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或陌生老者

一

我又看到了他们，或听到了他们。一群老年男人，在一大堆夏天的清晨中。

阳光还在半醒状态，或者说还没有完全从东边的那片密林上空升起。那是一大片白杨林，几十亩之大，摆在县城的东郊，像一张还没有完全被城市确认的荣誉证书。我曾到过那片林子，也是一个清晨，里面混迹着一些牛，黄牛和水牛。对于一个陌生者的到来，它们只是轻轻抬起了头。困惑的目光，短浅得如同它们嘴里正在嚼着的几棵青草，然后又继续低头吃草，仿佛这个世界里，只有这片林子里的草，才是它们胃中的填充物。林子里也有一些鸟，藏在高高的树梢上，几乎看不见，如果不是它们不太响亮的叫声，我还以为这片巨大的林子里，只有牛和我的呼吸，若有若无地伏在淡灰的空气中。其实，树林里也有一些秘密，那是我所不曾注意到的。有一些小型昆虫。它们藏在草根处，或一片落叶下面，半醒半梦地酣睡。树林东边的阳光，还没法让它们的眼睛张开。

那些老人，像一群晚年的麻雀，密度不一地歇在城东的一条水泥路上。城里只有一个体育场，里面全是青年妇女在跳清晨的舞曲，四步的节奏混杂在一些震耳欲聋的鼓点中。她们扭动肥胖的腰肢，屁股前后左右，这些肉乎乎的椭圆在音乐中释放着平时被刻意遮盖的部分。小孩子看着这样的扭动发出了响亮的笑声。跑道上，布满了各色服饰的人，很像拼图上一些零碎而动态的颜色，不停地组合，分解，再组合，再分解。老人们不适宜这样跃动的气氛，自然就选择了城东紧挨田野的路。稻田的潮气和泥息缓缓从大片田野中间传来，向这条水泥路聚集。

东三环中部的路口，丁字型，像是一个放大无数倍的钉耙。钉耙的齿紧挨着稻田，那是几条通向稻田中间的草边装饰小路。而钉耙的把手却直直通往城市的心脏，让城市为它把脉。说来，城市的迅速膨胀，田野才成了城市的近邻。以前城郊的房子和路程，现在就裹在城市的风衣中。许多人因此成了城里人，户口本上有了一个让他们兴奋的类别：城镇居民。田地不住地向外退却，就像一个远方的亲戚，被主人伤了一句，返在回家的路上。

老人们带着简陋的小木凳，或绿色的小钢管绷带椅，半新或旧的自行车放在一边。有的还带着透明的有机玻璃杯，或不锈钢杯。白色的汗衫或淡色的衬衣。有的站着，伸着双臂和腿脚，肚子臃肿地向外挺着。散了窝的麻雀一样的说话声，在几十米之外的地方就能听到，有些嘶哑、混浊和些许的霉味，在靠近的时候就会浓一些。个别人的声音依然清脆，好像未经岁月的洗磨，他可能是刚退休或离岗的，声音是年龄的另一份解说词。他们中有曾在小县城显赫一时的人物，也有一些工人、教师或公务员。他们在岗的时候，即便有这样凉爽的夏天的清晨，也绝不会有这样相融的圈子。身份界定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一种社会岗位间的距离。可退休后就不一样，都成为小县城中平等的老年居民，彼此包容，有时也善意地相互抵兑，说对方曾经的一些趣事，甚至是风流韵事。他们的话题大多从国家大事开始，然后一点一点往小里掉，不经意就滑到了一个或几个身边熟悉的人身上，最后就相互开玩笑。

他们散去的时候，水泥路上就空荡多了。路东边红砖砌的墙将一大片水稻、玉米和芝麻圈了进去。那时，芝麻正开着节节高的小白花，玉米的叶子宽大而墨绿，水稻田的青蛙常伏在田埂上，伺机吞掉一只不小心经过的昆虫。或许秋天，这儿就是一片巨大的轰鸣声，躯体庞大的现代机器日夜不停地作业，数日就会冒出向上挺起的钢筋的筋骨。

