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提高广东利用外资质量的一个宏观视角分析

摘要：本文根据广东省1979-2004年FDI流入和国内投资额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FDI对国内投资的ADL模型，考察FDI与国内投资的长期均衡关系。结果表明，FDI对广东省当期国内投资有挤出效应，而对滞后一期的国内投资有挤入效应，长期来看，FDI对该省的国内投资有比较明显的挤入效应。本文还针对FDI对该省国内投资的不同影响进行原因分析，提出了强化挤入效应、弱化挤出效应，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FDI 挤入效应 挤出效应 利用外资质量 溢出效应

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的认同，但随着其流入规模的扩大，一些负面影响逐渐引起广泛的关注，政府开始不再盲目追求外资流入的规模，而越来越重视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从宏观角度看，利用外资中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是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问题。Borensatein(1998)等实证分析认为FDI对69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Crowding in)。Miao Wang(2004)分析了FDI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国内投资的影响，若不考虑滞后效应；FDI对发达国家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而对欠发达国家则呈中性效应；若考虑滞后期的累积影响，FDI对发达国家国内投资的影响是中性的，对欠发达国家则产生了明显的挤入效应。国内研究方面，杨柳勇等人(2002)采用我国1985～1999年数据进行分析，得出FDI对中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结论。王滨(2006)根据1993―2004年的相关数据得出了FDI对国内投资并未产生挤出效应的结论。地区性研究方面，薄文广(2006)采用1985―2003年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FDI的挤出效应比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加明显。

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利用外资比其他省份先走一步，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进入。据统计，该省实际利用FDI从1979年的0．3亿美元，上升到了2005年的123,6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4％左右，多年来一直居全国首位。FDI的流入对国内投资是否产生影响?FDI是挤入了国内投资还是挤出了国内投资?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强化挤入效应、弱化挤出效应、以提高利用FDI质量?本文以广东省FDI与国内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FDI与国内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

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的影响，从宏观效果来看，表现为两种相反的效应：挤入效应(crowdingin)和挤出效应(crowding out)。如果FDI的增加引致当地投资的增加，说明FDI的流入带动了国内投资，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反之，如果FDI的增加导致了当地投资的减少，说明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国内投资，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一)FDl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

1、FDI的关联效应带动国内投资的增加

出于资源配置和成本节约的需要，FDI企业通常会在东道国选择供应商、销售商和服务商。一些当地企业为FDI企业提供成品销售和售后服务，由此带动了下游行业的发展FDI企业在当地的一些采购活动也同样促进了其上游行业的发展，尤其是一些对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和服务有特殊要求、自身发展与产业链各节点企业的配套能力密不可分的先进技术企业。可见，FDI的关联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前向和后向产业进行相应的投资。

2、FDI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带动国内投资增加和国内资本生产率的提高

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发生：第一是当地企业通过仿效FDI企业的某些先进技术而提高生产效率；第二是来自FDI的竞争压力，迫使一些当地企业不得不采用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或加大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以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第三是来自人才的流动，FDI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往往会把FDI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营销方式带到当地企业。

(二)FDl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

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通过其与当地企业的竞争关系产生。这种竞争体现在三个方面：要素市场的竞争、产品市场的竞争和投资机会的竞争。显而易见，对东道国发展已相对成熟、竞争相对激烈的行业而言，国内企业对这些行业的生产要素需求本来已比较旺盛，产品市场相对饱和，投资机会也相对有限，如果FDI进入这些行业，与国内企业相比，它们通常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享受优惠的政策待遇，占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从而减少或取代国内本将进行的投资。相反，如果FDI进入的是国内发展相对落后、国内企业不愿进入或者无能力进入的行业，则与国内企业的竞争不激烈，挤出效应相对较弱。

二、广东省FDI与国内投资概况

广东省实际利用FDI从1979年的0．48亿人民币，上升到2004年的828．64亿人民币，年平均增长率约24％。外资流入的快速增长对国内投资有没有影响?从表1来看，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FDI与广东省国内投资是同步增长的。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FDI流量稳中略增，而国内投资增长速度加快，二者差距开始不断扩大。

而从图2来看，1995年以前，实际利用FDI的年增长率大体上超过国内投资增长率，且国内投资额的变化基本上滞后于FDI流量变化。说明这一时期FDI成为广东省国内投资的重要带动力之一。90年代中期开始，FDI与国内投资变化步调大体保持一致，并无明显滞后现象。

下文我们将运用上述数据，对广东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便更深入地分析其对国内投资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计量模型

本文选取1979-2004年广东省时间序列数据，建立FDI对广东省国内投资的ADL模型，对FDI在该省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实证检验。

