生影响。

在此也必须指出，微观层面上单个企业的战略选择对于宏观层面上的组织场域的变化所起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作用很小。只有在关键性的历史机遇期，这种战略选择的影响才会得到放大，从而产生明显的效果。不过，许多场域成员之间的战略选择之间的共同作用对于组织场域的塑造和发展的作用就很可观了。毕竟，这些诸多成员之间的活动就是组织场域本身，就是组织场域的活生生的体现。一个个的单个企业的微观战略选择相互影响，相互刺激，最终会在宏观层面上集结――或者用西方学者常用的术语“凸现”――而成一个组织场域的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战略选择对于组织场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还是指导我们考察组织场域的一个重要思路。

为尽快获得资本金，尽早实现重建，交通银行采取了一种创新的方式――两级法人制，“即在地方政府、企业与中央共同出资组建分支机构的股份制形式下，总管理处与分行均为独立法人，实行两级管理。……这些举措，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筹办交通银行的热情”(吴雨珊等，2007)。在当时重起炉灶的情况下，要想尽快把交通银行重建起来，实施这种两级法人的战略是一种捷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战略选择在当时是一种创举，而且还将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第一次带进了银行业的所有者行列，而不再是原来的四大专业银行一统天下的格局。组织场域中引入了新的成员，银行与政府、银行与企业的交往关系也有了新的模式，这对于交通银行乃至整个中国的金融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在特定的情况下，会从一个微观层面影响到宏观的组织场域，给其带来结构性变化。

七、结论

通过以上对交通银行在银行业改革过程中的几次战略选择的案例考察，我们对组织场域、制度约束与企业战略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场域－制度－战略互动模型来综合此前的分析，并将其整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之中，如下图所示：

在这个模型中，组织场域对制度约束产生建构作用。制度是从场域中凸显出来的，是场域中三大结构性要素――范围、成员力量对比和成员间交往关系――积极作用的产物，这三大要素塑造着场域中的制度，它们的变迁也会推动制度约束发生相应的变化。制度约束一旦形成，就会通过合法性机制、模仿机制等制约企业的战略选择，限定其选择的集合，影响企业在市场中的具体经营活动。此外，制度约束和战略选择也会对组织场域产生影响。通过制度和战略的作用，组织场域的范围、成员力量对比和成员间交往关系都会受到影响并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导致整个场域发生变迁。经由这样一种反馈的路径，场域、制度与战略三者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紧密互动，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实现各自的生产与再生产，并在微观的企业活动和宏观的环境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本文提出的场域一制度一战略模型为制度理论的企业战略研究提供一个初步的解释框架。

当然，这里只是给出的一个粗略的模型，三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具体运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人和细致地考察。比如说，组织场域通过哪几种方式可以影响到制度约束?制度约束除了常见的合法性机制之外，还可以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到组织场域?企业的战略选择是如何集结起来形成一股塑造和改变组织场域的力量?这些都是以后可以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过程中，场域、制度与战略三者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限于篇幅，不能对此一一分析。这里提出的初步理论框架是为了运用制度理论更深人细致地考察企业战略问题做出的尝试，也是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做一铺垫。

参考文献：

鲍威尔，2008，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鸿儒，2001，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诺斯，199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吴雨珊，王海明2007，变革二十年――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业嬗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