与路相连的，是一字型展开的移动公司大楼、政协大楼和正在修建之中的民政大楼。它们像三个净面朝南的人，间隔着几米的距离。与此不远，有一座建得很豪华的老年公寓，据说专收那些有钱的老年人，平时很少看到有老年人在院子里转悠。从施工的民政大楼里传出的轰鸣声，在县城的中心就能听到，人们对它的高分贝已经习以为常。高高耸立的吊车常常伸出几十米的手臂，把装有混凝土的铁框提上送下，它转动方向时，像一只笨重的巨鹰。正是这种笨重的鸟，把城市一步一步向外领。它还要把这个城市的其他部分领到城市之外的田地里。

城市似乎越来越没有了方向，没有了它以前的静穆和繁杂。它被声音所覆盖。在它臃肿的声音中，除了机械的声音外，更有暴烈的广告声，刺耳的喇叭声，粗野的叫卖声，商场连续的推销声，歌舞厅亢奋的舞曲，人们匆忙奔走的声音，自行车低小的铃声，搓麻将的哗哗声，洒水车动听的音乐，垃圾车收垃圾时播放的《兰花草》的电量不足的旋律，有些时候还有不断响起的鞭炮声，结婚的礼乐。另外还有一些声音，是耳朵所听不到的，比如说不断发烧的电流声，电缆被信息阻滞的声音，电磁波网状的声音，众多发廊无声息的肉体按摩，人们暗地的交易声。更多的时候，是一些领导不断发出的模具一样的声音，它们被成批地制作好，藏在口腔中。在这些声音中，老人微弱的声音被淹没，也可能是被消灭，即使有一些漏出来，也被其他的声音所忽略，或化成灰尘落进地缝。

老人们选择了清晨，有时候是黄昏。其实，他们选择了与其年龄相仿的退却，一点一点的，从正午退到清静的早晨或黄昏，退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给城市留有余地。

二

在小镇的街道边，我常能见到他们：一对卖饼子的夫妇，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头，年龄大约都六十多岁。他们两家的摊子相隔不远，约两三米。修车的老头，脸上常有一些不经意而染上的污渍，有时是一点黑星，有时是蒙蒙的一片――他想擦掉一点污渍反而抹得满脸都是。他的摊铺前，有一个很旧的木箱，上面的油漆已经脱尽，木头原本的颜色也被油渍抹得轻重不均，可我知道，要想把这些长年累月的油污擦净，是不可能的，它们呆在上面的时间，远远超过小镇上一些半新不旧的房子，有些污溃已经深入到木质里面，变成了木头纹理的一部分。因而，他的木箱呈现出来的，永远是一副脏兮兮的表情，和修车的老头构成了一种相当配套的搭档关系。木箱里，有大量废旧的齿轮、花盘、车丝、车链、生锈的铃和各式各样的工具。它们完全是一种无序状态，要找其中的一件时，老头就在里面不停地翻。有一次我看到他找自行车中轴上的一个螺丝，把箱子翻了遍，从上面的钳子、螺丝刀、扳手这些常用的工具开始，一直翻到最底下的那些说不出名堂的小玩意，可是还没有找到，就只好把那个木箱翻个身。木箱倒过来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看起来不大的木箱，其实容纳了很多东西。一些大小不一、生锈的铁珠子滚了一地，混乱、没有光泽，呈现出一种深度的迷失，它们似乎很清楚，自己是作为有点用处的废品而存在的。他找的时候，眼睛微微地闭着，仿佛是为了调整一下眼睛的焦距，那种感觉像是一束微弱的光线吃力地穿过一片涂有厚厚灰尘的玻璃。他有些力不从心，叹了口气，弯下的腰轻微扬了扬，用手捶了捶，然后又继续在一大堆杂物中寻找。木箱旁边，靠有几辆旧自行车，有的干瘪，有的胀起。它们是一些不经意的符号，告诉过往的人， 它们在等候，等候有人把它们取走，或者仅仅是等候时间一天一天地过，也似乎有一种暗示：希望再有一些同类加入其中，以扩大它们的阵容。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的确构成了修车老头的有力帮手，帮他拉住一些自行车，并让它们停在他的车摊旁。镇上修车的摊子有几个，老头的生意还算过得去。