由于分析的对象为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所以，两者统计口径的相似度越高，检验的结果将越符合实际情况。国内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国内总投资的替代变量，但该指标与FDI在统计口径上有两点重要差别：第一，该指标统计中不包括50万元以下的投资项目；第二，不包括专利、软件、地质勘查等无形固定资产的投资。而FDI的统计中是包括这两部分投资的。总投资另一可选的替代变量是固定资本

形成额，该指标是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基础上作一定调整得出，它包括了上述二项投资，因而在统计口径上更接近FDI。而且，我国现在实施的2002年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1993年颁布的、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共同编写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的，该核算体系指出：投资是指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固定资本形成又包括有形固定资产和无形固定资产。因此，本文采用固定资本形成额作为投资总额，以固定资本形成额减去FDI作为国内投资的替代变量。

本文涉及的变量有DI、FDI,lnDI、lnFDI，其中FDI为广东省各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DI为广东省国内投资额。样本空间为1979―2004年。lnDI、lnFDl分别为DI和FDI的对数形式，取对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相关检验和分析均是运用Eviews3．1软件计算。通常认为影响一国或一地区投资的还有国民生产总值、利率水平、工资水平，但由于上述几个宏观经济变量与本文的研究目的并不紧密，我们仅建立FDI与DI的二元回归模型。

(二)平稳性检验

如果用于回归分析的时间序列非平稳，很可能会造成虚假回归，即使是毫无关系的变量之间，也可能产生很高的t值和可决系数R。因此，我们采用ADF方法，以95％为显著性水平，对lnDIt和lnFDI，进行单位根检验。对于lnFDIt，剔除自回归方程中t统计量不显著的趋势项，ADF值为－0．914，大于临界值，因此该变量非平稳；继续对其一阶差分变量lnDIt进行检验，其ADF值为．3．3 1 4，小于临界值，因此lnDIt是平稳的。据上分析可认为lnDIt是一个一阶单整过程，即ln D1t～I(1)。同理，ln FDI，亦为一阶单整过程：lnFDIt～I(1)。

(三)协整检验

虽然上述两变量均非平稳，但同阶单整的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我们选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ln FDIt和lnFDIt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此二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描述如表2。

(四)回归模型及结论

lnDIt与JnDI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二变量之间存在真实可靠的长期均衡关系。我们建立从1nFDIt到lnDI,的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并且根据AIC准则对模型中变量的最大滞后期进行判断。不同ADL模型的AIC值如表3所示。

根据AIC准则，我们选取A1C统计值最小的ADL(l，l，l)模型，并进一步考察其自变量的t统计值显著性和残差的自相关性。由于自变量中包括了因变量的滞后项，检验一阶自相关的DW统计值失效，在此采用LM方法对回归方程的残差项进行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检验。OLS回归ADL(1，l，1)模型结果如下：

模型的可决系数高达0．99，拟合程度相当好。LM检验说明残差项不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模型基本通过检验。

将上述，ADL(l，l，l型中lnDI和ln FDI的系数分别进行合并，lnFDIlnDl与的长期均衡关系为：lnDI=2．54+0．46lnFDI (2)

从回归方程(1)来看，国内投资与当期FDI呈反方向变化，相关系数为－0．23。FDI每增加1％，将使广东省当期国内投资减少0．23％，FDI对当期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滞后1期的FDI则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效应，系数为0．29，第t期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t+l期的国内投资增加0．29％。

从回归方程(2)来看，由于示范效应、溢出效应等长期效应的存在，长期内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FDI每增加1％，国内投资上升0．46％。

四、结论的分析与政策启示

(一)广东省FDI对国内投资影响的原因分析

1、短期内的竞争效应

FDI对广东省当期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我们认为主要是竞争效应所致。广东省国内投资以轻工业为主，引进外资的行业结构也以制造业、尤其以劳动密集型的日用品轻工业为主。2004年该省制造业实际利用FDl73．25亿美元，占实际利用FDI总额的73％，签订引进外资项目5,935个，占项目总数的71％。这种内、外资金投向的重叠，使FDI的进入减少了国内投资原来应有的投资机会。其次，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裕，FDI与国内投资在要素市场上的竞争并不激烈，但由于生活必需品等轻工业产品的替代性很强，市场规模相对有限，所以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相对于国内企业而言，资金雄厚、技术较为先进、管理经验较为丰富、又享有优惠政策的FDI企业在竞争中占有十分明显的竞争优势。因此，国内投资对外资的进入在短期内是比较敏感的，FDI每增加1％，国内投资即减少0．23％。

2、中期内的关联效应

FDI对滞后1期的国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正，说明FDI的关联效应要有一定时间才能逐步发挥出来，使总体呈现挤入效应。外资的进入及其生产的发展会逐渐对当地的产业配套形成一定的要求，从而引致其上游产品和下游服务等国内投资也有所增加。这种关联效应在中期内带动国内投资的增加，从模型(1)来看，其传导时滞为1年。

