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非常眼力

预测中国如期恢复联合国席位

1969年10月，被“战备疏散”到湖南，直到1970年7月16日才从湖南回到北京。在近300天几近流放的日子里，尽管条件极为简陋仅靠一台收音机获取信息，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对国际问题的思考。

正是长期对国际形势进行研究、科学分析，使提早预料到了，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个“没有想到”的胜利。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在会谈中，基辛格告诉：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在向汇报此事时，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10月20日，经美方提出和中方同意，基辛格一行飞抵北京与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当晚9时许，召见、、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等人。十分关心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问道：“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说：“大概他认为美国的提案稳操胜券。”毛问：“联合国哪天表决?”时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的章文晋说：“估计10月底、11月初进行表决。”毛问：“基辛格哪天走?”说：“10月25号上午。”毛说：“联合国的表决不会那样晚。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的提案。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显然，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但心里没底。“今年不进联合国”的言外之意就是“今年进不了联合国”。

10月26日晨8时，双方会谈结束。同基辛格共进早餐后陪同他到首都机场。“空一号”起飞后不久，派驻机场的人跑来向报告说：“外交部值班室来电话，说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说：“刚才基辛格在汽车里还对我讲，美国的提案肯定能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中国进合国还得再等一年。美国总统专机配备最先进的通讯器材，基辛格这时也一定会知道这个消息，不知他作何感想?”

其实，中美会谈与中国加合国一事，早有思想准备。在1971年6月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国际关系作出如下研判：“美国为什么这样急于要和我们谈判呢?当前世界是美、苏两霸在勾结，在争夺。苏、美内外交困，它们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和中东，但对欧洲、中东的事，我们目前还管不着，它们在那里互相挖墙角。在东南亚，美国的处境日益困难，特别是印支撤兵问题……没有中国参加不行。在这个问题上它有求于我们。这可能是美国要来谈的第一个问题。”谈到第二个问题即美国阻止中国进合国一事，分析说：“估计美国在今年联大可能遭到彻底失败。这迫使尼克松见风使舵，企图用先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方式来解决。如果能够解决，中美就可谈建交的问题。这样一来，中国进合国的问题，对美国来说是不成问题了。从尼克松个人来说，从东南亚‘体面’撤、解决、同中国建交，将使他可能重新当选总统，对他是很有体面的。同时，他还想利用中国来压苏修，便于他解决欧洲和中东的问题。”(范硕《在非常时期》，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判断美苏事动向

1971年9月事件后，重新主持中央委日常工作，他一如既往的注重对外尤其是美苏队动态的研究。

1973年2月26日，在召集总参谋部有关部门研究苏联事动向时说：“苏联的事战略方向是向东还是向西?看来它的重点还是在欧洲。说他们是‘声东击西’。你们论证一下。另外，有没有可能是‘声西击东’?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来看，苏联的实力是在欧洲。不论是‘声东击西’或是‘声西击东’，它要具备哪些条件?你们研究一下。据外电报道，苏联将在1975年开始向我进攻。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从时间、方向、条件几个方面分析，我现在还看不出它有同我们打仗的条件，美国需要与中国和缓，中、美、日和缓就逼着苏联向西扩张。苏搞了孟加拉，又想搞俾路支(巴基斯坦旧省称)，还有我国的台湾。中国很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它敢打我们吗?要注意研究情况。”

同年7月13日，他在委办公会议听取事科学院汇报《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与苏美两霸的战略动向》时，再次提出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打不起来的观点：“斯大林说过，发动战争要有巩固的后方。苏联国内不巩固，民族有矛盾。它要发动战争必须具备政治、经济、事、社会等条件，它是有困难的。”“美帝打越南战争，对一个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小国家，它都打不下去，最后只好撤兵，夹起尾巴走了……连越南都打不赢，还打中国?”(《事文选》，解放出版社1997年版)

的秘书回忆：“当时我很为他担心。我想：您在‘’中曾被打成‘’的干将，这些历史教训您为什么还不牢记呢?您怎么还敢对战争爆发的方向和时间这类大问题再作研究呢?此外，说的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这已是个结论，而您还让有关部门进行论证，是否合适?二是，当前全党、全、全国随时准备打仗的弦绷得很紧，您却讲打不起来，这是否与中央精神一致?我讲完之后，首长笑了，他表示，这是根据事实并通过科学分析判断出来的，你不要担心。最后，叶副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凡事我们都要注意实事求是，坚持唯物主义；只有坚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你的思路才能开阔，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能看准问题。”(王文理《革命的胆略 求实的作风》。载《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秘书的担忧与周、叶挨批

秘书的担心是有道理的。1973年党内高层政治斗争依然十分微妙。势力急剧膨胀的集团，一直千方百计在寻找攻击、的机会，而对两人处理中美关系的相关问题已经表现出不满意的“政治表情”。

1973年11月，基辛格又来华。周、叶与他进行多次会谈。谈到，基辛格的暧昧态度令不快。听到不实汇报，认为、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根据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21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和。

1973年下半年，对和在中美会谈中的不满，是否与上半年提出与在相关国际问题上看法的不同有关呢?也许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仅仅是时间的先后关系，但是这种对问题的不同认识，应该是受到批评的一个间接原因。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