老人的手粗糙，有很大的裂口，黑黑的污渍填于其中，很难洗净。他吃馒头时，就有一种鲜明的对比：白白的馒头，黑黑的手。他已经习惯了，习惯了这两种颜色缠绕在他的生活中，或许他对这种鲜明的对比已经麻木。他的额头有多条皱纹，就像他木箱里的那些废旧的车丝，将他曾有的生活以缩写的方式刻在脸上。他的背好像有点弓，和许多老人一样，岁月搭在背上的那根铁丝，在时间中风化，渐渐坠成了浅浅抛物线的形状，就那样留在了身体中。

卖饼子的夫妇，围着不太干净的围裙，男的双手常常在搓一大团面，或把和盆子一样大小面团撕成小块，再在宽大的木案上揉搓。面团在他的手里很快就变得光滑、瓷实，像是一层瓷釉的表面。冬天风吹来的时候，他的大油桶做成的炉子就冒出了淡淡的黑烟，随着风向飘动，稠密不匀地经过自行车修理摊，然后再弥散到其他地方。修车的老头说，我的眼睛够麻的了，你把你那个臭炉子捅好不行?卖油饼的老头回敬到，你是啥球眼睛，经不起一点烟熏，摘下来喂狗去。一些讪笑中，又归于平静。

自行车摊的污渍之味和油饼的香味混杂在一起，在小区域的空间中搅拌着一种别致的味道。有时候，不知油香的味道多一些，还是废铁旧污的味道多一些，它们最终是对峙少了，宽容多了，相互掺杂。也许，买油饼吃的人，会觉得里面有一些旧自行车的油腻味，而把修好的自行车骑回家的人，也会觉得自行车上有一种淡淡的油饼的味道。这样的事在小镇上常有。卖豆腐的摊子和修鞋的摊子一前一后，并没有什么不和谐，各行其是罢了。

摊铺的表情构成了小镇表情的一部分。春天时有一点容光焕发；夏天时汗流满面，酷热，仅有一把破旧的遮阳伞；秋天凉丝丝的，有一些稻草味；而在冬天，就露出了事物的本质。风从镇的石桥上吹来，夹杂着桥下垃圾的腐朽味和汽车过后的灰尘，或轻或重地落在小镇的各条皱纹里，堵塞着它的一些呼吸器官。那两位老者，在冬天眼睛就眯得更深，眼缝越来越窄，眼角也常挂着一滴没有落下的眼屎。鼻子上常有一些鼻涕，手有些红肿，脸上少些血色。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回家休息，他们说，晚年不保啊，离村后的那个地方还远呢。我知道，他们所说的村庄的那个地方，是一片坟地。

三

我在家乡的小路上碰见他时，他刚出院几天，仅有两根手指的左手，轻轻依附在身体的一侧，就像一个受伤的孩子，依偎在母亲温热的身体下。本应五个人的家庭，三个人却永远空缺了，而它们是骨肉连心的。这只手伸出来，指着小溪那边一个冒着烟、噪音巨大的场子，我立刻就感觉到了，这只手所指认的方向，开始变得迷离和空荡。

小溪那边，是一家小型私人塑料回收加工厂，轰鸣的机器音像一群没有管教的野狗，整日张着黑黑的口，反复扑咬小溪两边的村庄和村庄上方的天空。就在一个月前，塑料加工厂发生了一件事：正在机器上检修的一位六十多岁的男人，被疏忽的女工合上了电闸，皮带轮压断了三根手指。血像一张写满了字的事故说明书，瞬间溢了出来，随着皮带轮的快速转动，机器的轮轴上、挡板上溅得到处都是。所有在场的人都愣在那，表情凝固成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整个车间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停顿和空白，继而是惊慌失措，不知道这样的伤情，应该送往哪家医院，甚至不知道那三根断了手指落在了何处。这样的事情在乡间常常发生：当医生为病人做接指手术时，病人的陪同人员却不知道断了的手指身在何处。也许，这三根断指瞬间滚进了塑料加工带中，变成几颗没有任何性别可言的塑料颗粒，然后又被装进外表整洁的塑料袋中，运往某一处城市的塑料制品厂，再变成人们家里用的塑料盆、碗或水瓢之类的东西。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不到十天的时间，三根断了的手指在熔化、冷却的机械能中，被转化成一种冷漠的器具。可我知道，这三根从一个人身体上离去的手指，瞬间变成三个感叹生命的符号，镶嵌在痛苦的记忆深处，再也无法擦掉。不管他获得多大的赔偿(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赔偿)，他后半生伴随着的是两根仅存的手指，是一双形同虚设的残缺之手。是否有人把他当天所挣的工资和他后半生的艰难联系起来，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失衡的比例!当这两根手指与他以后几十年的时间形成一种巨大的对比时，他的心里会有一种怎样的滋味?去年这个加工厂也发生过诸如此类的事件――一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工人在场上收拾废旧的塑料袋时，被一枝有处的高压电线电击而亡，赔了几千块钱后，一切又恢复了以往的嘈杂面孔。老板在当地是很有势力的人，既是厂长又是村长。一个人的生命，在乡下是没有多少重量的，尤其是在那些强权之下的地方，麻木和认命是盘旋在人们生命周围的最可怕的黑色之鸟。