3、长期内的溢出效应

从与国内投资的长期均衡关系来看，在足够长的时期内，其对国内投资的挤入作用是比较明显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在长期内关联效应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上下游配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新兴关联产业的出现都增加了新的投资机会。如广州、深圳建成的规模较大的软件园区，形成了配套能力很强的新兴关联产业。其二，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虽然导致一些效率低下的当地企业被挤出了市场，但在长期内却可以促使在市场上存活的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挤出效应的负面影响。其三，通过FDI企业的示范作用和技术溢出效应，当地企业通过吸收、消化和创新等活动提高了生产效率，有能力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

(二)对广东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政策启示

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广东的FDI对当期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挤出的强度虽不大，但仍需引起足够的重视；中期内对国内投资

产生了挤入效应；长期看挤入效应更为明显。但根据国外学者的一些研究结果看，广东的FDI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还是比较弱的，如前文所述，Brensztein(1998)研究了1970-1989年OECD国的FDI对69个发展中国家国内投资的影响，结果是FDI增加1美元导致国内投资增加1．5―2．3美元。所以，本文实证结果的政策启示是：强化FDI挤入效应、弱化其挤出效应、对广东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建议：

1、充分认识增强FDI提高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关键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一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如果经济增长动力更多的来自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型的。我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重点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由过去更多地依靠要素投入增加，转向更多地依靠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在现阶段，广东应更重视通过强化FDI的挤入效应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因为FDI的进入不仅仅可以带动国内投资的增加，还可以通过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作用，从而有利于广东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扭转FDI投向高度集中的状况，弱化FDI的竞争效应

长期以来制造业集中了广东省70％以上的FDI，而服务业所占份额仅20％左右，导致产业间增长不平衡。服务业内部利用外资结构也不尽合理，FDI较多集中于交通运输、餐饮业和商务等传统服务业上。以2004年为例，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仅占全部服务业引进FDI的10％。分析表明，当FDI进入欠发展产业，较易产生挤入效应，相反，则更易于引发挤出效应。90年代中期前，由于制造业尚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FDI对国内投资的竞争效应很弱，但随着省内制造企业的逐步成长，竞争效应日趋明显，如果广东省FDI仍继续集中在发展比较成熟的制造业，则会挤占国内资本的投资机会和市场。与制造业相比，广东省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比较缓慢，2004年该省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6．8％，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48％的平均水平。因此，调整利用外资政策，不再向一般制造业倾斜，引进优质的服务业FDI，优化外资的产业投向，将有利于弱化目前存在于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其次，目前国内与国外服务业在质量与效率上的差距依然很大，FDI投向国内服务业可能发挥更强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第三，有利于抓住目前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优化广东的产业结构。

3、在制造业应重点引进技术含量高的大型项目，增强技术溢出效应

目前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平均规模相对较小。2001―2004年各年项目平均合同外资额在300万美元以下，FDI的技术含量和研发功能总体不高，技术溢出作用也就十分有限。对发展已比较成熟的制造业而言，FDI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促进国内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培养自己的品牌和核心竞争力。因此，要根据形势发展，不断修订协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引导FDI流向技术含量高、知识密集的、溢出作用强的先进制造行业。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技术溢出要受到FDI企业意愿的限制。因此，在从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是促使跨国公司使用和转移更先进的技术的重要因素。4、适应广东省区域发展的差距，引导产业梯度转移，优化外资投向区域结构

FDI为了降低投资配套成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通常集中在其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如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FDI的这种投资布局将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产业布局的不平衡状态。在广东FDI的区域结构不平衡的现象相当突出，FDI高度集中于珠三角地区的格局，拉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局部竞争效应的加强。广东省应该用好用足国家关于鼓励FDI投向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制定明确的分类指导计划。对于山区和东西两翼，应加快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条件，加强投资软环境建设和人员培训的工作，重点集中在承接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资源密集项目的梯度转移上，为已进入广东的FDI提供新的发展路径。同时要提高珠三角地区FDI的准入门槛，实现与欠发达地区的错位发展，建立珠三角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FDI转移对接平台。FDI投向的区位结构不平衡的调整，将有利于缓解珠三角地区FDI规模大幅度增长后部分资源短缺、成本上升带来的挤出效应。

5、积极引进产业关联度高的FDI项目，有效带动前向后向的辅投资

关联度高的FDI项目的进入，有利于培育与其相关的行业发展，形成有效的产业关联和聚集效应，有效带动前后向辅行业的投资。尤其是一些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群，如，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这些产业的关联系数很高，能为国内投资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广东应该注意为新兴的关联产业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政策支持、融资便利、针对性的人才培养培训、产业生态环境的完善。这些政府导向和政府服务将会进一步强化FDI关联效应和溢出效应。

总的来说，作为我国引进FDI规模最大的省份，当前广东省应把利用外资工作的重心放在提高质量和水平上。强化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弱化其挤出效应，将对广东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作者：

邵学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