小溪里，不再是往常的清清溪流，而是浑浊的、灰色的污水，溪边的小草小树上挂满了旧塑料条，像一些衰败的生命的图符，刺鼻的气味常在老远就能闻到。在这样的气息中行走，我常觉得身体上有一些无名的瘙痒，而我的村庄，许多人的村庄，成天在这样的气味中浸泡、呼吸，进行着日复一日的新陈代谢。

四

在去学校的路上，我又遇见了父亲――一个退休多年的人，依然在清晨六点的时候，沿着曾经去学校的马路散步。他灰白的头发，常常让我想起路边不停落下的白杨树的叶子，它们憔悴、枯黄，生机尽失，唯独落下的时候还能给人一些飘扬的诗意。父亲走在这样的叶子间，我似乎听到了一些低微的叹息。

作为历史教师，他一生走过的路不停地在历史书中重复，从史前到现代，再回到史前，像一辆没有期限的公交车，不停地在这些时间点之间回复往返。这中间可能有一些跳跃，越过一个或几个朝代，把一些事件捆在一起，或把几个朝代的一些细节一一展开。让它们平晒在光下，或在雨水中清洗，都是可能的事。当然，现实中这样的事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人能跳过时间的每一个空隙，或省略一些不想发生的事。父亲曾经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为哥哥捡了一个子弹壳玩，结果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反复解释这个子弹壳的来由。作为一个生活中想简化的人，这样的事他真想跳过，可是他有法跳过吗?

在一些朝代中陷落多年，仔细看看它诸多的蛛丝马迹，父亲的一生就这样在明白与糊涂之中度过了。历史是一个巨大的深不见底的容器，谁有能力把它所有的暗室一一翻遍?一个人的一生不过是一粒看不见的尘埃，它有些时候会显现出来，而大多时候却处于深度的遮蔽状态。父亲二十多岁大学毕业，就困守在无数的历史书中。他行走的脚步中，我是能听出一些朝代的痕迹的。他步子坚定铿锵的时候，我知道他的身体和内心，是与秦、唐、宋、明这些高阔的朝代的步调是一致的；步子虚弱的时候，可能是沉没在一些破碎的河山中；而步子有力却不规律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些让人泄气的朝代里，比如说清代，我听父亲说过清朝的晚期，那么多的卖国条约，就有些激动、愤懑。

在父亲过完七十岁的生日后，我就越发觉得父亲的苍老。他在家乡的小路上愈走愈远、逐渐消失在村庄周围巨大田野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作为形体上的父亲，已经越来越与土地的表面接近。古稀之年像一面苍白的幡旗不停地在我的脑中闪现。前面的路已快是尽头，而后面的路已经沓沓，一个让人有别离感的年龄。前几天，父亲打电话说，胳膊又酸困了，比过去更厉害一些。我买了几帖膏药，在一个清晨给父亲送去。父亲走在田野间的小路上，瘦小的身影像一株在冬天还未收回去的包谷秆。说话时，他的嗓音又嘶哑了一些，仿佛从开着几个旧窗口的老房子出来，碰落得满地都是。想把这些撒在地上的破旧的东西捡起来，重新拼凑归位，可能吗?父亲是一张无法重新拼凑的图画，他失去的颜色、形体、口音与路程，很难再回到他的身体和时间中。

对着常常迎面而来的父亲，我在心里说，父亲，你要慢一些走，别把自己落下了，儿子捡不起来啊。